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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东平
在离北京理工大学不远的一个茶馆里，杨东平一边品着一杯绿茶，一边和记者聊他的梦想。虽然刚刚被南方某媒体评为“中国公共知识分子50人”之一，但他对此似乎并不愿意过多发表评论，不过他承认，中国太需要越来越多的公共知识分子。作为北京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和中国两个NGO的主要负责人，他的日常工作很忙碌。像今天这样，靠在软软的沙发里，品着香茶，轻松的聊他的理想，真的很难得。
我现在关注的领域，一个是力所能及地促进中国的教育改革；一个是力所能及地促进中国民间组织的发育。我本人参与了两个NGO（非政府组织），一个是自然之友，还有一个民间的教育研究机构——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我是这个研究院的院长。
在现代社会中，社会中间层和公民社会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我个人和周围的很多朋友都在致力于这个领域的工作。随着市民社会的成长和发育，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民间力量在社会转型和社会现代化过程中越来越受关注，民间力量的研究和培育也成为知识分子关注的重要领域，我个人希望在这个方面做些工作。
对于一个健全的现代社会，一定要有一个广泛的社会参与机制和民意表达渠道。传统社会在全能型国家之下，人民没有一种利益表达的机制。很长时间内中国的民间组织和民间社团处于非常微弱的状态，目前这个情况正在逐步转变。
1997年春天，我作为“自然之友”的代表，访问了总部设在纽约的美国环境保护基金会(EDF)，那是一个成立于1967年、有30万会员的著名民间环境保护组织。EDF的创始人说，他们最初只有10个人和在客厅里的思想。我不禁笑了。梦开始的时候是一样的，我们最初只有4个人。
10年前，中国知识分子们开始认识到中国的生态问题，我们希望把看法表达出来，而且希望更多的人来关注生态问题，梁从诫先生、王力雄、梁晓燕我们四个人不约而同的走到了一起，开始酝酿成立一个中国的民间环保组织。在一个相对比较困难的情况下我们成立了“自然之友”。
“自然之友”可以说是中国NGO的一个缩影，这10年对于中国NGO来说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自然之友”在传播环境意识、传播绿色文化、普及环境观念方面做出了贡献，但我认为，它最大的贡献在于培养了一大批中国环境NGO的骨干人才，有相当多的 “自然之友”会员后来在全国各地成立了很多新的NGO，其扩散辐射的效应很大。
但是在教育学方面，民间的声音和公共知识分子的声音比较微弱，对于重大的教育问题，教育学者常常集体失语，很难发出体制外的声音。
2003年，我们成立了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希望用民间的视角、民间的立场来观察审视和记录中国教育的发展，我们希望发出的是民间的声音，区别于官方态度，也区别于学院式的研究。
我们研究院每年出一本《中国教育蓝皮书》，定期举办21世纪教育论坛和教育沙龙，谈论教育的热点问题，一年多来产生了一些影响。
今年我们举行了一个大的活动，叫“西部阳光行动”，组织大学生志愿者到西部支教、支农，参与乡村建设。今年暑假我们已经组织了10个大学生小分队到西部10个地区进行为期一个月的支教活动，这样的活动使更多的大学生对贫困地区教育更加关注，也培养他们的公益心。
我也希望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和西部阳光行动假以时日，也能像“自然之友”一样有巨大的扩散效果，培养一大批关注中国乡村教育的骨干人才。对此我很有信心。
从我的切身经验看，中国的NGO的教育价值大于实际的功能，基本上屡战屡败，但是，从失败的经历中最终会总结出宝贵的经验和案例。
应该说与10年前相比，民间组织的生存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转变。但是，中国NGO能健康快速发展起来还需要很长时间。无论是民间社团还是私募基金会，现在都还在准生的问题上存在一个巨大的制度障碍，就是《基金管理条例》和《社团管理条例》都规定，所有民间组织都必须要挂靠在一个政府机构下，这直接限制了民间组织的诞生。所以目前民间组织相当多的是在工商部门注册，或者干脆不注册，虽然平时也没有人来追究，但这显然是一种很不成熟的状态。
国家应该在社团管理和民间组织的管理中进一步解放思想，适应社会转型和社会现代化的需要，允许更多的NGO合法出生。没有一个国家政府是全能的，是可以包揽所有社会事务的，中央已经确立建立一个有限的政府的政治体制改革目标，但是我们在社团管理方面还没有适应这种转变，但我相信这种转变会到来。
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社会缺乏公共知识分子。更多的知识分子应该参与到社会生活、公共事务当中来，推进中国的政治文明和民主政治建设，在各个方面参与并推进中国的现代化。知识分子不能处于失语的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