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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自2003年开始进入一轮新的景气周期，但是在增长的主旋律之中，夹杂着一段极不和谐的音符———生产要素供应日趋紧张。始于去年，煤、电力、石油、钢材、水泥等主要生产要素的供应开始全线告急。
这一现象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背后，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是，在我国，资源消耗的增长速度高于GDP的增长率，而GDP的增长率又高于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率。纵观近10年中国经济的发展历程，1997年以前，个人可支配收入整体上尚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1997年之后，个人可支配收入的增长率就开始低于GDP的增长率。与经济和生产要素需求高速增长相伴随的，是内需的持续不振，近7年来，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一直在10％左右的低水平上徘徊。
也就是说，在中国经济实现持续高速增长的背后，并没有带来居民收入的同步提高，而且国内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乏善可陈。
这里存在两个问题。经济增长并没有带来居民收入的提高，居民并没有从增长中得到实惠，当然内需就不可能上升，内需不足与居民收入增长缓慢互为表里。另外，既然国内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不够，为什么经济又能够维持高速的增长呢？经济增长的动力是什么？
可能的答案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来自于投资推动和出口拉动。正是始于1997年，扩张性调控政策的推行带来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同步走高，成为经济增长的强心剂；另外，对外贸易的增长尤其显著，2003年及今年前两个季度，出口增长率分别高达37.1％和35.4％，进出口额占GDP的比重，从1978年的9.8％飙升到2003年的60.4%，几乎占到GDP总额的近三分之二，作为一个大国，如此大的外贸依存度令人不安。
为什么中国的产品在国内市场上乏人问津而在国际市场上却所向披靡？原因非常简单，中国的产品具有成本优势———主要来自于对廉价劳动力的过度使用和对廉价资源的过度投入。这种低成本的产品国内居民却无福消受，据分析主要原因是中国的劳动力资源具有比较优势，而比较优势背后的潜台词是以劳动力的低收入，尤其是大量的农村转移的劳动力，他们并没有同步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相反，他们的经济地位还有出现恶化的趋势。值得一提的是，这种状况持续下去必将造成严重的两极分化和剧烈的社会动荡，为社会稳定埋下隐患。
另一令人吃惊的事实是，我国经济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虽只占世界的4%，但是耗用的钢铁、煤炭、水泥却分别占世界总消费量的30%、31%和40%。中国经济固然实现了世界上最快的增长速度，但高速增长依赖于大量的资源投入才得以实现，无论如何都不能认为这是一种高质量的增长。
资源的过度投入换来的经济成果是外汇储备的不断增加，截至今年9月，我国外汇储备已高达5145亿美元。但国家持有巨额的外汇储备，被用于购买美国国债、收益率微乎其微，为美国的经济增长默默作着贡献。与此同时，银行内躺着巨额储蓄无法贷出，2002年全国存贷差额高达近4万亿元、2003年又增加到近5万亿元；而各地方政府又竞相以地价土地、税收减免等优惠措施大力比拼招商引资，为使外资获得高额回报而各出奇招。民间投资所生产的产品低价销外海外市场，在背上“倾销”的恶名的同时，实际上提高的却是外国居民的福祉。由此造成的后果是居民收入增长乏力、资源过度开发、环境恶化、国内财富流失。经济增长并不是终极目的，目的是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的和谐发展，忽略了这一根本要义的掠夺性的发展又能持续多长的时间呢？
凡此种种，均是因为中国经济的增长方式仍然是以大量消耗经济资源为代价的粗放型的增长方式。早在1995年，中央就提出要改变经济的增长方式，迄今为止已近10年，但是增长方式的转变依然停留在口号的层面上，个中原因就在于要素市场上的价格机制并没有理顺———以低廉的土地和劳动力价格为支撑，粗放型的增长方式得以大行其道。
粗放的增长必然导致对资源的过度需求和对资源的粗放开发，有报道说，目前仅温州的民间资金投资于煤矿、石油和电力等能源行业的资金总额已高达几百亿元。温州经济崛起的原动力原本是企业家精神，如今这种可贵的创新精神没有被用于产品技术的创新，而用在了粗放的要素投资，无奈中国经济的整体性粗放增长创造了这种“市场机遇”，真是令人扼腕。在要素市场告急、对资源过度开发的背后，是中国经济土地短缺、居民收入增长缓慢、环境恶化的沉重背影。
苏振华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博士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