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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外资替代效应”
程晓农先生认定，“大规模引进外资并未有效改善本国正规制造业的素质，实际上只是出现了外资替代本国正规制造业的结果。”那么，在实施对外开放基本国策的二十多年里，引进外资到底是促进了工业化的发展，还是如程晓农先生所言“导致工业化的步伐徘徊不前”？事实上，不仅制造业大量引进了外资，高新技术产业、加工业、甚至传统服务业领域、基础设施建设领域都大量引进了外资，一些领域引进外资的比重也大大超过了制造业，这是否就“意味着中国经济正在形成对外资的依赖”？按照程晓农先生的推理，“如果引进外资的速度放缓”，我国经济发展是否会出现“去经济化”的逻辑结果？
不可否认，在对外开放的初始时期，由于长期茧缚于国际市场之外，由于资本原始积累缺乏，在引进外资上有饥不择食的盲目性、短期性、重复性和低水平现象，但应该说这是一个难以避免的过程。同时不可否认，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下，放缓引进外资的速度，肯定对我国经济发展带来影响，但在国际间既相互竞争、又互赢互利的格局中，有一损俱损的“连带效应”，外资也决不会轻易放弃资本输出的机会。当然，这丝毫不是说引进外资有百利而无一弊，也不是说引进外资的规模越大越好、“门槛”越低越好，适度的“设防线”必不可少。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对外开放、引进外资同样也是一柄“双刃剑”。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无论是世贸谈判、还是外资准入，中央政府都是十分注意这个原则的；在引进外资起步较早、数量较多的沿海地区，地方政府对招商引资的理性程度也正在逐步加深。随着党的执政能力、政府驾驭市场经济能力在经济发展实践中的不断提高，“本国制造业素质和规模随着引进外资以及与外资合作而迅速扩大，最终出现外资工业与本国制造业相互扶持共同繁荣的局面”一定会“来”，而不是程晓农先生所预言的“去”。
关于“配角替代效应”
程晓农先生认为，我国工业增长出现了“正规制造业被技术简单、规模很小的非正规工业生产活动所替代的‘弱质替代强质’现象”，“原本应该是‘主角’的正规制造业变成了工业增长的‘配角’”，而“弱质辅助型生产‘喧宾夺主’”。对这种现象，我们不妨换一个角度来思考。我国经济结构需要重组新建，这里就牵涉两个“不可能绕过”的具体问题：一是投资从哪里来，二是发展从何处起。投资全靠引进外资既不现实，也会真正导致程晓农先生所担心的“对外资的依赖”，所以，还得有原始资本的自我积累。因而在一定范围内、一定程度上、一定时段中，“非正规工业”的比重较大、增速较快并不是什么“反常现象”。就制造业自身的发展而言，也有一个从小到大的过程。考察一下我国制造企业的个案历史，不少都是从过去的“五小”工业发展壮大起来的。国外大多成功的制造企业，也不乏相似的“光荣历程”。从小起步，从“非正规”走向“正规”，应该说也是一种普遍现象。
高新技术的发展，固然为我们“后发工业化国家”创造了“后发优势”，可以使工业发展从小到大的过程大为缩短，甚至在某些行业、某些项目研发上实现“跨越式”发展，但是就整个国民经济体系或整个制造业领域来说，诚如程晓农先生所言，“高科技产业的出现，实际上也无法替代工业化的功能”。因此，像程晓农先生那样，“严格区分”“正规工业”与“非正规工业”，把所谓的“非正规工业”排斥在工业化进程之外，在认识上是难以令人接受的，在实际工作中则是行不通的。
如果一定要用中国经济增长“瓶颈”这个比喻，与其说它在于“两个替代效应”，不如说它在于项目缺乏。在工业化进程中，自我积累也好，引进外资也好，制造业发展也好，其他领域发展也好，一个产业的自身发展和整个经济的发展，都需要以项目为载体。如何运用科学的方法、长远的预见和世界的眼光选择项目，如何运用市场机制和政府调控培植项目，则是一个有待从根本上突破的大课题。
（作者系湖南省岳阳市委副秘书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