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而易见，教育体制越来越成为中国经济深度发展的一个瓶颈。为什么会这样?可以把教育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作一比较，看看前者的改革为什么不成功。

　　在改革开放20多年后，教育主管部门还是停留在计划经济的水平。教育主管部门权力越来越大，大多数和教育有关的资源还是由教育部来加以分配。

　　哈佛、普林斯顿、耶鲁等现在的顶尖名牌大学，在开始时其实没有什么了不起，当时也没有人会希望它们会发展到今天这个样子。但它们都有最重要的品质，就是自治的发展。就连大学教授的终身制也是为了保护教授们的自治自主性。有了终身制，他们就不用因为自己的学术观点而受学校的解聘或者受外界不利的影响。

　　经过多年的努力，这些大学成为了标准、质量的象征，为其他教育机构所仿效。只要中国的教育界还是行政机构的一部分，就不会成为一个具有自治性的组织，就不会成为高质量的教育机构。

　　当任何教育资源都是由政府来分配的时候，政府的评价也就成为教育界所要追求的指标了，这就失去了教育界本身的目标。这个恶性循环不打破，教育改革就没有希望。只有当教育界发展出自主性的“行规”来约束自身和评价自身的时候，才有可能制造出高质量的产品即人才来。

　　说也奇怪，改革开放，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许多领域都变了，惟独教育的一亩三分地依然故我，行政主导不仅没有得到任何的削弱，反而随着改革而加强。稍微有点夸张地说，几乎所有高校都是教育行政部门的附属机构，不仅学校的主要负责人由它们任免，而且学校主要事务也由教育行政部门操控，从毕业生文凭的发放、研究生入学考试的科目，到研究生录取分数线的划定，都是上面直接定的。甚至连教学模式、教学管理、学生思想政治工作这样的具体事务，教育行政部门也有具体的指令。学校的部分经费改由项目的方式下发，这种貌似科学的改革、结果是使得有的大学校长见了教育部的一个处长，都得假以辞色，因为学校编不好故事，或者故事编得不合主管处长的意，那么就可以不给你本来应得的经费。

　　最热闹的事情莫过于高教系统的各种评比。凡是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没有哪个国家的大学培养质量是一样的，不同档次学校的文凭，硕士、博士学位的含金量自然也各有不同。然而，我们国家却不然，大学的硕士点和博士点的设置，需要教育行政部门来评定，虽然名义是专家在评，但熟悉官场规则的人都明白，组织者才是决定因素。这样做的前提，似乎就是告诉人们，我们的所有大学，文凭含金量都是等值的。不仅这种大学所必备的“点”必须上面钦点，所有衡量学校档次的指标，都得上面来评。

　　不仅如此，我们还有精品课程、精品教材的评比，还有学校研究刊物入围的评比，还有各种名目的优秀成果奖的评比……不过，所有这一切比起声势浩大的国家教育工程，又是小巫见大巫了。开初是211工程，说是由国家确定若干所名牌大学，重点扶持。211刚起步，又来了个985工程，不知道按这个步调走下去，保不准以后还会不会有别的名堂。

　　所有名堂都有一个特点，就是教育行政部门说了算，所有想进来的学校都得巴结它们。大家如此卖力，不用说，是因为每个名堂背后，都堆放着金钱、荣耀和地位，这些好处，不仅是学校的，也是承担这些项目的个人的。

　　说白了，在行政加利益的杠杆面前，没有人能顶得住。话说回来，即使是著名高校的负责人，也还不是主管部门任命的?在中央政府各个部门都在精简的同时，惟独教育部凭借11个副部级高校，反而多得了几十个副部级的位置。教育行政部门在整个国家小政府大社会的改革中之得天独厚，可见一斑。

　　改革几十年，应该说教育领域也不是像某些人批评的那样，一点也没有被触动过。高等教育收费了，民营资本也进入了教育领域，但是，所有改革作用只有一个，那就是强化了教育行政部门的权力，使它们的权力得到了金钱的滋润，变得更游刃有余，更威风八面。

　　眼下，尽管人们批评教育产业化，但实际上教育已经产业化了，只是这种产业化比较奇特：一方面，教育部门收费大幅度提高，但另一方面，它所提供的服务却大幅度缩水了。我们的教育领域，就是这样一个超级的产业和衙门化高度结合的所在。

　　现在我们要问：为什么会这样?在所有的行政部门都在收缩，行政权力在受到限制，都在强调依法行政的情况下，为什么我们的教育行政部门却在反其道而行之，从不担心受到惩罚?

　　与美国等发达国家比较，中国经过50年发展在经济总量上缩小了与它们的差距。但中国在教育上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却几乎没有缩小。

　　国人喜欢拿中国和印度发展作比较，并从中获得一种满足。不错，因为中国比印度的土地改革搞得彻底，比印度更早破除对计划统治的迷思，比印度更积极地对外开放引资，中国50年经济发展的总成绩好于印度。但是，如果拿教育来比较，中国人就很难有自豪感。

　　日本是非欧国家中率先实现现代化的国家，一个有效率的政府在其中发挥了主导作用，而其公务员队伍的半数以上成员均来自东京大学。回过头来看中国，与日本的东京大学地位相当的北京大学50年来为政府提供了多少人才呢?现在中国政坛的活跃分子极少文科和法政出身，这如果不是中国文科和法政教育失误的标志，就是表明在计划经济色彩甚浓的现行教育体制中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完全征服。

　　经过50年代初的院系调整，形成了实用性极强的教育格局：在整个教育体系中偏重理工科教育，在理工科教育中偏重工科，在工科教育中偏重专业课，在专业课中偏重狭小范围内的工艺操作。校内外的自由交往、对话和碰撞，社会思想、文化、政治创新与传播的策源地，教育系统以往这些交往性的活动和功能，已不被社会所需要。

　　不少学者曾建议，中国的民主化应当逐步推进，如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也应让一部分人先民主起来。教育系统率先实行民主，显然是一个最适当的选择。

　　在社会转型时期，教育系统的职能不仅仅是培养“劳动者”，也不能满足于培养出“高科技人才”，而是要通过它的目的性和交往性活动，提供各种新思想、新制度、新组织得以产生的温床，提供中国现代化所需要的政治、行政、人文、科技以及各行各业的人才。用这样一种标准去衡量，就更能感受到50年教育的失误。

　　国人必须再次回到起点，重新进行“新民”教育，使中国民主制度建设与民主素质培养同步。（摘自《中国改革》2004年第12期封面专题“教育打败中国”）

(责任编辑：雨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