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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还是不“泛”？这是眼下长三角必须直面的大命题。
“安庆‘上控洞庭，下扼京口’，自古与长江下流血脉相系，我们不应被拒之长三角门外。”——长江北岸的港口城市安徽省安庆市市长朱读稳言之凿凿。
“别看我们的城市名字中带有‘淮’字，其实我们市域90％的水系属于长江，淮河水只有10％。‘脱淮入长’，融入长三角是淮安人民的期盼。”——江苏淮安市市长其情切切。
安徽省会合肥在地缘上与长江沾不上边，但这座淮河支流——淝水边的城市，虽身近中原，也决计要与长三角为伍。眼下，合肥已向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联络处递交了入会申请，并列席刚刚结束的长三角城市第五次“峰会”。
以江苏的盐城、淮安，浙江的金华、衢州，安徽的合肥、马鞍山为“急先锋”的一批华东城市，一路奔来，争先恐后，欲投入长三角合作组织的怀抱。
长三角在“泛”与不“泛”的考题前大费思量。
“15＋ｎ”：长三角梦图“泛”景？
11月2日，上海虹桥宾馆。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第五次会议在此举行。与往昔相比，本次会议的两点“异常”引起外界关注：一是会期惯例被打破，以往，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每两年召开一次，第四次会议去年刚在南京落幕，而现在，将明年的会提前到今年来开；二是在市长峰会圆桌旁就坐的，除了固有的“15＋1”城市的首脑外，多了合肥、马鞍山、盐城、淮安、金华、衢州6市的市长或副市长。他们的身份不是会议成员方，而是应邀列席方，在过去一年间，他们都精心组织、准备，向长三角经济协调会递交了入会申请。
改变的不仅仅是形式，更在内容。
自1997年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成立以来，协调会的章程规定：“长三角协调会由长江三角洲地区15城市组成”。2003年，浙江台州市成为第一个非创始会员加入协会，形成“15＋1”的长三角“城市峰会”架构。本次会议的首要任务便是在框架上终结了“15＋1”模式，让一个全新的“15＋ｎ”格局芙蓉出水。上海会议的一项重大议程是修改长三角经济协调会章程，与会成员一致通过的新章程规定，“长三角协调会由长三角地区的城市和其他城市组成。”这意味着协调会的成员构成发生了重大调整，将不再局限于15个“元老”城市，而是扩张到长三角地区的地级以上的城市和“其他”城市。从文意上看，新成员的构成尚无一个明晰的边界，但同时，这也留下了更大的运作空间。譬如，“长三角地区的城市”是泛指所有长三角地区地级以上的城市，根据自愿原则，只要提出申请，就天然地成为长三角成员，还是必须具备一定的指标因子，才能“入盟”？
更为重要的是，新章程将“长三角地区的城市”与“其他城市”并列而提，从逻辑上讲，“其他城市”应是指地理意义上的长三角以“外”的城市。一般而言，地理意义上的长三角包括上海全市和江苏、浙江的部分地区，面积约5万平方公里，主要由太湖平原和长江口的泥沙冲积洲构成。以此地理标准衡量，合肥、马鞍山、盐城、淮安、金华、衢州和已被接纳为长三角成员的台州，均不在长江三角洲区域。而合肥、马鞍山、盐城、淮安、金华、衢州6城市均应邀列席了本次长三角峰会，这事实上已为“其他城市”的内涵作了注脚。
但本次长三角峰会没有讨论具体新成员的加入。知情人士的解释是，因为协调会章程中关于组织构成的规定是吸纳新成员的依据，在规定没有修改的情况下，吸收“15＋1”以外的新成员，这在“技术上”行不通。而修订新章程需要会员大会通过，这就决定了在讨论章程修改的本次峰会上，再讨论新成员加入的具体事宜就显得有些“不妥当”。其二，对于新成员要不要设置门槛，设置什么样的门槛问题，目前各方还未达成一致。
可以肯定，“15＋ｎ”中的“ｎ”无论是个怎样的子集，相对于“15＋1”而言，长三角新成员构成肯定是“泛化”了。
议事制度：令长三角“泛”而不“虚”？
与长三角“泛”景交相辉映的是她的“务实”：在这次峰会上，长三角首次建立了议事制度，“城市峰会”由过去的“联谊交流”向“务实议事”大步转型，这使得长三角一体化的进程再次获得进入新境界的途径。
近年来长三角地区省市间、城市间合作日益加强，30多个专业部门已建立了联席会议制度或其他合作机制，一大批合作项目确立并实施，在相当程度上促进了区域制度的衔接，长三角合作在快速深化。为顺应这种深化合作的发展势头，本次长三角峰会通过提案，正式设立信息、规划、科技、产权、旅游和协作6项专题工作。各成员城市签约加入专题合作，随后即予启动。很明显，这些专题已经脱离了“表态”性的原则层面，而是进入具体事务性操作层面。上海市政府协作办合作发展处的陈晓云副处长说，这6项专题是事前从各成员提交的30多个专题中评估、筛选出来的，最具共同关切性和操作性。“只有把这些基础性问题解决好了，才能保证今后协调会朝着一个务实的方向发展。”陈说。
对于“峰会”的议事制度，与会的城市市长们十分认同。出席峰会的江苏省政府副秘书长韩庆华说，长三角峰会“专题议事”制度的建立，与长三角合作的发展方向十分吻合。长三角合作已从一般意义的推进向深层次发展，今后实施合作的重点是：加强区域规划协调，建立统一的区域市场环境和区域信用体系，完善区域产业分布与合作。
“推进区域物流信息的一体化以及启动区域城市间的规划衔接，是推动长三角合作深化发展的最基础工作，目标选得很准。”对长三角峰会明确6大议事合作专题，华东师范大学长江流域发展研究院负责人沈玉芳教授高度推崇。在他看来，过去“长三角峰会”务虚的成份较多，在宏观层面达成的共识难以落实；此次实行“议事制度”，使得长三角城市间的政府合作“从以前意向性合作为主向制度性、体制性合作转变”。
与议事制度的建立相衔接，本次长三角城市峰会完善充实了常设机构。过去7年，长三角经济协调会只有一个常设联络处，基本上由协调会的常务主席方——上海，从政府协作办抽出一名工作人员，兼做联络处的工作，“最多也就是收集一些信息而已。”现在，联络处升格为常设办公室，下设包括专题工作在内的一些工作组，一年至少要举行3到4次会议，督促、推进专题工作，负责提出协调会组织机构调整方案和成员发展的工作建议，实施年度工作计划等。办公室常设在上海。为使办公室正常运转，特设立专项资金，先由上海市国内合作专项资金资助100万元。
“以前没钱、没人，长三角合作中很多事情实际上最后不了了之，现在不同了，办公室每年都有年度工作计划，且要接受考核。”陈晓云说。
同时，长三角经济协调会的会期由过去的2年一次，从今年起，改为一年一次。目前，长三角区域经济的官方合作主要分三个层次：最高级别是副省（市）长级的“沪苏浙经济合作与发展座谈会”，其次是长三角城市（“15＋1”）市长级别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以及第三层次的长三角城市政府部门之间的协调会。由于“沪苏浙经济合作与发展座谈会”每年召开一次，确定三地合作的“大政方针”，所以有必要将长三角经济协调会改为一年一次，每年放在“沪苏浙经济合作与发展座谈会”会后召开，以便及时有效地落实省级层面的有关议题。并且，增加由长三角城市各业务部门参加的工作会议的频率，扩大参会人员范围。
“‘泛’是外延，‘实’是内涵。无论外延扩大与否，先做可以做的，对内部强筋健骨，这是识时务之举。”一位关注长三角区域发展多年的业内人士说，“显然，长三角在努力重构！虽然这一过程是漫长的，现在也充满荆棘，但已是义不容辞，势不可挡。”□
资料：
从“三角”到“外线”
1992年，由上海、无锡、宁波、舟山、苏州、扬州、杭州、绍兴、南京、南通、常州、湖州、嘉兴、镇江14个市经协委（办）发起、组织，成立长江三角洲14城市协作办（委）主任联席会。至1996年共召开五次会议。
1997年，上述14城市的市政府和新成立的台州市共15个城市通过平等协商，自愿组成新的经济协调组织——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协调会每两年举行一次正式会议。
2003年8月，在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第四次会议上，浙江台州市被接纳为正式会员。目前，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成员为16个城市。
2004年11月2日，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第五次会议在上海举行。会议修改章程，将“长三角协调会由长江三角洲地区15城市组成”改变为“长三角经济协调会由长三角地区城市和其他城市组成”。分析人士认为，长三角合作组织已由原来的长三角中心城市扩张到区域内的“外线”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