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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狱生涯”并非无中生有
张令玉公开否认的“牢狱生涯”，被证明并非无中生有。
记者拿到的一份黑龙江富裕县（现改为嫩江市）法院提供的案情材料，记录了张1975年被判刑的经过——“当时，张令玉是富裕县无线电厂的一名工人。1974年11月22日，张令玉和厂长、会计三人一起到四川青神县出差，住青神县旅馆，夜间乘人熟睡之机，他将同一房间的会计的皮包打开，偷走公款500元，为了扭转视线，张令玉还把房间的门打开，将自己的手提兜和一个笔记本扔到该旅馆的厕所外边，然后当同伴报案时，张也报告说自己丢了380元。公安机关经过现场侦查，经分析认为是内部作案，张最后供认了作案经过，并把500元钱交出，1975年9月23日，张被富裕县人民法院以盗窃罪判处3年有期徒刑。”
当时，张令玉26岁。
富裕县铁东派出所出示的证明材料显示，张并没有在监狱呆多长时间——“兹证明张令玉1975年9月因盗窃被富裕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于同年10月被保外就医。”
张令玉如何免去这次牢狱之灾，无人知晓。但据知情人告诉记者：张在狱中不到一个月，在一次修理房屋时，从楼梯上摔下来，随后似乎呈现半疯半傻的状态，监狱只得允许他保外就医。
证明材料说，保外后张被开除工职，之后开了一个无线电修理部，专门修理收音机和电器材料。张本人被派出所列为重点人口进行管理，一直到1983年。
记者得到的另外一份法律材料是，由张令玉签字画押、印了手印的文书——徐州市公安局局长1992年4月14日签发的（字19号）收容审查通知书，以及一份徐州市公安局1992年8月7日签发的拘留证。两份材料显示：张确实在1992年5月7日因涉嫌诈骗被收容审查，在1992年8月7日被正式拘留。在徐州公安局在押3个月。
至于张令玉谜一般的出身，本刊几经周折得到的一份法律文件证实：张是山东滕县人，1951年12月29日出生（今年52岁，而非招股说明书上的47岁），在黑龙江富裕县居住过一段时间，因而在当地的常住人口登记表留下了他的早期记录（见附件）。
这份登记表显示：张令玉的文化程度仅为高中。
其后他是否就读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呢？本刊赴南京查证，在南航校友会登记的1955-2001年5万多名毕业生中，没有一名叫“张令玉”的学生；南航曾招收过两届工农兵学员：分别是1965年入学1970年毕业和1971年入学1973年毕业，其中也没有叫“张令玉”的毕业生。
从勤杂工到科学家
曾与张令玉有过合作关系的广州商人严泽锋，向本刊讲述了张在离开黑龙江后，到北京发展，从一个小小勤杂工白手起家，直到成为所谓知名“科学家”的故事。
1983年，张令玉结束了他的修理部，带着2万元，单身一人闯荡北京。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下，他结识了北京一家科研所的工作人员黄斌，由黄介绍，张进入这家科研所当了一名勤杂工，每天倒开水、扫地。据说，他表现得十分勤快、好学，还经常帮所里抄抄写写、整理文件，当时，这个研究所正在进行微生物肥料研究，张借此也很快熟悉了这方面的一些知识和成果。
也就在那几年，微生物肥料在世界上掀起研究热潮，与之相关的生物固氮技术被称为是“（农业）绿色革命的序曲”、“比原子弹爆炸的威力还大”。
张令玉敏感地意识到，这是一个好机会，于是和该研究所技术员梁广政、黄斌一起另起炉灶，在北京一个招待所租了间房子，1988年成立了“中外科技应用研究所”。
张令玉从此步入科学界。这段工作履历，记者拿到的一份他曾使用的工作证复印件可以证明，这个工作证显示，张令玉当时的职务：所长，职称：工程师，级别：地局级，发证时间为1989年1月10日（见附件）。
但是，国家工商局出据的证明说，“中外科技应用研究所”从未在国家工商局登记注册。
张还自称该研究所挂靠在中国医学基金会之下，而中国医学基金会的工作人员表示，从未有过这样一家研究所挂靠。
“张令玉对官方说这是一个民间组织，对老百姓又说这是中国科学院的机构。”原广州田力宝厂厂长严泽锋说。
除此之外，记者还发现1991年前后，张在北京所持的京郊大兴县的临时身份证，经大兴县公安局鉴定：亦属伪造（见附件）。
尽管如此，这家研究所在1988年还是推出了它的第一个产品：微生物肥料——“肥丹”，并在报纸刊登广告，向全国发出了上千封技术转让信，大力推广。
据严泽锋回忆：“所谓‘肥丹’就是用米糠、鸡粪等一些原料，加上在科技部门买的一些菌种，混合搅拌而成”。
不久，农业部和化工部化肥司指出“肥丹”存在种种问题，要求张停止推广。1989年张令玉在“肥丹”基础上推出了“新一代微生物肥——田力宝”，继续推广。
张在广告上称“田力宝是我国农用肥料研究获重大突破”；“也许世界肥料史上第二次革命将从这里开始”；“有些发达国家和地区已经停止生产和使用化肥”。
“许多不明真相的企业就找上门来，要求转让技术。”严泽锋说。
“田力宝”问世不久，也引起有关部门的注意。本刊得到当时的一份由国家化肥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做的“田力宝”养分状况分析，结果显示：“田力宝含氮0.46%，全磷（五氧化二磷）2.39%，有效钾（氧化钾）0.15%,铝2.29PPA（即百万分之2.29），铁3.19PPA，根据这一结果，由于营养成分含量太低，‘田力宝’根本不能称为肥料。”
因此，1991年5月28日，农业部发布[1991]农（农土肥）第69号文件（见附件）。经过多方寻找，记者拿到了这份12年前文件的复印件。文件指出：“‘田力宝’没有经过严格科学试验研究，没有经过土壤肥料专家鉴定，没有取得行业许可证，没有经过农业测试部门对肥料质量进行检验认证，本身不具备作为商品肥料进入市场的条件。”
这几乎将“田力宝”判了死刑。
田力宝科学大辩论
此后，张令玉提出：用化肥标准检测“微生物肥”本身就不合理，因此要求继续为“田力宝”做检测。
1993年国内某报对此做了报道：“应张令玉的要求，迄今为止已有11家科研单位以五种方法对‘田力宝’进行了19次检测。这19次检测都是把‘田力宝’当作微生物肥对待的。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林业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农业大学和北京林科院以乙炔还原法作了13次固氮活性检测，13次检测得出相同的结论——‘田力宝’具有明显的固氮活性。也就是说，‘田力宝’作为一种微生物肥料是有效的。”
除这19次检测外，1992年1月27日，山东省科委也对“田力宝”进行了科学技术成果鉴定，并颁发了肯定的证书。
但检测风波并没有就此结束。
原国家农科院土肥所研究员、农业部微生物肥质量检测中心常务副主任葛诚接受本刊采访时回忆说，由于出现了不同的检测结果，1992年11月，国家技术监督局委托中国土壤肥料研究会在北京召开了“‘田力宝’有关问题专家座谈会”。
这次座谈会具有相当的权威性，专家组成员阵容庞大——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即后来的中科院院士）、华中农业大学教授陈华癸，南京农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樊庆笙，北京农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陈文新，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微生物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李振高，北京大学生物系副教授梁崇志，浙江省农科院微生物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何福恒，山东农业大学土化系副教授李望杰，中国农业科学院土肥所研究员陈廷伟，中国农业科学院土肥所研究员葛诚，中国农业科学院土肥所微生物室主任、副研究员李元芳，农业微生物菌种保藏中心主任副研究员宁国赞。中科院院士、中国土壤微生物学的权威陈华癸任专家组组长。
记者得到了这次座谈会的会议纪要，专家组对田力宝问题最终做出总结：
1．陈华癸对张令玉的19次检测提出疑问，认为检测报告使用的都是张令玉“中外科技应用研究所”提供的方法，而该方法此前已被专家否定，检测处理方法不对，试验设计不对，结论自然是错误的。
2． 山东省科委的成果鉴定是不严肃的，经不起推敲。鉴定意见中所列的内容十分含糊，没有一处是肯定这项“成果”取得的可靠数据，而全部是定性意见。同时，专家们认为一项14年的研究成果，居然没有一篇论文也是不能令人相信的。
在这份长达6页的会谈纪要中，全体专家最后呼吁：“领导部门应对这样一个使国家耗资巨大，给农民带来损失的伪科学技术和产品，予以严厉查处，否则，久拖不决损失更大。”
参加会议的专家进一步分析说，“田力宝”不仅没有肥效，而且对土壤有破坏作用，因为当时的“田力宝”中含有盐卤（1993年8月的“田力宝”专利申请书中证明这一点）。按照专家的说法，由于盐卤中的钠可以替代钾，第一季还会增产，尤其是在一些缺钾的地区，但连续使用就会对土壤有破坏作用。
1993年，农业部的调查人员到广东田力宝厂家时，果然看到厂区中堆积如山的200多吨盐卤。也正因如此，全国许多地区果然发生了使用田力宝导致减产的事件，其中最早设厂生产的广东地区最为突出。
当时任广州田力宝厂厂长的严泽锋告诉记者，事情严重到1992年广东省工商局、化工厅、农业厅和供销社联合发文说：谁生产谁销售田力宝，就追究谁的责任。
为此，1993年农业部派员到广东地区实地考察，调查人员将大量“田力宝”坑农案例拍成一个180分钟的录像片。
一位知情者告诉本刊记者：“录像带送回农业部时，农业部科技委正在开会，在会上就播放了录像，主持会议的科委主任藏成耀看后，被气得当场中风。”
至于山东省科委的那份“肯定报告”，本刊采访到一位曾参与鉴定的知情人，他披露了当时的真实情况——“山东的科技鉴定，只是当天上午张令玉做了一个介绍‘田力宝’的报告，吃过午饭，大家为‘田力宝’说了几句好话后，10位来自山东几所大学和科研单位的专家就在鉴定书上签了字。”
靠“田力宝”成亿万富翁？
然而，就在多项检测均对“田力宝”做出不利评价，而农业部的69号文件已明确“‘田力宝’本身不具备作为商品肥料进入市场的条件”的同时，“田力宝”已经以惊人的速度在全国蔓延开来。
马达忠，时任中国出口商品基地（广东）公司部门经理，曾帮助张令玉推广“田力宝”。他告诉记者，张令玉为了向他人展示“田力宝”的前途，还专门制作了一个田力宝厂家的全国地图。记者看到这份地图显示：截止到1994年5月，全国共有“田力宝”生产厂68家，遍布广东、浙江、湖南、湖北、山西、山东、河北、河北、辽宁、黑龙江以及北京等省、市，以广东、浙江最为集中，张还准备在下半年新上马100家厂。
现在这些厂家均已停产，其中5家转为生产“新产品”——即长科的“稳得高”生态肥。
据严泽锋介绍，第一家“田力宝”厂1988年底建于深圳，厂长叫卢红霞。当时，卢看了“田力宝”的宣传资料很感兴趣，主动上门要求张在深圳宝安建厂，张令玉向卢收取了“田力宝”技术转让费5万元。
严泽锋回忆说，最早和张令玉在一起的黄斌曾告诉他，张令玉收到第一笔转让费时，双手发抖、热泪盈眶地说：“终于有人看出‘田力宝’的价值了！”并亲临深圳指导生产。
1991年年初，几家媒体相继对张令玉做大篇幅报道，“田力宝”进入黄金时期。严泽锋说，“那时要找熟人托关系才能买到。转让费也水涨船高，建厂时，每万吨收转让费20万。”
1991年底，转让费涨到了每万吨40万，菌种也由免费提供改为每吨10元，后来涨到40元、80元，1993年时达到180元。照此计算，1994年时，张令玉已收取技术转让费超过4000万元（68家厂家），再加上卖菌种的收入，张令玉已接近亿万富翁。
噩梦般的肥效试验
从张令玉的家室来看，他并非有渊源背景之人，但是张的社会公关能力被认为是一流的。“他是一个聪明人”，“他很擅长处理人际关系，”记者采访过认识张令玉的人，对他的评价都大致如此。
1994年，张令玉居然说服了一位高层领导。记者辗转拿到了这位领导1994年4月3日一封信的复印件，信中称，已被检验为伪劣产品的“‘田力宝’一旦取代化肥，必将在减轻环境污染、节约能源、降低农业生产成本，促进农业优质高产等方面起到重要作用。”
同时，这封信还说已有发达国家对张令玉产生强烈兴趣，“美国政府一方面多方策反张去美国定居，另一方面正加速对田力宝技术的跟踪研究，企图窃取和垄断这项世界领先的技术。”
这封信还督促农业部尽快制定推广实施计划，此信随即被转给农业部，而且很快产生了“效果”——农业部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再专门组织一次“田力宝”的肥效大试验，记者找到了当年参加试验的几位专家，他们披露了一个相当令人匪夷所思的情节——为做这次试验，农业部还出了25万元经费（田力宝实业公司出资另外25万）。由农业部出资为一个厂家做试验，这是鲜有所闻的。
参加这一轮试验的专家依然是高级别的：北京农业大学李季伦教授、曹一平教授、杨志福教授、中国农业科学院葛诚研究员、北京市农林科学院黄德明研究员、孙政才副研究员、北京农学院贾振华教授、北京林业大学魏刚高级工程师和中国农业科学院烟草研究所峁寅生副研究员。其中有三位是张令玉请来的专家，中科院院士李季伦担任组长，
当时参加实验的北京农大曹一平教授对记者说，各实验区作物都看不出明显的效果。1995年8月，张令玉请来的专家说，田力宝在甘蔗上的效果最明显，他们在福建和广东设了两个甘蔗实验点。
“事实是，哪块甘蔗长得最不好，哪块就是‘田力宝’的试验田。”曹一平说，“为了拍摄试验效果，我和李季伦拿着照机，爬到三楼往下一看，用‘田力宝’的甘蔗比常规施肥的矮一大截，非常明显。”
在长达两年三个月的时间里，李季伦和曹一平等人往返于山西、河南、山东、河北、福建、浙江、广东各地，进行了大量检查，1996年8月16日，这场历时长久、耗资50万元的“田力宝”肥效联合大试验终于结束了。
记者在中国农大（即原北京农大）看到了当年的试验报告：
微生物学分析“田力宝”中所含固氮菌、解磷菌和解钾菌的数量远低于生物肥料的行业标准，未检出放线菌，也就是说，“田力宝”肥料起不到生物肥料的作用。
试验中，普遍出现了作物生长旺期脱肥现象，比常规施肥作物普遍减产20%-30%，特别是甘蔗和大白菜减产幅度达50%以上。（见附图）也就是说，“田力宝”基本上没有什么肥效。
参加了这场大试验的一位专家说，“这次试验，我只当做了一场噩梦。”
李季伦院士向记者出示了一份当年张令玉写的《微生物肥——田力宝技术研究报告》，封面上，有两个大大的黑字：“奇文”。
综合这份报告以及张令玉在其他场合公布的“成果报告”，李季伦院士对张的“MAB技术及通过此技术开发的‘田力宝’”做了大致的描述：MAB是英文Microbial Alternating-field Bioengineering，即微生物交变电场生物工程技术。张令玉说，MAB技术是一种不同频率、不同强度的交变电场进行微生物分离、培养和基因重组的新方法。这是一种连李季伦这样的中科院院士、国内外知名的微生物学家都闻所未闻的东西，“而且，直到目前，也并没有哪位科学家真正见到了这个微生物交变电场”。
但张令玉宣称，这种MAB技术在农业、环境及生命科学领域将得到广泛的应用。
具体在“田力宝”的应用中，就是利用MAB技术分离出受体菌白色链霉菌和以下四种供体菌：固氮菌（GN02）、解磷菌（PF02）、解钾菌（KF02）和解煤菌（MF02）。并通过噬菌体在特定电场中将上述四种供体菌的DNA分别转移到白色链霉菌受体中，获得了染色体中含有21个nifHDK基因、17个解磷基因、19个解钾基因和15个解煤石千石基因的白色链霉菌。
用一句话来说，就是把几种有固氮、解磷、解钾、解煤能力的菌中的有效基因都通过神奇的MAB生物交变电场通通转进白色链霉菌中，从而一举得到可以固氮、解磷、解钾，并能将煤分解为简单的碳水化合物的组合体。
在李季伦看来，张令玉确实懂得一些微生物知识，“他可能是看了一些科普小册子，就将其和之前的电工知识结合了起来”，但他的创新科学理论可笑又可气：“因为就目前所知，任何固氮微生物的染色体中都没有21个nifHDK基因（编码固氮酶的结构因素），只有H、D、K三个固氮酶基因，而张令玉居然能转进21个。”
而且，目前世界上还从未发现解磷、解钾和解煤石千石基因，至于张所提到的51个基因从何而来，到底都是什么，张令玉从未提供任何证据，别人自然更无从得知。
“我从不承认张令玉的那些神奇理论和创新名词，名词谁都可以创造。真正的科学技术，都是可以重复的，你能做出来，别人也能做得出来，这是科学的常识。”葛诚研究员对记者说。
但张令玉的这些东西，却一次又一次被实验结果证伪。
张令玉的脱险神功
奇怪的是，如此大规模实验的最终结果，对张令玉似乎并没有带来多少影响。他的“宝贝产品”虽然始终得不到“科学认可”，但1988年-1996年的8年中，却一直在市场上存在着，而且多次化险为夷。
农业部69号文件下发后，中央电视台曾制作了一个揭露“田力宝”假肥坑农事件的节目，并定于1992年3月15日在“消费者之友”节目中播出。如果此节目播出，在全国造成的影响可想而知。
消息灵通的张令玉竟然提前知道了此事，并采取行动“化解了这场危机”。本刊记者拿到了张令玉在节目播出前9天给另一位高层领导写的一封信，信中请其出面给予协调：“近日听说中央电视台定于3月15日‘消费者之友’节目播出对‘田力宝’技术的不同看法，这种不同看法的依据是农业部农业司土肥处的看法。由于此技术正在试验中，若因不同看法播出影响甚大，请您百忙之中给协调一下……”
信中还陈述了一些重要理由，“微生物肥料的研究，国内外竞争激烈，我国首先推出，已引起了国内外的关注，此技术关系重大。”
“……从1989年以来，我国电台、电视台、新华社、《人民日报》、《科技日报》、《农民日报》等十多家新闻单位多次报道此技术，今天反过来又以不同看法播出，影响不好。”
“此技术已在全国20多个地区中试生产，收到了良好效果……目前已有5万吨出口到泰国，马来西亚等国也正在洽谈中……若因不同意见播出，不但造成重大经济损失，而且也会影响我国声誉。”
在这样的情况下，这名领导当天就给张写下“田力宝生物肥料尚在测试阶段，在国内外有较大影响，希望大力支持”的批示，并转给当时中央电视台的有关领导，结果“‘田力宝’的3·15风波”不了了之。
也在1992年，张令玉遭遇了他迄今最长的一段囹圄之灾，即前文提到过的被徐州公安局收容审查和拘留3个月。
“我当时没有意识到田力宝是个骗局，我其实也是张的一个得力帮凶”，当事人严泽锋向本刊记者道出了徐州一案的原委：“1989年底，惠州的一个朋友向我介绍了张令玉和他发明的‘田力宝’，我对此产生了兴趣。1990年前后建立了广州市田力宝生产厂。从1990-1994年，我都请人在广州郊区、番禺、中山、珠海、汕头、韶关连续进行了实验，结果是番禺、珠海几个田块第一年增产，第二年少量增产，第三年平产，第四年减产。中山、汕头、韶关、东莞等地全面减产。而且使用‘田力宝’后，土壤里的有机质在不断的减少。
“但是当时我觉得总还有增产的，对一项新生高科技要有探索的决心。1992年，广东省工商局、化工厅、农业厅和供销社联合发文说：谁生产谁销售‘田力宝’，就追究谁的责任。我觉得很不应该，农业部的鉴定也不准确。
“1992年，徐州市‘田力宝’厂家生产的‘田力宝’使用无效，导致庄稼失收，农民拿着锄头、扁担包围了工厂，厂长觉得受了张的骗，告到了公安局。徐州公安局派人到北京把刚从我这里返回北京的张令玉带回徐州。
“我这时意识到严重，但还是抱有希望，又考虑到已经投入了500多万，于是马上在广州的中国大酒店开了新闻发布会，请了很多中央和地方媒体，为张澄清，三天花了25万。张被拘留的期间，我还带领20多位各地田力宝厂长直闯徐州公安局局长处要求放人。后来张的亲戚朋友也四处募集资金，托上层关系，努力把他救了出来。”
据当年参与办案的徐州市公安局张宏介绍，张令玉是交了20多万元保金后“取保候审”，徐州警方还在北京市公安局办了不准张出境的手续。但不到3个月，张令玉的地址、电话就变了。此后张宏听说了张令玉曾出境的消息，但不知其是从哪里出境。此案也一直搁置。
1992年，国内不少媒体对“田力宝”吹捧有加，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李季伦同其他9位专家，于是共同上书国务院，“呼吁社会各界，特别是新闻媒介应维护国家技术监督部门和国家化肥质量检测仲裁机构结论的权威性”。
但是，这封上书同样悄无声息，没有了下文。
张令玉是如何从一个黑龙江的工人，发展到背后有一群“广泛的社会关系”对其力撑的呢？个中过程不得而知。不过，一位跟随张令玉多年的人讲了这样一个故事，耐人寻味。
“张令玉推广‘田力宝’时，找到上海某机械厂一位姓徐的厂长，说现在全国有100多家‘田力宝’厂准备兴建，我们将要求工厂设备由你们定点生产。这位徐厂长高兴得整夜没合眼，马上按张的要求成立了‘上海田力宝实业总公司’。不久徐就带着张去找国家某部委的一位司长，动员他搞多种经营，建微生物肥料厂，还说服那位司长批出4000万元，建了几个‘田力宝’生产厂。从此张令玉就和这位司长拉上了关系。”
张令玉身后织就了多么大的一张关系网？记者掌握的材料只是冰山一角，但从他屡屡能逢凶化吉的本领看，他的确是有一批支持者。
随着在内地迟迟拿不到农业部肥料登记证，加之质疑声四起，最主要是肥效不佳，张令玉的“田力宝”事业渐渐萎缩，工厂纷纷停产。
但张令玉的命运却是此起彼伏，1996年左右，人们再次听到他的名字出现，他已经和一些大名鼎鼎的商界富贾跻身于一起，而且是在香港。
这显然又是一个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