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总是大谈特谈改革的公平、正义，我想没有几个人不同意。但所谓的公平和正义如何实现，秦晖避而不谈，或者他根本看不透。社会改良不是画图纸，你怎么设计它怎么走。就算有人愿意做戈尔巴乔夫，他也不能保证政府机器完全按他的意志运行，更何况还看不到这样的迹象。所以秦晖的观点看似深刻、全面，实际上脱离现实。

　　关于改革，我提到了两个词“公平”、“正义”。对此，冀志罡的反应是说公平不重要，转而谈“合法性”。接着，秋风又换了一个词“正当性”，说正当性很重要。可是冀志罡似乎不知道，我们说的是一回事：我说的公平，就是秋风说的正当性，也就是你说的合法性。

　　按照你们的说法，合法性、正当性很重要。所以，“秦晖所担心的根本不是公不公平，而是合法性的丧失所导致的集体非理性。”这大概就是你们认为秦晖高明的地方吧。

　　可是秦晖真的很高明么？难道张、周等人就不知道合法、正当的重要性么？难道他们不知道，如果缺乏必要的合法性、正当性，改革就有陷入社会动乱的危险么？显然不是。既然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你整天嚷嚷有多少意义呢？

　　最根本的问题是，你如何保证改革具有基本的合法性和正当性？这一点秦晖想过么？你整天嚷嚷合法、正当，就能帮助社会朝着合法、正当的方向迈进么？哪一次社会动乱不是在“正当、合法”的口号下发生的？

　　我曾经说过，如果让上帝来领导中国，他一定可以设计和贯彻一套完美的改革方案。但既然不存在这个上帝，改革就只能在每个人的自利博弈中进行。作为官员，一个人要维护自己的权力；作为商人，他要拼命赚钱；作为工人，要保障自己的退休金；作为农民，要争取自己的生存权益；作为知识分子，要实现自己的社会理想，等等。这就是改革的现实。

　　在现实中，要问怎么办？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方向。作为改革者，就“应该”学习戈尔巴乔夫，主动放弃特权。作为企业家，就应该学习王石，在赚钱的同时不行贿；作为媒体和知识分子，就应该学习南方都市报的俞华峰；作为工人、农民，就应该走上街头，等等。但这毕竟只是一种理想。我支持工人上街，何尝不支持“对工人有所交代”？但既然你不是上帝，不是胡，你光说“对工人有所交待”有什么用呢？

　　所以，从现实出发，从人的自利心和博弈可能性设想，中国改革最稳妥的路径是通过投资自由化促进产权私有化，通过产权私有化掏空政治垄断的根基，同时培养市场制度的精神和习惯，逐渐完成社会转轨。当然这个过程不是没有危险。危险在于时间不等人，转轨尚未完成，社会就因腐败和贫富差距出现了动乱。所以对公正廉洁的呼吁也是必要的。

　　改革的过程需要秦晖的声音，也需要张、周的声音，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也需要郎咸平的声音。聪明人，像张、周这样的，在呼吁产业自由化的同时，从来不否定秦晖的声音。至于茅这样的，一边为88平反签名，一边鼓吹“企业家是社会的功臣”，更是难能可贵。反观秦晖，为了显示自己的高明，动不动就把所谓的左右派各打五十大板，但从来不提任何有操作性的建议主张，长此以往，只会混淆视听，甚至贻误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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