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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利益集团又称“压力集团”、“院外集团”或“游说集团”，由有相同利益或对一些问题有共同看法的个人和团体组成。它们为了实现共同的目标和利益而积极影响美国立法和政治决策过程。利益集团的主要活动方式有：国会游说、为竞选捐款和拉票、组织大规模的宣传活动或通过宣传施加压力、通过民意测验进行报复等。旨在为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增加经费的“公共卫生利益集团”（又称“疾病游说集团”）是美国特殊利益集团中的一个，它是由一些个人、民间组织和私人企业构成的松散网络。
“疾病游说集团”最具代表性的成员是纽约富商的遗孀、慈善家玛丽·腊斯克（Mary Lasker，1990－1994）。她是“疾病游说集团”名副其实的“教母”，是几任总统和参、众两院议员的朋友，在过去几十年中为NIH争预算可谓不遗余力。作为NIH增加经费的“黄金时代”的核心人物，她频繁出入国会山庄，带着各种图表和报告，专门做有影响的国会议员的工作。原因之一：自50年代以来，她一直是为美国国会两党议员竞选捐献资金最多的20人之一，得到她捐款最多的负责给NIH国立癌症研究所拨款的国会两个拨款委员会的主席，委员会的其他成员也均得到她不同程度的资助。这些国会议员几乎完全被玛丽·腊斯克控制，被外界称为“玛丽的羔羊”。
由于“疾病游说集团”的努力，从1972年到1976年几年间，NIH癌症研究所的拨款从3.79亿美元升至8.15亿美元。有趣的是，卡特政府1981年向国会提交的公共卫生预算案实际上就是根据“疾病游说集团”的要求制定的，但卡特本人并不知情。争经费之战打得不可开交，为了避免混战，“疾病游说集团”的有关团体和个人组成了一个统一阵线，其中包括国会议员、知名科学家、患病活跃人士和病友组织、制药公司、影视界大腕、体育明星和新闻界人士，全美大约60个组织和一批有影响的个人虎视眈眈地盯着联邦政府医学研究经费的发放，他们几乎每年都能成功地保证国会批准的金额超过总统所提交的NIH预算。与此同时，玛丽·腊斯克、专栏作家安·兰德斯以及影星琼斯等这些国会拨款委员会的座上客，把“疾病游说集团”的游说活动变成了一门高超的艺术。
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的一位负责官员说：“他们是一个典型的特殊利益集团，相比之下，美国的石油利益集团倒显得缩手缩脚。”美国《迈阿密先驱报》指出，玛丽·腊斯克的座右铭似乎是：“千万不要低估极少数富裕和有特权的社会精英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其他人的能力。以她为首的疾病游说集团的出现，导致了民主的死亡和科学的腐败，而诚实的科学家只能靠从桌上掉下来的残羹剩饭。”
1998年，美国著名科技政策批评家丹尼尔·格林伯格在《华盛顿邮报》发表文章指出，美国国会为NIH增加的经费受到严重误导。没有理由相信庞大、臃肿的NIH 能够用好国会为之增加的20亿美元的经费，这必然会导致资源的浪费。
尽管NIH所做的研究看来是成果显著的，但从来没有人对NIH所做的研究进行过全面、独立、公正的评估。NIH的要员在讲话中从不忘感谢为其提供大量经费的国会立法者们，而对美国公众面临的致命疾病却表现冷漠。NIH的建筑物以国会议员的名字命名的就达九个之多。这样，科研经费就成了一种政治恩惠。NIH经费早已超过了美国联邦政府六、七个部门预算的总和，这里反映出特殊利益集团和特殊机会的融合。参与这一努力的人士有很多是完全出于个人的考虑：参议员马可是癌症患者；著名橄榄球中锋凯利的儿子患有奇特脑病；墨瑞恩·里根的父亲、前总统里根患有阿尔茨海默氏病；最近去世的电影“超人”主角克利斯托弗·里夫因骑马摔伤而高位截瘫，他曾为要求有关方面增加对脊椎受损研究和治疗的投入而将美国卫生部告上法庭。
“疾病利益集团”组织有序，生物医学界为之提供所谓科学依据，如：“我们对某种疾病的研究正处于取得突破的边缘，如果得到更多的经费，我们就能如何如何……”有人不禁要问：“如果使NIH经费翻一翻，你们敢保证只用一半的时间就能找到有效的治疗方法吗？”显然，无人能回答这一问题。一个典型的失败例子，是自1971年起在美国开展的“对癌症开战计划”（War on Cancer）。
该计划刚启动时，NIH曾提出在10年内攻克癌症，结果几十年过去了，几百亿美元投了进去，癌症每年的发生率却有增无减。然而，一些科学家和新闻记者却多次宣称在攻克癌症等疾病方面取得了所谓进展，这些所谓激动人心的突破于是就上了电视和报刊的头条。而随后的研究又往往否定了以前取得的进展，但这样的消息却很少得到报道。格林伯格说：“科学变的昂贵，人情味太浓，很容易出现腐败或被收买。”国立癌症研究所是NIH中最大的研究所，也是一个问题最多、最积重难返的单位。
格林伯格指出：“疾病游说集团”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要求增加NIH预算的，该集团充分利用了国会议员想讨好他们的选区居民的心理。NIH的问题并不能因为满足这些人的要求而得到解决，大幅度增加经费有时是在违背科学自身发展规律的前提下进行的。政客们需要有煽动性的口号、轰轰烈烈的计划、短期内看得见的成果。而科学家需要的是知道怎样做才符合科学发展的客观规律，而不是一味迎合政治运作的需要。
（ 责任编辑：周克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