发送GP到6666 随时随地查行情
——评张维迎教授《产权、政府与信誉》一书的观点
搜狐财经独家发起的国企产权改革大讨论已经影响到整个中国传媒界与理论界。持续三个月的讨论之后，名方争议渐平，而关于“国企如何改”的平静的、理性的思考逐渐成形。11月13日，南京地区47名专家学者举行了“深化国企改革对策研究”研讨会。这是海派经济学南京研究院自搜狐财经发起国企产权改革大讨论以来第二次组织集体学术研讨，搜狐财经再次独家发布他们的 学术观点。搜狐财经继续关注着当前的国企产权改革大讨论，我们相信通过持续的研讨，将产生出一些深刻的新的经济思想和一批有利于推进国企改革的新的对策和措施。
“无恒产者无恒心，
无恒心者无信用。
毁坏了信誉的产权基础，
限制了自由竞争，
必然导致市场秩序混乱，
坑蒙拐骗盛行。”
以上几行文字，见于张维迎教授《产权、政府与信誉》（三联书店2001年版）一书的封面、扉页和前言。张教授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这几行字，正如他自己所说，是因为这是他这本书的“核心思想”的“概括”。问题是，该书的这样一个“核心思想”究竟有多少真理性，却是大可怀疑的。
毫无疑问，在这几行字的“核心思想”里，作为立论基础的是第一句：“无恒产者无恒心”。此话出自孟子的一句名言：
“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孟子·滕文公上》
但是，这只是孟子关于这个问题的一部分思想，而不是他关于这个问题的全部思想。关于所谓“恒产”与“恒心”的关系问题，他还有另外的论述：
“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孟子·梁惠王上》）
这两段论述看起来好象是矛盾的：又是“无恒产者无恒心”，又是“无恒产者有恒心”，岂不矛盾？其实并不矛盾：前一段话是对“民”即老百姓说的，后一段话是对“士”说的。这个“士”，从宋代理学大家朱熹到当今著名学者杨伯峻，都解释为“读书人”，认为“士尝学问，知义理”。不过，从逻辑上说，作为“读书人”的“士”既然被称为“四民之首”（“四民”即“士、农、工、商”），当然是“民”的一部分，而不是和“民”相对的“士”。很显然，这里与“民”相对的“士”不应该是作为“读书人”的“士”，而应该是那个“学而优”后当了官的“仕”。在古汉语里“士”与“仕”是相通的，孟子说的“士”实际上就是“官”。孟子作为新兴地主阶级的思想家，为了巩固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一方面，主张“民”（“老百姓”）应该“有恒产”，即有一份私有财产，这样才能“有恒心”，才便于其统治，否则就会为非作歹，祸害社会；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对“士”（“仕”）也就是“当官的”来说，由于他们是读书人中的“学而优”者，懂得“仁义”，懂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而且拿着国家的俸禄，他们不是靠所谓“恒产”来保持其“有恒心”的。
可见，即使对孟子来说，所谓“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也不是一个普遍的命题，而只有其相对的意义。至于把这一命题毫无保留地搬到今天来就更不可取了。
由于“无恒产者无恒心”这一命题并无普遍意义，张教授接下来的话——“无恒心者无信用”、“毁坏了信誉的产权基础，……坑蒙拐骗盛行”云云也就失去了根据。
有人天真地认为，只有在私有制下才会有信用，才谈得上信托责任，殊不知，正是在私有制下，人们为了一己的私利而尔虞我诈，巧取豪夺。富兰克林说，“战争是掠夺，商业是欺骗”。这决不是耸人听闻。有几件事可资说明：
1720年，即在牛顿生活的年代，英国南海股份公司为了筹集资金发展海上贸易，通过资本市场发行了近1000万英镑的可转换债券。由于经营状况不佳，为避免投资者的兑现，管理层设了一个“债转股”的骗局：诓称由于公司经营有方，到年底时，公司将按票面价值的60%支付股息。消息传出，南海公司的股票就从3月的300英镑猛涨至7月份的1050英镑。一时间，整个英国都卷进了炒股的狂潮：“政治家忘记了政治，律师忘记了法庭，商人放弃了买卖，医生丢弃了病人，店主关闭了铺子，教父离开了圣坛，甚至连高贵的夫人也也忘了高傲和虚荣。”（加尔布雷思：《大恐慌》）据说，连大科学家牛顿也离开了他心爱的实验室卷进了这股狂潮。而当这个造假的内幕一经揭露，股票马上就跌到了190英镑的低价。结果，在公众的一片愤怒声中，国会将造假的董事雅各希及卡斯韦尔爵士投进了监狱，同时又匆匆忙忙地颁布了《取缔泡沫公司法》，取消了股份公司的形式。（李若山：《中译本序言》，载罗伯特·布赖斯著《按然帝国梦》，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版）
1879年，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的年代，法国一个工程师兼实业家斐迪南·雷塞普斯我了给开凿巴拿马运河筹集资金，创立了一家股份公司，向大量的中小投资者筹集了大约15亿法郎的资金。该公司为了掩盖事实真相曾以巨款向法国前内阁总理弗雷西纳、鲁维埃、弗洛凯和其他身居要职的官员行贿，成为一大丑闻。恩格斯在十多年后整理《资本论》第3卷时还以之为例补充马克思的观点（见《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97页及1048页之编者注），可见这一“巴拿马运河骗局”的影响之大，给人们的印象之深。
2001年，当人们正在迎接21世纪第一个圣诞节时，传来了美国富可敌国的庞大的安然公司因为高层领导的腐败造假而破产的消息。这件事对世界的震动甚至超过比其早两个多月的另一件也是震动了世界的“9·11”事件。美国总统布什说，“少数坏人把我们的整个自由企业制度搞垮。”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说，“我不否认，有无数人靠不完全道德的行为在商场取得成功，但我会对你们说，那只是个别情况；……”。而普林斯顿大学著名教授保罗·克鲁格曼说得更为彻底：“9·11事件没有改变世界，但是安然改变了……安然公司的崩溃不是一个公司垮台的问题，它是一个制度的瓦解。而这个制度的失败不是因为疏忽大意或机能不健全，而是因为腐朽……自由变成了欺骗的武器，市场经济本身解决不了所有问题。”（见罗伯特·布赖斯著《安然帝国梦》，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版）
看来，以为“有恒产者有恒心”，以为有了私有产权制度就可以自然而然地解决信托责任问题，实际上是一种很幼稚的想法。
如果说有恒产者未必有恒心，那么说“无产者无恒心”就更加不能令人信服了。这不仅是因为孟子当年就已经提出了“无产者而有恒心”这一命题，更重要的是，将近两千年的社会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从古及今，在所谓“仕”即“官”中，固然有不少贪赃枉法、鱼肉百姓的的贪官污吏，但是也出现了不少廉洁奉公、两袖清风的清官。过去有人说，“清官比贪官更坏”，这显然是一种偏颇之论。不管怎么说，清官所维护的是整个统治阶级的利益，而贪官所追求的却是一己的私利，由于统治阶级的利益在其上升时期和整个社会的发展方向是一致的，与被统治阶级在利益上也有共同的一面，因此即使是封建社会的清官也有其可以肯定的一面；而贪官所追求的利益却是始终是和整个社会的利益相对立的，显然应该加以否定。
至于说那些为未来理想社会而奋斗的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他们中有些人本来也是有产者，但是他们自觉而主动地放弃了“恒产”，加入了无产者的行列，他们前仆后继，不怕流血牺牲，表现了极大的革命坚定性，能够说他们没有“恒心”吗？最近中央电视台《大家》节目播放了著名科学家和工程师罗沛霖院士的事迹，其中讲到1947年时党组织由于考虑国内白色恐怖对他的威胁，同时考虑将来建设新中国的需要，决定让他去美国留学。一向成绩优异但是学习、生活却比较散漫的他，为了不辜负党组织的重托，表现得异常的刻苦和勤奋，以至几年时间头发都掉了。这种“恒心”跟所谓“恒产”有什么关系呢？同样的，在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有那么多人奋不顾身、公而忘私地艰苦奋斗，他们的“恒心”又与所谓“恒产”有什么关系？现在有一些人，他们总觉得激励机制不足，好象国家总欠了他们很多，他们要高工资、要高奖金，还要高的职务消费，有了高工资、高奖金和高的职务消费，还不满足，还想把国家的财产变成自己的财产，自己持股来当老板。真是“欲壑难填”！这样的人有了“恒产”，也很难有什么“恒心”。椐《组织人事报》今年8月24日报道，最新的一项对今年上半年的上市公司高管的薪酬分析认为，近三成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公司业绩呈负相关。有一家上市公司竟在利润下降48·14%的情况下，高管报酬增长348·88%。看来，对于一些一心为私、贪得无厌的高管来说，任何激励机制，任何使其“有恒产”的办法，都不能使其“有恒心”，最好的办法，是将这样的人撤换掉；然后，通过市场机制挑选有理想、有道德、有敬业精神，同时又具有相应业务能力的人来担当此职。这也就是郎咸平教授提出的实行“职业经理人”制度，或许这是一个切实可行的做法。
事实说明，“恒产”与“恒心”并无必然的联系：有恒产者未必有恒心，而无恒产者也未必无恒心。关键在于人所受的教育和他的思想境界、道德修养，而最根本的是他的世界观。我们的企业高管，绝大部分是共产党员，长期接受党的教育，能不能做到无恒产而有恒心，实际上是对他有没有共产主义世界观，是不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和合格的经理人员的严峻的考验，也是对有关领导机关和职能部门在宣传、教育、人事任免、监察、审计等工作的最好的检查。在这方面，每一个高管都应该严格要求自己，而各级领导机关和相关职能部门也都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商学院）
声明：搜狐财经独家稿件，如须转载，请注明出处。如须更多资料，请与我们联系，发邮件至e-finance@sohu-inc.com,或致电010－65102160－66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