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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30日，本报记者了解到海尔集团有限公司被青岛国资委列入监管企业名单一事。此事对整个中国商界的影响，在今后一段时间，势必以一种加速度方式体现。
这不仅是因为海尔和其掌门人张瑞敏的“半神化”面纱引人注目；也不仅是因为早先一位香港财务分析专家，借格林柯尔顾雏军收购科龙等企业一事，掀起的国有企业改制大论争，硝烟至今仍未平息；也不仅是因为海尔屡经波折的香港借壳中建上市，刚刚宣告功成。
重要的是，我们能够从海尔最新的动态，解读出几种截然不同的信号。
一种可能是，这只是青岛市政府方面依照惯例作出的一种安排。毕竟，海尔的崛起，离不开地方政府早期各种有形无形资源的支持。
这种逻辑延续下去，则海尔已经完成的以员工持股会方式持有上市公司海尔中建股权的利益安排，应当不会有太大变动。
目前还无从查寻张瑞敏、杨绵绵等海尔高层管理人员，在员工持股会中是否拥有、乃至拥有多少股份。但既然每个人都无法否认，张瑞敏个人身上具备的商业魅力对海尔无可替代的巨大贡献，以张为代表的海尔管理层，通过种种巧妙安排，实现自己对海尔的最后控制，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毕竟，正如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在昨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所强调的那样，“中央的国有资产应该集中在涉及我们国家安全以及国民经济命脉的关键领域以及关键的行业。”
无论从何种角度分析，以白色家电闻名的海尔，跟上述“关键领域、关键行业”，可谓不沾一点边。我们由此甚至可作出一个大胆却不乏合理性的设想：这是不是海尔同青岛市政府方面“善意的合谋”，借此来保护海尔免受一些学者“无谓而疯狂的攻击”？
但如果这不是一个“例外事件”，则情况要复杂得多。
此次青岛市国资委开列的监管企业名单，海尔、海信、双星等知名企业都赫然在内。这些企业有个共同特点，即不管最初的投入可否清晰界定为国有权益，它们都有强势企业领袖的存在。在这些“企业强人”的带领下，国有资产往往是数倍数十倍增长，然而受制于旧机制，他们得到酬劳，往往同其付出严重不对等。
商业的本质是逐利。不合理的利益安排，必然滋生“不尽合理”的产权交易行为。种种问题纠缠一起，很容易引发大众对管理层收购等行为的“恶意想象”。
这种情绪的蔓延，一定程度上已经不可遏止：昨日新闻发布会上，李荣融主任明确指出目前国企改革当中，比较突出的问题就是管理层收购，其中的核心又在收购价格。
国有资产的转让定价，一直是近几年学界争论的焦点问题。
然而理论尚未廓清的要素，实践中早已有答案：从国资委成立的这两年来，之所以国有财富的流向，频频进入公众视野，并不是说管理层收购在这段期间才大规模发生，而是因为国有资产的管理机制发生了重大改变。
事实上，以2000年左右广东美的何享健父子，借信托化模式成功实现管理层收购以来，这种模式短短四年内，早已蔚为大观，成为无数大大小小国有企业遵行的模本。
从单个个案分析，广东美的私有化又是无法复制的：若没有何享健极高的个人智慧，和其在当地巨大的个人威望和广泛人脉，美的管理层收购绝不能如此顺利。推而广之，无论是TCL，还是宇通客车；无论是借用外力，还是通过司法诉讼手段；无论是柔和的改变，还是激烈的推行，这些企业的领袖们，为实现个人合理的利益安排，可谓“殚精竭虑”。
我们当然不能因为个别国企改制中出现的不合理、不公正的定价，就一棒子打压上述种种“苦尽甘来”的改制行为。因为，新一届政府，已经在尝试用一种更具智慧、更为现实的路径安排，来解决国企改革这一难题。按照李荣融主任的话，“原来国有企业改革的推进是推动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改革，从十六大以后，就转为由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改革来推进国有企业的改革”。任何旨在改变既得利益的改革，最后总是要触及到制度层面的变革。
同样，我们也不能放松警惕：中国渐进式改革，几十年积累下的财富分配不均衡，已经制造了一个又一个利益集团。我们当然不希望，新一轮国企改制，催生的只是又一个新的利益小团体。
理想的模式当然应当是：国资委只管它应当管的事，国有企业照做已经在做的事，而企业家们不需要再去担心本来不应该担心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