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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世三年，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无时不在吸引着不同国别的不同人群和不同媒体，他们对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发展印记的看法虽不尽相同，但却丰富和启迪了我们的思想和观念。
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将满三年之际，本刊驻北京特约记者采访了美国驻华使馆的官员和几位海外媒体驻京记者，从他们的谈话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外部世界是如何看待入世给中国带来的变化。
美国政府部门中的很多高级官员都有过在私人企业和学术机构从业的经历，这样的经历使得他们往往兼备思想与行动的双重能力，并使他们参与制定的政策和规划更具有针对性和科学性。罗伯茨·王（Roberts Wang）就是这样的官员。
出生在菲律宾、13岁时便移民到美国的罗伯茨·王，有着美国式的直率和坦诚，他会在采访中毫不掩饰地告诉你“我们之所以经常向中国政府抱怨，是因为我们想让美国的企业和老百姓了解到美国政府是在尽力帮助他们打开中国的市场”，也可以在采访结束的时候对自己的谈话内容总结道：“我的中文不够好，今天我谈的最最不好。”
在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往来中，国家的利益往往高于实际存在的协议和规定，这似乎是一条不成文的潜规则。作为中国最大贸易国——美国的驻华使馆经济参赞，罗伯茨·王是否深谙此道，我们不得而知。但他对入世后中国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分析和判断及由此给我们带来的有益启示，却是不容置疑的。
政府官员进步明显
《新民周刊》：三年前，当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时候，国内关于中国入世有很多争论。现在，中国入世已经三年了，您认为入世给中国带来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罗伯茨：入世给中国带来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这一点可以从这三年来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数据上体现出来。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对外贸易每年都以30％到40％的速度增长，在吸引外国投资方面，根据最新的消息，今年的外来投资大概要增长20％左右，外商直接投资额将达600多亿美元。
除了贸易和投资方面的成果以外，我个人认为入世对中国最主要的影响不仅仅体现在经济范围里，而是慢慢影响到其他范围，譬如整个社会的政治透明度都在提升，政府官员的法制观念也在增强，从长远角度来说，这方面的影响更重要。
《新民周刊》：关于中国入世，国内一直流行这样一种说法，即“入世，首先是政府入世”，您怎样看中国政府这三年来的变化？
罗伯茨：总的来说，中国的政府官员在这三年来的进步是很明显的，特别是和我经常有来往的商务部、财政部和发改委的官员们，他们对市场经济的了解和对国际贸易规则的了解都增加了很多。在法律法规的健全方面，中国也有很大的进展，在入世的第一年，中国出台的法规特别多，这比较符合世贸组织的要求。除此之外，在提高政府的透明度方面，中国也有一定的进步。中国现在出台了很多法规，这些法规出台之前大部分都会征求意见。
但问题也出现在这几个方面。中国虽然出台了很多法律和法规，但在执行时还有很多问题，譬如像知识产权问题，我们也知道这个问题解决起来很不容易，它不仅影响到外国的公司而且也影响了很多中国的公司。还有就是透明度的问题，在美国和欧洲国家，政府在出台任何有关的法律法规之前，至少会留30－60天的时间征求意见，大家都很清楚在什么地方能够看到这些草案，然后在政府征求意见的时候，大家都会提出意见，政府也会考虑这些意见，而且还要开听证会。在中国，这方面虽然有点进步，但做得还不够。有的政府部门在出台某项法规之前会征求有关人士的意见，但征求意见的时间可能只有10天，而且他们究竟是否考虑这些意见我们都不清楚。有的部门则很少征求意见。
最好的方面是关税下来了
《新民周刊》：在中国履行世贸组织协议的问题上，美国人的抱怨最多，这是为什么？
罗伯茨：我想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美国人喜欢有问题就提出，譬如美国的私人企业向政府诉苦的时候，或者美国政府遇到什么问题的时候，我们总是很直接地向中国政府提出我们的看法，我们的做法和日本人和欧洲人不太一样。所以，从媒体的角度来看，好像是美国人的怨言比较多。其实，我们和日本人和欧洲人私下谈的时候，他们也有抱怨，他们也很想向中国政府提出来，只是他们提的方式和力度和我们不一样，我们更直接一些。另外，我想坦白地说，美国最近的经济正处在过渡时期，工业慢慢减少，服务业逐渐增多，美国国内遇到很多问题。在这样的时期，美国政府比较坦白地、公开地提出与中国贸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是为了让美国的企业和老百姓了解到美国政府是在尽力帮助他们打开中国的市场。
《新民周刊》：您认为中国是否很好地履行了加入世贸组织时的协议？
罗伯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做得最好的方面是把关税降下来了，这是不容置疑的。这三年来，中国的关税每年都会降下一些，而且执行得也很明显。但是在关税降下来同时，非关税壁垒越来越多。
《新民周刊》：三年前，我在采访您的前任祖志明（Jamesp Zumwalt）先生的时候，他对我说，美国企业在进军中国市场的时候最担心中国的法制不健全和地方保护主义，您认为这种情况现在有没有改变？
罗伯茨：在法律法规健全方面，中国有些改变，但在执行这些法律法规的时候，还有很多问题，这一点我刚刚谈到了。
地方保护主义仍然很严重。中央政府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但真的要在中国各地执行起来还是不太容易，这方面的进步不太大。《新民周刊》：美国企业在进军中国市场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一些新的问题？
罗伯茨：有的。我刚刚说过中国现在的非关税壁垒越来越多，非关税壁垒最容易使用的工具就是标准（standard），中国在农业特别是在工业和高科技方面，各部门颁布了很多新的标准，这些标准出台后，要求外国公司符合这些标准，因为你要向中国进口，就要符合这些标准。这样的标准越来越多，使一些外国公司无所适从。
机遇与挑战并存
《新民周刊》：现在有很多国家都已经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了，为什么美国不承认？
罗伯茨：很简单，如果从技术的角度来说，中国经济受政府的影响或者说受政府的干预还很大，我们俩刚刚在聊天的时候你也说到，在中国，从私人企业到政府部门工作的人很少，为什么？因为中国经济的50％以上是国有企业。当然你可以说国有企业是独立的，但如果你企业的老板是政府任命的，他不能不完全考虑政府的话。但美国和欧洲的企业就不需要考虑这些，而且偶尔他们还会向政府提出你们政府的哪些政策是错误的，你们不应该干涉我们的运作等等，他们常常会反对美国政府的政策，但国有企业就没有这种独立性。像中国的四大银行都是国有银行，它们在贷款方面就要考虑政府的看法。
总的来说，中国政府在整个市场运作中的作用还非常大，不管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虽然有时候我们不能说中国政府每一次都干预市场，但它有时候确实是在干预。譬如这一次经济过热，它就能采取一些行政手段，这明显地表明了中国政府在中国经济中的作用，比其他一些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还是要大。所以，从这个角度说，我相信中国不能说完全不是市场经济，但离真正的市场经济还有一定的距离。
《新民周刊》：中国告别三年保护期后，美国的企业是不是也同样面临一些新的机遇和挑战？
罗伯茨：是的。中国服务业的竞争力不强，譬如证券、保险、会计公司等，三年保护期过后，很多服务业企业要遵守它们在入世时的承诺，在市场准入方面放开一些，这对美国这方面的企业来说是一个机遇。
但中国的制造业有很强的竞争力，像纺织业，我们都知道，明年年初美国会取消纺织业方面的配额，这样中国的纺织企业再向美国出口的时候就不需要受配额的限制，它的出口就会增长得很快。这会带来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是影响到出口的目的地，譬如说美国，会冲击美国的一些企业，因为美国在制造业方面的竞争力没有那么强，这样的话，美国的公司就会向政府抱怨，我们就会向中国政府抱怨。
所以，我们希望中国能够考虑到这一点，在它出口增长过快的时候稍微地控制一下。当然，这不符合市场经济的原则，市场经济就是你应该完全打开，你的竞争力强就可以没有限制地出口，可是你要考虑到这对你邻居的影响比较大。
任何谈判都要妥协
《新民周刊》：据我所知，美国已经采取了一些保障措施？
罗伯茨：是的，但这些保障措施是合法的。因为中国在加入世贸组织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考虑到这一点，所以中国在入世的时候做过承诺，就是入世后如果某一方面的出口增加得太快，那些受到影响的国家可以对中国实施特殊保障措施，提高进口关税或者制定配额。可是我们采取了这些保障措施以后中国又不满意，说虽然我承诺了让你们采取一些保障措施，可我还是不要你采取。
《新民周刊》：说到特殊保障措施，不能不提到最近一段时间中国的很多企业和学者都讨论到当初在和美国谈判的时候最大的失误就是在“市场经济地位”和“特殊保障措施”这两个问题上做了一些
让步，您怎样看他们的批评？罗伯茨：因为任何谈判都要妥协，都要有给（give）有拿（take），给和拿差不多应该是平衡的，你不能所有的都要，那些批评的人只看到了“给”而没有看到“拿”。
总的来说，中国搭上世贸组织这辆车子后，得到的好处其实太多了，远远比它失去的多。
另一方面，我想说的是，从美国的角度来看，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虽然打开了一些市场，但总的来说，它的市场开放度还是不够的，很多东西不能进来，像服务业。制造业方面他让你进来很多东西，可是中国在制造业方面的竞争力很强，它竞争力不强的地方还是有很多壁垒。我相信如果中国的市场和美国的市场一样开放的话，中美之间的贸易逆差会很快减下来，因为你看看中国现在的国有企业哪些是真的有国际竞争力的，可它们还是可以生存。包括像信息、电讯方面，美国和欧洲的很多大公司都进不来，假如让美国的电讯公司完全能够自由地进入到中国市场来，我相信中国电信和联通不是它们的竞争对手。所以，中国没有把这一块放开。他对那些没有竞争力的产业只放开了四分之一。再譬如，美国的关税平均是3％，中国的关税即使是加入世贸组织五年后也还是10％，但就是这样，我们还是认为，中国只要能做到它在加入世贸组织时所做的承诺，我们就暂时满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