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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投资研究所所长张汉亚
《商务周刊》：您认为今年中国投资高速增长的原因是什么？
张汉亚：今年前8个月的投资总额比去年同期增长32.4%。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有三方面：首先跟我们国家整个经济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周期有关系。其次，由于经济进入新的周期，很多行业也出现新气象，比较明显的是钢铁业，从去年下半年开始钢铁紧俏，导致价格攀升。其他行业在经历前些年的大面积亏损后现在也逐渐恢复景气。他们通过这些年来的市场磨炼认识到培养企业竞争力的重要性，因此主动把收益的一部分投入到原有设备的更新换代中去，由此导致固定资产投资的大量增长。除此之外，今年投资增长快还和新一届政府上台有很大关系。
《商务周刊》：今年出现的投资热潮与往年是否一样？
张汉亚：这样的投资高速增长状况在1992年就已经出现过。当时本来是“八五”时期，各地都制定了“八五”计划。1992年党代会召开，1993年又召开了人大会议，于是很多地方又制定了很高的新规划。省一级提出要赶超韩国，市一级则提出赶超新加坡、香港。大量项目的上马最终导致1995年整个市场供大于求，企业开始出现大面积亏损。1997年亚洲出现金融危机，由于企业自身力量不足，国家采取了积极财政政策，促使近年来经济的发展。因此，1993年和2003年都表现出一种地方的经济增长欲望和投资的热火朝天状态。
《商务周刊》：新政府上任为何重视投资的增长？
张汉亚：现在地方经济的增长和当地领导的业绩有极大的关系。作为领导干部来讲，想把本地搞上去，于公于私都有好处。从去年到今年以来大多数地方换了新政府，因此今年总的来说投资增长比较快。地方政府为了经济增长，首先就鼓励大家投资，圈了许多土地作为招商引资的开发区，以各种优惠的条件吸引外部的资金投入本地。现在全国共有3837个开发区，各省、地区、县，甚至乡里都有开发区。
《商务周刊》：这样的情况会造成负面作用吗？
张汉亚：经济发展中一个是节约，一个是效益，这两方面我们一直做得不好。资源是有限的，现在其实是猛耗资源。还有效益，干一件事花最少的钱，或这笔钱要有最大的收益，这方面只在教科书上讲，实际中谁也不讲求这个问题。
地方政府的投资行为往往表现出以下的一些偏差：一是在规模上求大。特别是过于急躁地搞一些开发区，事实上并没有这么多项目可以引进，由此造成土地的极大浪费。这也是现在国家禁止新批开发区的原因。二是在结构上求全，长期的“条块”分割所形成的“肥水不流外人田”的思想，导致“大而全、小而全”的建设格局。三是在效果上急功近利，快速发展的愿望往往使地方政府把能在短期见效的当前热销产品的生产作为投资对象，不合理的重复建设由此而层出不穷。四是决策上的随意性，许多地方的项目都是按“长官意志”上的“首长项目”，这些项目缺乏分析却急于求成，项目的可行性论证往往成为摆设的“可批性论证”，或者干脆省略项目论证。目前地方政府对于城市建设的投入很多都是靠企业的钱去做，地方的企业因此被抽空甚至被拖垮。这是一种弊病，是地方政府追求政绩造成的。
《商务周刊》：出现这种状况最关键的解决办法是什么？
张汉亚：问题的关键主要是项目建设没有相应的责任制。那么解决之道就是要建立严格的责任制，并把责任落实到个人。另外，要加强监督的作用。中央相关部门和国家审计署要经常检查，还要充分发挥群众监督和人大监督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