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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入21世纪的今天，研究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现工业化、现代化历史进程，比较各种不同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利弊得失，从中吸取有益的经验教训，对于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我们知道，资本主义是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中不可避免的必须经过的一个历史阶段，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诞生发展起来的一种特定的经济制度与社会制度，在这个社会中，资本的因素（机械、投资、企业公司、货币）与其他经济因素（劳动、地产、耕地）相比占据绝对优势地位。资本主义的基础是私有制度，它努力保护对于私有生产资料的自由支配，而且还要通过一种国家制度来确保这种私有制度的安全，尽管这个经济制度努力摆脱国家的干预，把自己建立在自我调节供求关系的市场机制基础之上。对于作为生产因素的雇用劳动者的剥削使资本实现高额积累，在工业革命的发展进程中导致了政治与社会的反抗运动，包括社会主义工人与工会运动的出现，这些运动直到今天，在资本主义的政治与经济生活中还发挥着巨大影响。
资本主义起源于15世纪，人们把15至17世纪的资本主义称为早期资本主义，把18/19世纪的资本主义称为自由主义的高级资本主义，或者称作曼彻斯特资本主义，把19世纪末以来的资本主义称为现代资本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经说过：“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地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 而现代世界不停地改善、变革、前进、发展，通常被称作是一种现代化的发展进程。现代化既是指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工业国家产业结构与社会的适应、革新过程，也是指不发达国家的发展与赶超过程。而中国现在的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发展就是这样一个学习与赶超过程，认真研究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发展历程，研究它们的历史经验教训，对于我们的自身发展，确实是十分重要、非常有益的一件工作。
向左转：福利国家的莱茵模式
20世纪前半叶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两次大战期间，特别是30年代大萧条期间，传统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或者说老自由主义的经济发展模式受到了严重挑战。如去年6月去世的美国经济学家鲁迪·多恩布什在回顾20世纪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历史的时候所说的那样：“本世纪的经济悲剧就是大萧条——贸易流动的全面崩溃。凝聚了一个世纪的经验仅在1929年至1932年的3年之内便名誉扫地，跨国境的商品总量减少了25%，外贸流动的商品总值甚至减少了60%。世界贸易价格下降。人们到处设立阻止进口的屏障，以便保护本国产品避免国外竞争”，“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英国日益不景气，金融市场倒闭和随之而来的世界经济危机，对于传统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提出了戏剧性的挑战。危机本不该发生，至少不该发生那种越来越恶化的日益严重的危机”，“1930年左右，古典经济理论都成了废物。革命思想为人们所需求。新一代经济学家发明了这些理论”。
凯恩斯主义的诞生与崛起就是在这个历史背景下发生的。当时，凯恩斯主义和美国罗斯福新政分别从理论与实践两个不同层面对于传统自由主义经济模式进行变革，强调民族国家政府对于经济生活的全面干预。沿着这条变革路线，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大陆国家建立起莱茵资本主义模式。
1991年法国经济家米歇尔·阿尔贝尔的《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一书发表。他在这部书中说，资本主义有很多模式，但是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新美国模式，一个是莱茵资本主义模式。他认为莱茵资本主义模式包括二战后联邦德国、奥地利、瑞士等莱茵河谷两岸的国家。广义的莱茵资本主义模式还包括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以及今日欧元区的大陆欧洲所有国家。阿尔贝尔说，联邦德国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创建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是莱茵资本主义的基础。
路德维希·艾哈德作为德国弗赖堡学派的成员，二战以后主持西德经济重建与改革工作，亲自创立了社会市场经济、被尊称为“社会市场经济之父”。他在《来自竞争的繁荣》一书中说：“我的目的是要建立一种经济结构，使愈来愈多的德国人有可能走向繁荣的可能。我下决心要彻底改革旧的、保守的社会结构，打算在广泛的基础上提高群众的购买力”，“旧的阶级组织显然分为两个阶层，一方面是人数很少，什么都买得起的上层社会；一方面是购买力不足的广大下层社会。我们要改造经济组织，必须做到两监视，打破这种阻碍向前发展的阶级界限，从而消除贫富之间的敌意”。他的座右铭是：“为了全体人民的富裕，不能让富人变穷，而是让穷人变富。”所以，他提出了“大众福利”的口号。
我们当然不能说路德维希·艾哈德在战后希望建立起来的社会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模式，但是在这里确实折射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西方所产生的影响，基督教社会伦理、团结互助的观念也在发挥作用。前面说过，艾哈德是要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合二为一，他本人就说过：“我在事实上不过实践了发展西方各国的现代经济学原理，把漫无限制的自由与残酷无情的政府管制两者之间长期存在着的矛盾予以解决，从而在绝对自由与集权之间寻找一条健全的中间道路。”
这与二战以后不仅是德国、欧洲，全世界范围内的政治气候、政治文化气氛密切相关。那个大背景和今天的世界范围内的政治向右转完全不一样，当时是普遍地向左转。那一代人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和3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到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真正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国家没有几个，除了美国、英国以外，不是法西斯上台就是被纳粹占领。从那一代人的社会心理来看，绝大多数人对资本主义、对传统的自由主义政策十分绝望，所以各个阶层不同程度地向左转。比如现在中间偏右的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1947年制定了一个阿伦纲领，提出要摆脱大垄断资本的控制，对于关键产业部门实行国有化。
二战以后，在英国、法国普遍实行国有化。国有经济、国有企业是国家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的经济基础。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在《极端的年代》一书中写道，30年代经济危机爆发以后，很多西方政界、经济界人士到苏联进行考察，当时全世界经济萎缩，惟有苏联持续高速增长，不受世界经济危机影响。现在很多西方人说当时苏联的问题很多，强制集体化、大清洗、斯大林主义专政等等，但是当时西方考察者关心的不是这些，他们关心的就是苏联为什么能够在世界经济不景气的时候依然高速发展？他们的结论就是由于苏联实行了计划经济，计划化因此在西方成了一个新鲜时髦的词汇。西方人开始思考，如何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实行计划化。
现在，人们回过头去对艾哈德的社会市场经济制度作理论总结，有人说，社会市场经济实际上是以自由竞争为基础、国家进行适当调节，并以社会安全为保障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用通俗的公式表示，就是“市场经济+总体调节+社会保障”。有人说，在社会市场经济体制下，经济政策应该实现的国民经济总目标是：货币稳定、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平衡和适度经济增长。这四大目标由于其实现的难度因而被某些经济学家称为“魔鬼四角”。
路德维希·艾哈德设计并实践的社会市场经济，第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应当把经济活力建立在市场机制的基础之上。市场应当享有最大的运转自由，首先是在物价和工资方面。竞争是社会市场经济的核心。只有自由的市场定价、自由的市场竞争才能活跃市场，防止经济僵化，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使物价下降，雇员的实际收入增加，使消费者受益。另一方面，也会降低成本，提高产品的国际竞争能力，从而使生产者受益。总之，竞争是经济发展的保证，是通往繁荣的必由之路。只有竞争，才能保证经济体系协调地顺利运行。凡是没有竞争的地方，也就没有进步。
因为垄断是自由竞争的对立物，为了鼓励国内市场竞争，艾哈德努力反对垄断。他认为，垄断组织通常有三种形式：一是独立的公司通过法律或合同形式联合起来，消除彼此之间的矛盾和摩擦；二是大公司通过控股公司的形式掌握广大的中小企业；三是独家经营的大公司在市场上占据垄断地位。针对上述三种方式的垄断，艾哈德提出以下反对垄断组织的办法：一是政府应尽可能保持各企业之间的竞争，防止垄断的产生；二是在垄断已经出现，市场竞争已经不完全的时候，防止垄断势力滥用权力；三是建立专门的政府机构对于市场进行监督。如建立负责反对垄断的卡特尔局。国家全面有效的总体调节是联邦德国社会市场经济的一大特色。
19世纪传统的经济自由主义仅仅赋予国家保护私有制度的“守夜人”的角色，而不大考虑社会福利保障措施和引进维护公平竞争，反对国家对于经济生活的干预。结果是残酷的经济剥削和严重的社会阶级两极分化。社会市场经济的理想模式则赋予国家一系列重大任务。
原则上，凡是国家能够比市场机制提供更好服务的地方，都应该让国家积极活动。除了国家依靠警察维护内部安全，依靠军队保护外部安全以外，国家还应当负责建立和保障法制，颁布各种法律、法规，以及各种法定标准，提供公共产品和劳务，建立和发展教育培训事业。
国家应当特别关注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和维护，包括铁路、公路等交通设施、通讯事业，以及各种各样的能源生产，这是保证整个国民经济正常运转的基本条件。
通过国家中央银行，以及国家的货币政策与信贷政策建立和维持国家的金融秩序，维护国家的货币稳定也是国家的一项重要任务。
在社会市场经济体制下，国家还负担维护秩序的责任。它负责确定市场经济活动全体参加者都应该遵守的法律和社会总体条件，并且负责监督这些规则的遵守。艾哈德曾把国家在这方面的任务比做足球赛中的裁判员的角色，“一场好的足球赛的主要标志之一是：足球赛是根据一定的规则进行的，而这些规则是事先制定的。我推行的市场经济政策所要追求的——仍以足球赛为例——无外乎制定比赛规则、维护比赛秩序”。
除此之外，国家还要通过货币信贷政策、财政政策、外贸政策、劳动市场政策维持经济繁荣，阻止或者延缓周期性经济危机的波动，努力实现经济增长、充分就业、货币稳定和对外经济平衡，这也叫做反经济周期的景气政策，而不是把一切都交给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
联邦德国社会市场经济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建立社会国家，后来被执政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发展成为社会福利国家。现在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属于社会福利国家。
社会福利国家建立在一种部分明确、部分隐晦的社会契约基础之上，这种契约要求确保和促进个人、集体的社会保障，社会公正，确保和促进几代人之间的团结互助。这种社会契约是现代工业社会和民主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基础。它可以使人们付出相应比较低的社会代价，促进经济增长，使本国的资本主义得到广泛的认同。这种社会契约的内容与形式在各国之间、不同地区之间各有不同。但是，无论如何都依据四项基本原则：第一，劳动权利，包括充分就业、终生就业、改善劳动条件。第二，反贫困斗争，包括最低收入线，在反贫困、反社会排挤的斗争中实行各种形式的社会救济。第三，风险保护，社会福利保障，也就是为了保护雇员和他们的家庭抵御疾病、事故、实业、死亡等风险的威胁而提供的保障措施。第四，促进机会平等，包括用于教育、职业教育、职业转换、业余活动的国家开支，资产受歧视的地区、社会集团以及个人的反歧视措施。
英国学者吉登斯在他的《第三条道路》一书中，强调欧洲的社会福利国家具有共同的历史起源、目标与结构的同时，从具体制度的角度把它们划分为四种类型。
英国的制度，强调社会与医疗保健服务，但是规定了与收入挂钩的福利金。
斯堪的纳维亚或北欧的社会福利国家，它借助高额征税，全面提供数额很高的福利金与十分出色的国家兴办的服务事业，包括医疗保健方面的服务。
中欧制度，没有十分庞大的社会服务福利，但是具有数量可观的福利金，主要通过就业关系在收取社会保险费的基础上筹集资金。
南欧制度，与中欧制度比较类似，但是不那么广泛，国家提供救济水平较低。
德国著名学者于尔根·哈贝马斯在近年出版的《后民族结构》一书中说，自从1945年以后，直到80年代，影响世界发展的有三件大事：一是冷战，二是发展中国家的非殖民化，三是欧洲的社会福利国家建设。哈贝马斯说，欧洲的社会福利国家建设无论如何是一件毫无疑问的好事。在富裕而和平的西欧民主国家，发展起混合经济，这使他们能够不断扩大公民权利，第一次有效地实行社会基本权利。他认为：“经合组织国家从二次世界大战的灾难性经验中获益匪浅。他们推行了明智的、注意国内稳定的经济政策，在经济增长比例相对比较高的情况下，建立并扩大了广泛的社会保障体系。在社会福利国家群众民主的形象中，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经济形式第一次从社会福利的角度被驯服，同一个民主法制国家规范的自我认识或多或少地相互一致。”
德国人认为，他们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是对于资本主义文明的重大贡献。甚至说，英国人的贡献是资本主义的自由，法国人的贡献是民主，德国人的贡献是社会市场经济。应该说这个评价并不过分。在70年代后期，联邦德国的社会福利开支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的30%，这是其他国家所无法比拟的。所以阿尔贝尔在《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这本书中说，莱茵国家相对比较平等，收入差别明显比盎格鲁-萨克逊国家要小。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莱茵国家的中产阶级从统计数字上现在已经比美国多了。尽管美国号称是中产阶级的国家，如果把收入接近全国平均水平的人总体上定义为中产阶级，那么，中产阶级在美国占50%，在德国占75%，在瑞士或瑞典占80%。
莱茵模式抛弃了传统自由主义对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所采取的放任自流态度，而是要驯化资本主义，给野蛮的资本主义“戴上笼头”，通过强化国家对于经济生活的干预、通过社会福利国家建设来抑制市场经济的消极后果，抑制社会的贫富分化，使这种分化不致发展到影响社会稳定的程度。在东西方冷战、与东方社会主义阵营进行制度竞争的背景下，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国内强大的改良主义工人运动、工会运动的压力下，资产阶级采取了让步政策，莱茵资本主义模式就体现了这种妥协让步政策。当时西欧资产阶级正在从事战后国内经济重建，努力挖掘本国市场的潜力，努力贯彻用大规模的群众性消费促进工业流水线大规模生产的战略方针，工人劳动工资的提高，社会福利的发展与资本在这个时期的发展战略并不矛盾，在一定程度上说，是相互促进的。从二战以后直到70年代中期，西欧国家借助莱茵资本主义模式度过了一个发展的黄金时期，实现了持续经济增长、充分就业、政治稳定、社会和谐的局面。
向右转：里根主义和
撒切尔主义的新美国模式
资本主义从诞生的第一天开始，就有一个基本矛盾，一方面科学发展、技术革新，设备更新使得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生产制造商品的生产能力与潜力不断提高；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造成的社会贫富分化，特别是广大居民群众的贫困化，使得国内市场需求不足，限制了这种生产能力与潜力的发展，资本如果不想听任市场需求关系的自动调节使商品价格节节下降，一直降到资本无利可图的程度，就要想办法抑制生产能力与潜力的发展，甚至不得不使大量生产设备闲置。西欧资本主义经过战后25年繁荣发展，到70年代初国内市场开始饱和，用大规模群众消费拉动社会需求，促进工业流水线大规模生产的发展战略的潜力已经耗尽，过去的高级消费品，例如电视、冰箱、小汽车，现在已经进入千家万户；而今天的高级消费品，例如私人飞机，再也不能进入千家万户。物质资源是有限的，财富不可能无限增长。面对国内需求不足、大量资本闲置、经济增长停滞、通货膨胀的危机局面，西欧资本不得不改变发展战略，摆脱束缚资本的“笼头”，摆脱社会国家对于经济生活的过分干预，也就是说，抛弃莱茵资本主义模式。
应该说，整个资本主义体系在世界范围内都遇到了同样问题。70年代后期开始崛起的里根主义、撒切尔主义，创立了新自由主义模式，也称为盎格鲁-萨克逊资本主义模式，到90年代进一步发展成为新美国模式。里根主义、撒切尔主义在经济上主张减少国家干预，对资本放松控制、实行私有化、自由化；另一方面，在政治上主张强化国家对于政治文化生活的干预，甚至严刑峻法，具有某种极权主义倾向。经济上的自由主义与政治上的保守主义紧密结合在一起，这是当今世界新右派的特点。所以，里根主义、撒切尔主义也被人们称为新保守主义，它们从根本上改变了战后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向。
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基本上依据新奥地利学派与伦敦经济学派的经济学说，首先是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的理论。哈耶克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反对凯恩斯的理论，认为大危机不是自由主义造成的，而是由于偏离了自由主义的纯正学说。1947年哈耶克在瑞士建立了朝圣山学社，多年系统研究和宣传新自由主义，1974年在西方资本转换方针的背景下，哈耶克获得了诺贝尔奖金，哈耶克的思想成为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理论基础。
哈耶克自称他的经济思想的理论基础取源于康德哲学。康德曾认为，人类知识的局限性问题是哲学的核心问题。哈耶克强调人类思维和整个世界的演变的普遍性法则是人类自己无法完全认识的，人类认识本身存在着天然的局限性。人类完全无法获得一种全面、科学地反映全部社会关系总和的绝对完整的社会图示，而科学也完全没有能力对于社会领域的各种事件做出事先预测，更无法确定对它施加影响的有效措施。就经济领域而言，哈耶克认为企图有目的地对于经济运行机制施加影响、进行宏观调控完全是徒劳的。现有社会经济制度是自发社会发展的自然而然的产物，任何发动伟大社会革命的主观计划都是错误的，无法最终实现的。只有顺其自然地以渐进方式推动逐步变化才是“合情合理”的。
哈耶克等人认为，市场最重要的职能就是传播指导人们应当如何进行有益活动的知识信息，而作为经济活动主体，人类所需求的大部分知识信息（虽然还不是全部）则体现为价格。价格体系是在极其复杂的情况下，使人们彼此沟通的独一无二的方法。价格是高效、广泛、密集信息的载体。它可以告诉每个人，人们需求什么商品，需求量多少，价格起着引人注意的信号作用。价格体系是整个经济制度的组成部分，它是与整个经济制度同步发展起来的。人们必须对价格体系采取谨慎保护的态度，放弃改造价格体系的任何计划。这是新奥地利学派经济理论的重要原则之一。
总而言之，新奥地利学派坚决否定国家在经济生活领域的积极干预活动。其理由在于，第一，市场经济制度是自发形成发展的，不是人为制造出来的。第二，每个人的个性自由是不容侵犯的最高价值。不应强迫人们在自由与某种社会目标的实现（如充分就业、消灭贫困）之间进行选择。第三，人类知识本身有很大的局限性，而且分散在稠人广众之间。任何机构、任何个人都无法把整个经济体系中的所有经济信息完全集中在一个统一的中心之内。
新自由主义经济社会政策的主要内容就是私有化、自由化、放松控制和削减社会福利。
自70年代中期以来，所有的西方工业国家都努力推行私有化，就是把部分原已收为国有或公共所有的经济部门重新改为私营企业。私有化一般采取两种形式：一种是把政府资产或这类资产中政府所拥有的股份拍卖给私营企业。另一种是实行私人承包，把原来国家雇员所做的工作以国家与私人承包者签订契约的方式转归私人经营。
所谓自由化就是指各民族国家市场对于自由贸易、商品、服务、人员与资本的流动采取门户开放政策，提供各种优惠与便利。这是市场资本主义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自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发表以来，消除关税与其他贸易障碍就成为政治经济学的核心任务。二战结束后，借助关税总协定的多边谈判与多边协议制度，在世界范围内市场自由化的程度不断深化。80年代全球化金融市场与资本市场的形成，进一步促进了资本跨国流动。为了吸引资本投资，各国政府争先恐后地进行税制改革，特别是西方各国新保守主义政府以简化税制、刺激企业主投资、启动经济增长为理由，进行了有利于高收入者阶层的税制改革，包括减免公司税和累进所得税。
所谓放松控制（有人说是政府放弃经济管制）的含义是说，必须对于经济生活中的国家垄断、国家干预、包括以各种经济与社会法规形式所进行的干预活动加以严格限制。归根结底，应当让市场经济的自发调节机制与自愈机制充分发挥作用，限制国家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例如在劳动市场范围内应该积极支持雇主的合理化、灵活化措施，不要追求充分就业的目标，让劳动力市场自发调解。
大力削减社会福利与打击工会是新自由主义社会政策的主要内容。80年代初，西方资本对于维持社会福利国家的高额财政成本的必要性与合理性提出质疑，新自由主义开始向社会福利国家提出挑战。各国新保守主义政府对社会保障制度（包括退休保险、失业保险、疾病医疗保险）、社会救济制度以及社会住房制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其主旨在于紧缩银根，削减政府社会福利开支，减少划拨福利，把负担更多地转嫁到广大雇员身上。
在新自由主义的凌厉攻势下，莱茵资本主义模式面临严峻挑战，欧洲资本主义模式面临“美国化”的危险。
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成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核心地带惟一的超级大国。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利用70年代后期开始的新的科技产业革命、信息与通讯交往技术的革命，借助政府的新自由主义经济路线，领导了新一轮的经济全球化发展进程。90年代初，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崩溃以及广大第三世界国家转向门户开放政策，为西方资本在全球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活动空间。2000年美国GDP为11.7万亿美元，是排名在后面的日本（5.4万亿美元）的2倍，是德国（2.2万亿美元）的5倍。2001年9月11日以前，美国公布的2002年军事预算是3290亿美元。这个数字超过了世界范围内排名在美国后面的9个国家的军事预算总和。 美国的经济、军事、科技实力空前强大，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或者国家联盟都无法向美国在经济、政治、军事领域的霸权地位提出挑战并形成威胁。
基辛格曾经说过，全球化实质上意味全球采纳美国的模式。 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美国一只手高举经济上的新自由主义，另一只手高举政治上的新保守主义，两只手相互配合，协调动作，努力在世界范围内扩展提升美国的经济、政治、军事霸权地位。美国模式、美国新自由主义方针被人们普遍称为“华盛顿共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被人们看做是在世界范围内推行华盛顿共识的有力工具。放松控制、私有化、自由化是新自由主义为全世界各国开的一付据说是能够包治百病的药方。
但是，美国模式除了在美国本土获得极大成功以外（尽管目前也遇到很多问题），在其余地方，无论是在原苏联东欧地区，还是拉丁美洲和南美国家，美国新自由主义专家或者贯彻华盛顿共识的国际组织的专家们制定的“休克疗法”却从来没有获得成功，相反地，带来一系列经济与社会的严重后果。
应该说，从西方资本，特别是从美国资本的角度来看，新自由主义与新保守主义无疑取得极大成功，继90年代初庆贺了西方资本主义的世界凯旋以后，新的全球化使西方资本，特别是跨国公司，度过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黄金岁月，大型跨国公司的利润以两位数的比例迅速增长。而新自由主义路线在美国国内以及在世界范围内带来的最大消极后果就是空前的贫富分化，130多个最富有的亿万富翁所拥有的财富相当于世界一半人口、即30亿居民所拥有的财产。严重的失业问题困扰着整个世界，全世界有10亿人口没有工作，这个数字相当于把美国、西欧、日本，所有的居民人口加起来。在世界范围内相当多的人口日益严重的贫困化背景之下，社会矛盾冲突日益激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极右势力（包括新老法西斯主义）以及世界范围的恐怖主义迅速崛起，整个世界又开始动荡不安。
贤明威权主义的东亚模式
与西方资本主义的历史演进不同，在遥远的东方，东亚国家的社会发展演绎出一种与众不同的发展模式，并在较长的时间里获得了成功。
20世纪60年代后，东亚经济保持了持续高速增长的记录，特别是以亚洲“四小龙”(韩国、中国香港、新加坡、中国台湾)和东南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等)为代表的亚洲经济实体(HPAEs)取得了异乎寻常的快速增长，1965-1995年的30年里，实际年平均增长速度超过了5.5％。这一水平比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快一倍以上，比拉丁美洲和南亚将近快2倍，比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快5倍，同时也远远快于工业化国家。在人均收入高速增长的同时，东亚地区的福利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绝对贫困人口大幅度下降，人均寿命大幅度提高，国民受教育程度得到了普遍的改善，消费水平和家用电器等高档消费品的占有率迅速提高，许多指标接近或者超过工业化国家的水平。这一现象被西方社会称为“东亚奇迹”。
1993年9月，世界银行发表了题为《东亚的奇迹：经济增长和政府政策》的研究报告，分析了东亚经济成功的原因，指出了东亚国家普遍存在的共同之处正是东亚模式的特色所在。从此，东亚模式作为一个整体概念而为世人所认可。
在经济上，东亚国家倡导“经济立国”或“经济优先主义”，采取出口导向战略，并坚持通过政府主导下的市场经济来追赶欧美为国家的中心任务，快速向现代化迈进。与西方“内源性现代化”不同，东亚地区多是晚进“外源性”国家， 具有特殊的外部条件，即“后发效应”。因此，要想实现现代化就必须走外向型发展之路，快速积累外资。同时，在现代化的一开始就特别重视一个“强政府”的职能，将“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紧密有机地相结合，形成软硬适度，富于弹性的经济发展体制，动员国内一切力量全力以赴，赶超发达国家所早已出现了的目标。东亚的成功很关键的一条就在于此。
在政治上，东亚国家具有典型的贤明型威权主义政治体制，并辅之以专家治国和依法治国措施，提倡渐进的民主化进程。
这种威权主义政权，既不同于西方议会民主制，也不同于法西斯主义的极权主义，它基本上是出于国家、民族和民主利益，依据现实社会条件的需要，为了有效地实现国家和社会现代化的迫切任务而建立起来的权力集中的政府。它能建立社会秩序、稳定政治局面、克服种种危机、创造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环境、有助于国家走上健康的发展道路。尽管这种政权是一种过渡型的政权，但在当时却起到了积极和进步的作用。
另外，东亚政府多为那些受过良好教育，具有专门知识或专业特长的技术精英和政治精英所组成，他们在国家经济生活中起决定性作用。著名美国政治学专家阿尔蒙德曾把韩国、台湾地区、巴西的模式概括为“集权专家治国战略”或“独裁-技术型战略”。他认为，“严厉的压制性体制成功地维持了一种稳定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但仅仅如此，都还无法获得经济增长，只有训练有素的技术精英才能完成这个任务，因为他们能够保证决策的合理化和科学化……这种政权既具有浓厚的非现代特征(非民主)，又具有强烈的现代特征(精英治国)”。
再有，日本、香港等东亚国家的法制多比较健全，这为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基础。法律至上，官民平等，以法护廉，依法治理。从上到下，各社会成员大都养成了尊重和遵守法律的观念。
尽管东亚模式获得了局部成功。但是自从它诞生时起，就饱受争议与批评。就在世界银行1993年9月发表其著名的研究报告《东亚奇迹:经济增长和政府政策》之后一年多的时间里，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保罗·克鲁格曼为代表的批评家们即对东亚奇迹提出质疑。1994年，克鲁格曼在《外交》杂志上发表了题为《亚洲奇迹的神话》一文，接着又在日本《中央公论》杂志1995年1月号上发表《虚幻的亚洲经济》的文章，系统地阐明了他对东亚奇迹的看法。克鲁格曼认为，东亚经济的快速增长算不上什么奇迹，完全是因为投入快速增长的结果。这种增长，没有什么重大的技术创新，没有提高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全要素生产率没有提高。以投入增长为基础，而不是以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为基础的经济增长，其收益必然递减，因而是不可能持久的。他还预言，东亚奇迹和东亚模式迟早会终结。
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在极短的时间里席卷了具有经济发展楷模之称的东亚地区，大多数成功的东亚国家和地区相继陷入危机的泥潭而不能自拔。这似乎意味着克鲁格曼的预言已经兑现，而美国《外交》月刊则毫不掩饰地指出：“亚洲金融危机证明了美国经济模式的正确，东亚国家的出路是向美国学习。”
然而，无论亚洲金融危机如何严重，都不能简单断定东亚模式的失败，不能掩盖东亚现代化所取得的成就。这种成就绝非是西化的结果，也与西方的“莱茵模式”和“盎格鲁-萨克逊模式”完全不同。
美国著名学者约翰·奈斯比特在《亚洲大趋势》中明确指出：“亚洲的现代化绝非等同于‘西化’，它呈现出的是特有的‘亚洲模式’”，“现在，亚洲踏上了富强发展之路，经济的复苏使东方人有机会重新审视传统文明的价值。随着技术和科学的引进，亚洲向世界展现了现代化的新型模式，这是一种将东西方价值观完善结合的模式，一种包容自由、有序、社会关注和个人主义等信念的模式。东方崛起的最大意义是孕育了世界现代化的新模式。亚洲正以‘亚洲方式’完成自己的现代化，它要引导西方一起迈入机遇与挑战并存的21世纪。”可以说，东亚的崛起与东亚模式的出现，是对西方传统的现代化模式和西方中心说的冲击。
确实，金融危机暴露了东亚模式中隐藏的矛盾和弊端，但是东亚现代化理论的重要价值在于：现代化不等于西化或欧化，现代化道路并非只有西方一条，现代化的模式也并非只有欧洲或美国的那样惟一的经典模式，人类的社会发展具有多样性，现代化的模式同样也具有多样性。在向现代化迈进的路径上，任何国家都可以创造奇迹。
中国现代化道路上
的“卡夫丁”峡谷
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历史比较告诉我们，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每个历史时期都有一个处于主导地位的发展模式，一般说来，处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核心地带的霸权国家的模式往往会成为一种占据压倒优势地位的发展模式。对于这些模式之所以要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进行研究，就是因为，任何一种成功的模式，仅仅是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在一定的区域环境内，而且是对于特定的阶级、阶层（主要是为了资本的利益）发挥积极作用。资本主义的生命力在于它能够不断地自我调整，调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相互关系。这种模式转换就是资本主义制度至今还存有旺盛生命力的具体体现。
当然，在同一时期内，在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由于历史形成的政治经济文化框架条件的不同，会出现不同的资本主义模式，例如现在人们经常说的美国模式、欧洲模式、日本与东亚模式。在欧洲，如果仔细分别，还可以划分出北欧模式、中欧模式、南欧模式，等等。欧洲著名自由主义学者拉尔夫·达伦多夫甚至说：“有多少国家实行资本主义，就有多少资本主义模式。”需要强调的是，在全球化的条件下，欧洲、日本、东亚地区都面临美国模式的挑战，面临危机，面临美国化，也就是被美国模式所整合的危险。
梦想跨越“卡夫丁”峡谷是一种空想。中国的现代化道路需要试错，需要学习，但一般说来，各种模式，只能借鉴、不能照搬，重要的是研究中国自己的历史基础、现有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水平与制度性的框架条件，在这个基础上吸收各种有益的经验教训。在这里，关键是如何正确处理市场、法律与国家的关系，如何在充分发挥市场与竞争积极作用的同时，最大限度地抑制市场经济的消极后果，趋利避害，如何适度地发挥政府的积极调控作用。在这方面，需要特别清醒地认识现实，有很多问题需要认真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