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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只蚂蚁闯入瓷器店，必然无声无息。而一头公牛闯进来，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这是中国经济进入21世纪后面对国际社会的写照。
从2003年的中国对外商品出口频频被“反倾销”立案、中国企业“走出去”后出现一些始料未及的摩擦(如中国在南美及韩国的工厂遭遇“罢工”)，到今年“粤商南非遇刺事件”以及9月28日爆发的“西班牙烧鞋事件”。中国商人的非商业风险在这个时代似乎急剧增长。其背后的原因是中国崛起与国际社会发生的碰撞，正使中国进入“国际摩擦时代”。
必须从战略和历史的角度，从大国兴起的角度来看中国所遭遇的“国际经济摩擦”。事实上，对于中国的兴起，美国人比我们看得远。早在上个世纪，在中国世贸谈判时，就有一位美国智囊向克林顿进言：必须允许中国加入世贸，让中国独处世贸组织之外极其危险。究其原因是，中国将成为经济大国。从历史的角度看，20世纪最重要的事件不是苏联成立和苏东解体，不是二次世界大战，而是中国的崛起，由此将改变世界的秩序。
中国的经济规模正迅速上升。虽然我们在经济总量上还是中等身材，但从经济的增量以及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角度看，中国俨然已成“超级大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日益扩大。2002年，我国的GDP总量为1.25万亿美元，不足全球份额的4%，按当年汇率计只是美国GDP总量的八分之一、日本的四分之一，但在全球GDP新增份额中中国的贡献率却达到17.5%，仅次于美国。
而据世界银行的统计资料显示，从1980年至2000年的20年间，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GDP(以购买力平价衡量)增长的贡献率年均为14%，仅次于美国的20.7%。中国的国际贸易在这20年间保持了5% 的年增长率，贸易增长对世界贸易的贡献率是4.7%，仅次于美国的14.4%和日本的6.9%。在制造业方面，2002年中国制造业出口虽只占全球总值的5%，但增长率却占了全球增长的29%。此外，中国在粮食、石油等大宗产品以及初级工业制造品的进出口增长的贡献率上都占据了重要位置。
世界银行副行长戈宾德-南尼卡公开表示：中国经济是快速增长的经济，对全球经济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我们可以大胆预言，作为经济增量“超级大国”的中国，依其相当于世界平均增长率2.4倍的增长潜能，中国经济总量将在近年内超过法国，近几年内超过英国和德国，20年后在经济总量赶上日本，成为世界老二。
中国崛起必经之阶段就是国际经济摩擦，而且会体现为典型的“大国摩擦”。笔者将中国崛起划分为包括国际摩擦时代在内的三个阶段：一是20世纪最后20年，中国作为大国崛起的准备期，国际经济摩擦处于隐性的阶段；二是中国作为大国快速崛起、国际经济摩擦日益显性的时期，大概也将经历20余年的时间；三是中国作为新的大国被接纳、达致新的国际均衡的时期，这大概会是20余年后的事情了。眼下，中国正进入至少长达20年的国际经济摩擦期。中国目前所面临的国际经济摩擦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不是战术性的，而是战略性的。在这种时候，外交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而它也正在悄然变化：从纯粹的政治外交、关系外交发展成经济外交。“经济外交”不仅折射在西班牙烧鞋之类的事件上，在国际能源的获得、能源与原料运输线的保障等更具战略性的问题上，尤其如此。
这意味着，中国经济的外扩将日益导致中国外交资源、政治资源和军事资源的外扩。笔者曾与小布什政府专门负责对华商务的美国商务副代表巴泽尔在搜狐有一席难忘的对话。期间，有网友问巴泽尔，美国为什么喜欢干预国际事务。巴泽尔的回答是，美国并不是一个喜欢多管他人闲事的国家。事实上，美国在很长一段时期，长期奉行的是“孤立主义”，喜欢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然而，当美国经济日益发展，美国公民进入世界各地进行贸易和投资时，美国政府便责无旁贷地需要担负起保护本国公民合法与正当利益、保护其产权在世界各国不受侵犯的任务。
巴泽尔的话有辩解的意味，但也有一定的真实性。从他的话我联想到：有一天中国经济强大起来，中国商人走向全世界时，中国政府的“保护产权”、保护本国公民利益的责任也将驱使中国的外交进入全新的“经济外交”时代，而中国的军事、政治也将因此引起变化。中国号称要和平崛起，但和平崛起与其说是战略，不如说是目标。要做到和平崛起，其实需要以实力为后盾，以外交为长袖，在许多方面实施变革，而如何通过包括官方外交和民间外交在内的外交手段，尽可能多地保障本国经济利益，将日益成为外交的首要任务。
在此期间，中国的商人和企业家则需认清形势，将其外扩步伐与国际摩擦时代的背景紧密考虑，与政府尤其是政府外交部门密切合作，同时大力发展各样民间组织(如行业协会)，努力拓展民间外交，摒弃单打独斗，才能既照顾好企业发展的天花板，又确保企业安全的地板。
（ 责任编辑：魏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