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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报道，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蒙代尔先生在上海的一个发言中依然坚持认为，中国应该继续维持固定汇率制度。他在讲话中提到，中国现在遇到的汇率上的麻烦并不奇怪，这是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要经历的一个必然阶段。尽管以上说法总体上没有大错，但是，我想说的是，中国今天在汇率问题上面临的挑战要比日本1985年更为严峻，问题形成的原因也更为复杂。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与汇率形成的机制以及汇率变动对整体经济发展的影响方式有关。让我们从汇率的决定因素来做个简单的讨论。
毫无疑问，实行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对于东亚经济的起飞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从政策上看，这个固定汇率政策与东亚经济的出口导向的发展模式高度一致。与东亚类似，中国大陆在过去的10年也走上了典型的贸易主导的经济发展战略。但是两者的差异在于，它们所选择的固定汇率对整体经济的影响是非常不同的。一般来说，固定汇率对国内整体经济的有效性取决于贸易部门的发展对国内产业和总体经济的传导效应(所谓“巴拉萨效应”)。如果贸易部门的增长带动了国内非贸易部门的增长，两者保持一定的联动关系，那么固定汇率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就比较显著并且不会在国际收支上积累起大量的不平衡的压力。这就是说，如果出口拉动的部门扩张引起国内产业对进口的增长，那么国际收支就可能维持大体的平衡。这就反过来进一步需要固定汇率的制度来保障经济的持续发展。这意味着，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对于一个经济的发展和增长有显著的积极效应并且大的调整通常是不需要的。
而要保持固定汇率对经济发展的这个积极的影响力，关键的问题是贸易部门的扩张不能脱离国内经济的总体结构。这就等于说，如果贸易部门本身是国内经济的主要构成部分，就像东亚的开放经济体那样，那么，固定汇率不仅有利于贸易扩张和经济的发展，而且贸易部门的扩张显著带动整体经济发展水平和收入水平的提高。在这种情况下，汇率水平的调整不仅是自然的，而且对经济的发展不带来严重的影响。日本1985年的日元汇率调整实际上就属于这种情况。很多日本经济学家认为，1985年的“广场协议”并不真正打击日本经济的发展，而是日本国民收入积累到较高水平之后的必然结果，这也是日本为什么接受了这个调整的主要原因。可是，中国现在面临的汇率调整压力是发生在人均收入只有1000美元阶段，而不是10000或15000美元阶段。1000美元的人均国民收入意味着我们还有相当长的高速发展时间。但在这么低级的发展阶段，为什么我们今天盯住美元汇率机制发生麻烦了呢?现在通常的解释是，因为美国经济和政策有了问题。美国的问题是，占GDP5%的贸易赤字长期得不到解决。但是话要说回来，美国的赤字并不是一个真正问题，因为美元的“霸权”地位可以来平衡美国的国际收支。
只要亚洲还将外汇储备在美国市场上，美国就没有问题。那问题是，亚洲需要改变这个长期以来将外汇储备主要投资于美国国债的做法吗?我看不会改变，因为对经济发展和贸易扩张来说，这样做的好处太明显了。我的看法是，对中国来说，固定汇率面临的调整压力主要不是来自美元贬值，而是来自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式偏差问题。此话怎讲?
与东亚经济不同，中国贸易部门在过去10年的扩张与国内经济发展的联系几乎是脱节的。贸易扩张虽然促进了中国经济增长，但是这个影响是局部的和扭曲的。因为中国的贸易扩张主要得益于外商直接投资的超常增长。由于外资企业(目前大约46万家)成了中国贸易部门的主要推动者，并且这些外资企业以加工贸易为主(进口与出口几乎发生在同一部门),贸易部门的这个扩张与国内其它经济部门的联系就变得不那么紧密了。贸易部门扩张对国内经济的传导并不显著。这表现为过去的10年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几乎就是外资企业集中和主导的地区。把这些地区拿掉，其他地区的收入水平还相当低。在一个高收入的贸易活动主要集中在少数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体内，我们不能指望人民币的汇率仅仅由这些少数地区的收入水平来决定。在国际收支上，中国积累起来的庞大的外汇盈余正说明了中国整体经济落后的问题。
总之，贸易部门与中国整体经济的相对分离(这个分离主要由外资主导贸易造成的)是造成人民币升值幻觉的重要原因。虽然贸易部门的扩张速度非常快(贸易总额占GDP的比重高达70%),但是由于贸易部门的扩张局限在外商企业的加工贸易，它并不显著拉起经济的其余部门的扩张，所以来自贸易的帐面盈余被迅速地积累起来了，造成了人民币升值的虚幻的压力。真正的问题是，中国作为这么庞大的国内经济体，它的经济发展如果不是局限在外资和贸易部门的话，它是不可能在国际收支上积累起这么大盈余的能力的。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应该足以吸纳掉这些盈余才是，不然的话，我们就需要反思和忧虑中国经济发展的政策和前途了。
（ 责任编辑：胡立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