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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市场直销业界翘首盼望的直销立法终于逼近尾声了。据有关媒体报道，商务部起草的《直销管理条例》已于上周达成内部一致意见，本周已送各部委征求意见，随后将上报国务院法制办；国家工商总局起草的《禁止传销条例》第6稿讨论进展也颇为顺利。最迟今年12月11日，这两个条例将与《推销员培训管理办法》一起，构成一个比较完整的直销法规体系。中国承诺在加入世贸组织后3年内取消市场准入限制和国民待遇限制，亦即要从2005年1月1日起对外商开放直销市场，那么就必然要同时向内资企业开放直销市场，还必须在开放市场之前完成立法规范直销的工作。毕竟，现代市场经济是在法律规范下的经济。
11月10日《华尔街日报》发布报道——《中国将颁布首部直销监管法规》，在中国已经开展了业务的如新等代表性直销企业股价当日便攀升5%.虽然海外股市对我国直销立法的进展作出了积极反应，但毋庸讳言，据已经透露的内容，预备出台的《直销管理条例》和《禁止传销条例》不会让所有直销业者满意，尽管取消了要求外国直销企业“须在其他5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有业务”的规定，但许多企业为之挠头的市场准入门槛并未降低，连续3年年营业额累计超过5亿元人民币、每家直销企业缴纳2000万至3000万元人民币保证金等硬指标仍然横亘在直销企业面前，相信不少有意投身直销市场的企业将在上述门槛之前折戟。要正确看待这些问题，我们就必须对直销业的地位及其在中国社会的发展环境作出切实的评估。
尽管直销比传统销售方式的交易费用更为低廉，但直销在商业市场上份额毕竟有限，全世界直销年营业额不过850亿美元，中国潜在直销市场规模更小。在这种情况下，负责任的立法者在为直销立法时的指导思想必然首重稳定而不是发展，偏偏直销业态的最突出特点就是高度的信息不对称，稳定市场秩序问题更加突出。在其他商业业态中，消费者与销售者之间呈现“多对多”格局，消费者能够从多条渠道获得信息，从而得以在较大程度上消除信息不对称，了解对商品的真实市场价格。
但在直销业态中，消费者与销售者之间是“一对一”的格局，他们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高，更容易诱发推销员牟取非法利益的内在冲动。
当前的西方国家是一个发展相对成熟、稳定的国家，失信者败露的风险大，机会成本较高；中国则正在经历激烈的社会分化和变迁，失信者弄虚作假败露的几率相对低下，机会成本较低。因此，在西方国家能够正常发展的直销到了中国便“一放就乱”，屡屡与金字塔式传销纠缠不清，也落下了“经济癌症”的恶名。作为全社会利益的代表，政府不可能仅仅考虑某些企业的眼前利益而无视数量更为广大的消费者的利益，提高直销市场准入门槛也就势成必然。究其本意，颇受业者非议的年营业额、保证金等门槛标准无不着眼于让心怀叵测者“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如果不考虑中国社会公众对直销的普遍看法，上述门槛标准确实额外增加了企业的负担；如果考虑到中国社会公众普遍对直销心怀疑虑，而上述门槛标准恰恰有助于打消消费者的疑虑，我们就会认识到，上述门槛标准实在是必要的支出，其效果也是单纯的广告所不能替代的。
一些企业虽然呼吁政府放松市场准入管制，更多地依赖企业和行业自律，但他们当前的所作所为却可能恰恰与这种机制的要求背道而驰。直销市场潜在规模并不大，但今年以来直销立法吸引的媒体注意力却远远超过了直销业在经济生活中的真实份额，原因无他，这个不大的市场能够为一些雄心勃勃者提供“暴富”的机会而已，正是这种“机会”———无论它多么渺茫但毕竟存在———能够聚焦公众的“眼球”和媒体的关注，一些直销企业雄心勃勃的扩张计划也过多地依赖于刺激加盟者对上述“机会”的贪婪而缺乏节制。如果能够得到适当的约束，贪婪能够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如果丧失约束，贪婪将推动人们走向毁灭。一些企业的作为恰恰表明，至少在当前，我们还不可能过多地指望企业、行业的自我约束，政府强力管制是一个更为现实的选择。
至少在未来可预见的时期内，中国直销立法者必须比他们的西方同行更强调规范、监督而不是自由化。各类市场参与者们都希望立法能够更有利于自己，这种心理完全可以理解；但他们应当明白，这个世界上不仅存在“良民”，更存在众多“刁民”；立法者综合权衡之后的决策目的不是为了让“良民”吃不饱，而是为了避免“刁民”弄脏饭锅导致大家都吃不成。一些大型直销企业经理人肩负业绩指标的压力，他们急于看到中国政府大幅度放松直销市场管制的心理不难理解；但我们更应当让这些企业的董事会明白上文所说的道理，不要给经理人施加不切实际的业绩压力，免得他们在压力之下采取急功近利的做法，从而损害企业乃至整个中国直销业的可持续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