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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大宗交易中，因为不掌握国际定价权而被迫“高买低卖”造成的损失，已经成为中国贸易逆差逐年加大的原因之一。
现在，芝加哥期货交易所（CBOT）的大豆交易员每天早晨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看看发生在中国的大豆期货交易价格，以给当天CBOT的大豆交易一个参考价。
中国的非转基因大豆在国际定价上扮演着不容忽略的角色。
“连豆”榜样
如今，人们依然对当年大连商品交易所（以下简称大商所）“一豆独大”的状况感慨万千，国内大豆产量的变化影响了国际市场大豆的需求，进而影响到国际市场价格。
这种状况，始于2002年。
2002年3月份，大连商品交易所推出三个黄大豆一号合约，可是，在预期不明的情况下，投资者对黄大豆一号一度持观望态度，市场许久不能接受新的黄大豆合约。
为了让市场了解并逐渐接受黄大豆一号合约，此后大商所空前加大了市场推广的力度， 于6月中旬发出了《关于降低黄大豆一号合约交易手续费及对会员单位进行奖励的通知》，并举办了推介黄大豆一号的系列活动。
2002年10月，黄大豆合约已与铜、天胶等平分秋色，占据了全国期货市场成交总额的21.37%。
当时，许多分析人士认为，随着新老合约的成功交替，大豆期货在国内市场的老大地位不会动摇。在期货市场新品种推出之前，短期内没有别的品种可以超越它。
虽然，大商所研究部总监王伟筠在接受《环球财经》采访时说：“中国黄豆期货的交易量只占CBOT的1/4，还是一个规模有待拓展的市场，黄大豆的定价权大部分还掌握在美国的交易所手里”，但“连豆”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影响已经不可小觑。
今年9月，大商所和巴西期货交易所签署了两个所之间的第一份合作谅解备忘录，这个备忘录带来的未来令人们憧憬——世界上最大的大豆进口国，从遥远的南美种植场舶来大豆。这次合作可以理解为：中巴都意识到了联手定价的必要性，未来数百亿元的利润蛋糕因此将可能被重新切割。
事情是这样的：巴西事实上是向中国出口大豆最多的国家，但是，中国从巴西直接进口的大豆却很少，美国公司掌控着巴西大豆的出口。
美国贸易商要求，巴西农场主以生产出来的大豆抵价偿还商业贷款，且这些用于还贷的大豆价格非常低，即使在CBOT大豆期货价格到了每吨400美元，中国进口价格达到每吨人民币4300元的时候，美国贸易商购买巴西大豆的价格也在每吨200美元以下。以2003年为例，进口到中国的巴西大豆1200万吨，巴西出口价格是200美元一吨，而中国进口的价格都在每吨3000元人民币以上，最高达到每吨4300元人民币，即使按照到岸价格每吨400美元计算，中巴之间的差价也达到了24亿美元，近200亿元人民币。
由于美国贸易商的居间交易，这200亿元人民币最终落入了美国贸易商的口袋。
如果中巴可以直接进行贸易，那么这200亿元人民币的差价就可以在中国与巴西之间重新分割，所以大商所携手巴西期货交易所，从而影响国际大豆的价格。
由此我们可以乐观地看出，小小的大豆，虽然目前还谈不上左右国际市场定价，但中国大豆已经取得的地位和期货规避风险的先天特性，将使中国大豆不再在国际大宗交易中仅仅充当一个价格被动接受者的角色。
然而，反观中国的石油、煤炭等战略资源的国际大宗交易，现状却是那么令人揪心。
“寡头”不“寡”
众所周知，中国目前是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和进口国，数据显示，2004年1至6月，中国进口原油达到了6102万吨。进口依存度40%，进口量同比增长39.3%。不过与此同时另一个问题也愈加凸显：2004年上半年原油进口金额同比增长了57.4%，由此可见中国在石油进口过程中所付出的巨大代价。
按上半年的进口量，若一桶原油价格上涨10美元，则将导致全国原油进口成本额外增加90亿美元，占同期全国GDP总额的0.63%，直接关联的成品油、石化产品进口约4500万吨，又最少导致进口增加额达到0.48%，扣除少量出口影响，最终10美元/桶的原油价格上涨导致的国内石油产品和石化产品进口成本增加额会超过国内GDP总量的1%。另一组统计数据显示，2000年国际市场油价波动曾令中国当年GDP增长率损失0.77个百分点。
按理说，大买主或者大卖主有能力在一定程度上按照自己的意愿左右价格走势，况且，行业“寡头”的形式更容易在国际市场上操纵价格。但事实是，在目前的国际原油产品市场上，中国这个大买主仍然只能充当被动的价格接受者，几乎没有什么议价的能力。现在，石油安全的最大风险已经不是供给不足，而是市场价格风险。
商务部研究院梅新育博士分析认为，虽然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石油进口国，但是我们并没有掌握石油市场运作的核心，国际石油市场的枢纽在纽约，在伦敦，在新加坡。他们掌握的定价权表现在：他们拥有运作相对规范、市场信誉较高的交易市场，有种类齐全且不断创新、能够满足市场参与者各种需求的交易品种，有多样化且实力惊人的市场参与者，有相对独立、规范的市场监督者，这样的市场形成的价格能够为他人所普遍接受认可；而中国国内目前没有这样的交易市场，无论是市场运作规范程度、创新能力、监管能力、市场参与者实力都远远落后于那些国际中心市场，相应也就无法对国际市场价格施加影响。
梅新育认为：“所谓定价权，不可能存在于完全竞争的市场上，只能存在于完全垄断或垄断竞争的市场上，区别只在于由谁垄断而已。石油市场向来由一批国际石油巨头和游资操纵，虽然我们总的进口量很大，但我们的石油公司总体实力一对一比较还比不过那些国际石油巨头，何况那些石油巨头还常常联手行动对付新的进入者；要没有那样的市场，也就掌握不了定价权。”
“而要有这样的市场，需要比较长时间的发展才能形成可信任的市场机制，在国内甚至10年的时间也不能够形成这样的机制。因为目前国内的各种政策限制也使这个市场发展的先天因素不存在。”
从1993年开始，中国已变为石油净进口国，直到现在，采取的依然是“与国际油价变化相适应，在政府调控下以市场形成价格为主”的石油价格形成机制。
国家发改委石油战略专家曹建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指出，这种滞后定价机制存在弊端。即使以后逐步缩小滞后期，但滞后期本身是不可能消除的。这个滞后期为国内成品油交易各方都赢得了一个掌握市场价格行情的时间。
梅新育说：“要形成有世界影响力的市场，才能形成国际定价权。之所以没有形成有世界影响力的市场，因为我们的政策条件不具备。石油企业已经赚取丰厚的利润了，为什么还要争取这个定价权呢？有安安稳稳的大钱可赚，为什么还要冒风险呢？况且这个定价权的争取需要很多的条件，比如交易市场、交易形式，它们目前还受到严格的限制，它的建立有很大的风险。同时，政府始终求稳的态度也约束了对石油市场的大规模改革和建设，况且，政府目前也没有能力建设这个复杂的市场。因为对政府来说，首要考虑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需要，避免动荡。”
除了石油，另一大战略资源煤炭的状况也是如此。
煤炭乱世
媒体又在连篇累牍地报道山西小煤窑的“窑主”在短短几年内是怎样的腰缠万贯，出手大方。对煤炭的疯狂开采确实成就了一批快速致富起来的人，中国一跃而成为第一大煤炭开采国，然而煤炭的定价权依然不在中国。
原因是什么呢？
中国虽然是煤炭开采大国，但是出口的企业更多，国企、民企，大型的、小型的，用术语说，就是定价权的主体过多，所以出现自相残杀的价格战。梅新育告诉《环球财经》：“没有体现出这个行业应该有的特征。”
他说，之所以出现上述情况，根源很深，当初“肥水不外流”的政策导向，同时带来一个后果：小煤矿滥采滥挖、侵占国有大煤矿的地盘，浪费现象非常严重。无论大矿小矿后面都有很多利益集团，一时又难以撬动，所以出现了各自为政、压价出口的状况。
一批富豪催生出来了，但社会总体财富在减少，因为我们做的依然是亏本的生意，不掌握国际定价权，利润大头在人家手里，仍然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
另外，据了解，山西的煤炭运到广东，并不比从澳大利亚运到广东的成本低。
为何会出现这样的怪现象？一位业内人士一语道破：“企业必须打通运输各个‘关节’，不然每到一地且等着了。这样一算下来，还不如从国外进口。”“事实上，行政分割在其他一些初级产品贸易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譬如说，多家企业进口时一致对外，也是侃价的资本。但由于行政分割，往往进口时‘多头对外’，人为抬高了进口价格。”
这位人士说：“尽管表现方式可能不同，但无一不削弱了中国在大宗初级产品进口时的定价能力。这应引起重视，切实拿出解决办法。”
为此，梅新育的药方是，首先是推动企业重组，而决定初级产品企业重组成败的关键又在于利益分配。中小矿产企业之所以占有较高比重、大型矿产企业在生产经营中之所以往往受到地方种种困扰，根源在于利益分配。为此，中央一方面必须对地方政府明显的违法行为予以严惩，另一方面需要在初级产品企业重组中保证、提高地方的收入水平，提高地方政府配合、促进企业重组的积极性，进而兼顾缓解国内区域发展失衡与实现出口收入最大化双重目的。
其次是打击腐败。中国不少中小民营矿山企业的部分乃至全部股权实际上属于一些腐败官员所有，这些腐败官员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广泛、深入地干扰采掘业正常经营秩序，不仅导致矿难不断，而且导致中小矿产企业占有较高比重，价格卡特尔难以运作。打击腐败、消除“官矿一体”，将有助于改进中国初级产品的出口经营秩序。应该给当地居民一个合理的利益分配，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出路何在
对此，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研究人士认为，应提高商品流通的市场化和国际化程度。
在中国，部分关系国计民生的大宗商品价格还存在着政府管制，使资源不能通过市场化手段达到最优化配置，降低了经济效率，期货交易也无从开展。这位人士建议应尽快打破国内部分产品如石油等产品的国有垄断，促进商品流通的自由化和国际贸易的自由化，为建设国际商品定价中心奠定现货市场的基础。
大商所研究部总监王伟筠的建议是，应增加上市品种，扩大期货市场规模，争取成为更多重要商品的国际定价中心。
记者了解到，目前全球期货交易所有100多家，共有93类商品。然而除去新上市品种之外，中国目前仅有6个期货品种可供交易，与资源需求大国的地位极不相称，迫切需要推出相应的期货品种，为行业发展提供避险工具，同时增强国内企业在参与国际贸易过程中的话语权。特别是对于农产品，中国是世界主要的粮食生产国和消费国之一，获得国际粮食市场的定价权极为必要。
王伟筠向《环球财经》透露，目前大商所正计划推出黄大豆二号合约，它是一个进口大豆和国产大豆混合的品种，他认为只有交易量上去了，建成开放的市场，才能从长远上影响国际价格。目前这个合约正在等待国家相关部门的审批。
而提供政策支持，鼓励相关现货企业积极利用期货市场避险，则是现在急需解决的一个问题。因为中国期货市场由于政策方面的限制和企业资金实力的有限，现货企业利用期货市场来规避价格风险还不够普遍，造成期货价格与现货价格的联系还不够紧密。因此，有关人士指出，应当鼓励企业参与期货市场，并在资金方面予以支持，允许现货企业在保证金封闭运行的条件下利用贷款资金开展套期保值业务。
也有说法认为，在人民币尚未实现完全可自由兑换的情况下，引入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不失为一个有效、稳妥地通过资本市场引进外资的方式。有目共睹的是，2002年12月中国证券市场开始施行QFII制度，已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制订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在境内进行期货投资的相应管理办法，利用QFII制度使国外现货企业和投资者可以参与境内期货交易，或许能使中国期货市场发展成为能够反映全球商品供求的国际商品定价中心？
除了建立国内期货市场规避风险，梅新育建议要建立重要大宗初级产品的战略储备，运用价格干预基金以及在进出口贸易中发展价格卡特尔来做到参与国际定价。
无论是发展国内期货市场，还是发展价格卡特尔，可惜的是，目前，这仅仅是实战者和经济学家们一个期望实现的目标。
“要达到这个目标，需要形成可信任的市场机制，以目前的状况，在我看来，甚至10年、20年也难形成这样的机制。”梅新育说。达到这个显得遥远的目标还要历经多少坎坷，看来，尚是一个未知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