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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是暂时的，做人是永远的，朋友是永远的！从领导岗位上下来，我只是回到了民众中间，没有失落感可言，倒是比原来过得更充实了!”
在风光秀丽的广东顺德新世纪农业园，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已经从广州市市长岗位上退下来7年的黎子流先生一脸坦然，至少在10年前就因秃顶而显得阔大的额头光洁红润，谈笑间不时流露出的睿智和真诚，让你无法从他的面部表情读到他有过的风雨和沧桑。
10月19日，在中国北方已经传来飘雪的消息的时候，南中国的土地上仍然有蓝天高挂，有凉风送爽，有绿树红花，有湖水荡漾。
望着正对农业园入口的一个大型弓箭形建筑，我们问黎子流先生它有何含义，他说一是取成吉思汗弯弓射大雕之英雄壮举；二是象征农业科技如离弦之箭，迅猛发展，蒸蒸日上。
黎子流先生现任顺德新世纪农业园有限公司和广州立智农业有限公司的董事长。他说，致力于探索中国农业的发展出路是他退休以后的主要工作之一。
一个农民出身的曾经的市长，一个有51年党龄的共产党员，一个不拿公司一分薪水也不持有一股的董事长，就着一杯茶，回首过往的岁月，给我们最深刻的印象是他的和蔼、宽容、执着和热情。
一个73岁的慈祥的老人，一个铁骨铮铮的硬汉，一个历经大风大雨仍然一脸阳光的赤子，曾经为这块热土奉献了自己的青春，即使在应该安享天伦之乐的时候，仍然奔走在城乡之间，为实现一个普通共产党员的梦想而不遗余力地忙碌着。
但他没有一丝一毫的怨言，他的乐观和豁达，仍然像不远处的大海，激情澎湃，波澜壮阔。
少年得志
黎子流出身在顺德的一个农民家庭。
他的家乡是一个叫陈涌的村子。1932年1月，黎子流赶在年头出生。从他现在的形象，我们很容易判断，当时他应该是黎家一个虎头虎脑的胖小子，给这个家庭甚至家族带来了不少的欢乐，也可能从出生时就承载了某种期望和使命。
随后的现实却并非那么一帆风顺。他没有太多的时间和机会读书，虽然在一份简历上填写的学历是初中，但黎子流说，他真正在学校只读过两年书，后来进党校学习了两个月，这就是他全部的求学经历。
黎子流10岁就出来干活了。一个小小少年和他的父老乡亲们一起，在顺德乡间的土地和水田里，为改变生存现实，挽起裤脚，勤劳耕作。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磨练。与此同时，他作为领导者的潜质和才华，也随着年岁的增长日益显现。
1951年7月，他被选派为顺德县大洲乡土改队员，任小组长。时年，黎子流只有19岁。后来，在龙山乡，他是乡亲们以原始方法作为选票推选的副乡长、乡长。
1953年4月，他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
一个刚20岁出头的农家子弟，就这样走上了他的“仕途”。
在常人眼里，这应该是少年得志了。
在黎子流先生赠给“亚洲资本论坛”的一册装帧精美的《黎子流人生掠影》的序言里，他写道：“从那天开始，我便踏上一条坎坷、曲折、漫长、坚实的人生之路”。
三次挫折，两年劳改
1958年，中国人民在“三面红旗”下开始“大跃进”；犯“强迫命令风”错误，黎子流遭到万人批斗，被停职反省，劳动检讨。
1960年，中央纠偏贯彻执行农村六十条政策，形势有所好转。
黎子流说，这三年中，我们最困难时每人每月只有16斤米，大家进集体食堂吃饭，谁都吃不饱。
1961年，黎子流复出。他说，第一次挫折让他懂得了什么是群众观念。
1963年，在“四清运动”中，他再次靠边站。当时思想不通，就想说；说了又错，反复接受工作队和“群众”的批判。
半年以后，他回到公社书记的岗位上。这是第二次起落。
和前两次相比，第三次几乎是刻骨铭心的。从1966年到1969年，黎子流被列为“三反分子”和“走资派”，接受了100多场批判，坐了两年牢房。这一次，全家都遭殃了。妻子因为不举手赞成对丈夫的批判，被关了；大儿子考上大学，因受牵连没能入学，并因为玩耍不小心用弹弓打了领袖像，被定为小反革命。小儿子到农村劳动、寄养亲戚家。
被关押期间，黎子流白天被监视劳动，中午和晚上都要学习，他记得最清楚的一篇文章是《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
黎子流说，他之所以讲这几次沉浮，是因为这些经历让他明白了一些人生道理：
首先，无论什么时候，我们党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我们就要关心群众疾苦。我们所犯的错误就是脱离群众、脱离实践。无论哪一级党委和政府都必须走群众路线，否则对干部队伍都会造成伤害。对党的政策一方面我们要认真贯彻，另一方面也要结合实际，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事情不能强迫群众去做。
其次，是要有科学的态度，离开了科学和生产力的现实，我们只有落后。
第三，怎么做人，我觉得一定要有一颗纯朴的心。我本人文化程度不高，但我必须加强学习，这几年，让我悟出了做人处世的原则：刻苦学习，处事以公，待人以诚，讲求实际。
顺德：一个终结
从参加工作到离开，黎子流在顺德长达33年。顺德，这个曾经和现在都极具发展活力的南国小城，是黎子流的故土，对他伤害最大，但他又对这片土地爱得最深。这似乎是中国人怎么也走不出的一个怪圈。
在一份简历中，我们看到了黎子流在顺德的职务变迁：1953年起先后任顺德县七区土改队员、龙山乡副乡长、乡长、团支部书记、副区长、区长、区委书记，勒流公社党委副书记、书记、社长；1963年3月后任县农村战线革委会副主任、县围垦中心沟副指挥、总指挥；1974年4月起历任中共顺德县委副书记、书记、佛山地委委员。
对一个当事人来说，这些职务本身的含义也许是清晰的，对更多的不知情的人来说，从中看到的则是历史的印记，一个已经远去的时代，一个让不少人身心备受伤害的时代，一个让中国在世界面前保持了神秘感同时也多了一些荒诞感的时代。
正是在这样一个熔炉一样狂热和混乱的时空隧道里，黎子流度过了他的青春年华。在20多年后的今天，他能想起来也想说的不是很多，他只告诉我们一句，在顺德，除打仗之外，我什么都经历了。
在顺德，他从1960年代后期就和乡亲们一起围海造田直到1970年代中期。我们从现存的照片上看到，当时的黎子流留着小平头，穿着白衬衣，棱角分明的脸上透着坚毅和自信。在劳动之余，他和乡亲们一起赛龙舟，跑马拉松。
有一次饭间，黎子流说年轻时候参加体力劳动不惜力，再加上被监视劳动，他的右肩已经僵硬了好多年，而且明显要比左肩低，腰部受了重伤。
对这30多年的工作，黎子流的评价是，我们也有成绩，但很不容易，比如围海造田，兴修水利、办电等，但对我个人来说，错误大于成绩，教训多于经验。
黎子流还说，共产党是共性，个人要有个性。我们必须坚信，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正视我们有过的错误，我们才能不断前进；只有敢于否定自我，你才能够不断进步。
1983年4月，黎子流调任江门市委书记，这是一次破格提拔。
他在顺德的奋斗终于有了一个让自己满意的终结。
当然，我们不能不看到此刻的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都在发生着令人欣喜的变化，天空日益爽朗、明媚，每个人的心里都汹涌着一股压抑了多年的激情。
顺德：几点感受
时间远去了，大地还在；故事结束了，人心还在。
在2004年深秋的天空下，仍然是顺德的土地上，黎子流在农业园的草坪上和我们共同分享着难得的凉爽，微风习习，仿佛缕缕往事的游丝，漫漫掠过每个人的心田。
顺德是一个只有800平方公里的县级小区，在改革开放的20多年里，却建起了15000多家工厂，创造了800多亿元的GDP，这不仅是顺德人自己的骄傲，更是曾经为这块土地献出过青春和热血的创业者和领导者的骄傲。
黎子流说，在顺德，我总坚持一点，无论是建设还是改革，我们都要先行一步，不是越雷池一步，但要越雷池半步。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我们要历史地看问题。即使在文革期间，有些事情现在看还是对的，如兴修水利、农田基建。就我个人而言，被打倒的时候和社员在一起也学到不少东西，有好的积极的方面，也有负面的。有一次我被监督劳动，我看到监视我的几个青年一直玩扑克，根本没干活，可是晚上评工分他们还是拿最高的，我懂得了什么是虚报浮夸和做假。这不是群众的错。
第三点，要坚持解放思想，也不能乱解放，一定要结合实际。黎子流说，当地的老百姓要去香港比赛龙舟，上级怕农民跑掉，谁也不敢批准，他把要参赛的农民叫来开会说，我拿乌纱帽担保你们出去比赛，跑掉就是我的责任，结果比赛还拿了第一名，一个都没跑，全部回来了。还有一次是红线女带领演员去演出，遇到同样的情况，这说明我们的思想有问题。
第四点，关于香港电视，我认为对我们解放思想发挥了积极作用。1982年，胡耀邦来顺德，问黎子流对香港电视的看法，黎子流问想听真话还是假话，胡耀邦说当然是真话啊。黎子流回答说，香港电视信息来得快、及时，我们的电视很落后。尤其转播女排比赛那次，好多人偷着看。当然也不是什么都好，广告太多，商业味太浓。后来，关于怎么样看待香港电视，顺德的领导层开了3个小时的会议专题讨论，得出的结论还是任仲夷省委老书记说的话“排污不排外”，我们要接受世界先进的东西。
关于香港，黎子流还说了一件有趣的事。1980年，他第一次去香港，发现那里什么都有，不像我们宣传的那样。在香港吃了一顿饭，对方花了15000元，我说这些钱在顺德，我可以建一个幼儿园。回到顺德，他觉得我们还是穷啊，县委就只有两部车，一辆吉普，一辆小汽车。开了眼界，在建旅游中心时首先是坚持建一个能停200辆车的大型停车场，以方便旅客和华侨回乡。
第五点，不能因为是信息社会了就把好的传统就丢了。信息化不能代替走群众路线，我们不能用电脑联系群众；信息化不能代替艰苦奋斗的精神，这是我们几千年来形成的精神，人总是要有点精神的；信息化也不能代替调查研究。黎子流说，现在大家都习惯了用手机，如果没有手机也许什么都干不了，信息确实很方便也很厉害，但传统好的东西我们还是不能忘记，不能丢掉。
江门：侨乡纪事
江门是著名的侨乡，世界107个国家和地区有江门籍华侨。
黎子流说，过去我们伤害了华侨的心。他到江门后，首先要做的是一步一步落实政治上和侨房政策，恢复华侨对家乡的信心；其次，他在集体领导下为江门提出了一个口号：振兴五邑两阳经济，建设富裕文明侨乡。
从1983年到1989年，黎子流在任6年，一直围绕这个口号做文章。
华侨开始关注江门，他们从捐资办学开始。黎子流要求，使用华侨的钱要本着尊重华侨的原则，必须做到帐目清楚，必须让华侨信任我们的各级领导，资金不够由政府补给，一定要把事情办好，取信于侨，取信于民。
短短6年里，华侨在江门的捐赠超过25亿元人民币。
华侨回来了，经济繁荣了，社会也进步了。
在江门，让黎子流自豪的主要有两件事:一是办五邑大学；二是修外海大桥。
初到江门，他发现500多万人的城市没有一所大学，教育程度不高，严重制约了经济的发展，侨领和老领导积极倡议，他就想如何办一所大学，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
实际情况是，对怎么办大学谁也不清楚，也没有足够的资金支持。
1984年，黎子流来到香港，召集33名在港的华侨征求意见，结果不到15分钟就走掉了一半，最后剩下不到10个人。有人对黎子流说，办大学还不如办一个“拖拉机学习班”实在。黎子流说，我们办大学是为侨乡培养人才，你们不支持可以理解，但大学还是要办。你们支持我们就快一点，你们不支持我们就自力更生办，会慢一点。
黎子流回到江门，对班子成员说： “我碰了钉子，还是我们自己干吧。”
当时地方经济还相当困难，江门市县财政共筹集了4000万元，就开始兴建教学大楼。同时，黎子流请来在北航任副校长的顺德籍教授叶家康，告诉他三个基本原则：一是我们投资办大学，你来管理；二是有什么事随时找我们，我们帮助解决；三是你要是不干我们欢送你，也就是你来去自由。叶先生答应了，成为五邑大学的第一任校长，一干就是15年。
1985年，香港商人利国伟给五邑大学捐资500万元港币，他对五邑大学的题词为：“万事起头难”。随后，一批港商回乡捐资，支持办学。
1986年，五邑大学开办了一个小型专业班，算是正式开学了。
截止目前，五邑大学已经为当地培养了近3万名大学生。学校的总投资超过了数亿元，其中华侨的投资超过一半。
再说外海大桥。
黎子流调离了顺德，但他还是以顺德家乡为基础，习惯有休息可能时就住在老家。
有一次，他从江门回家，整整走了8个小时才到家，仅过江就耽误了好几个小时。他觉得，再不打开江门和外界的通道，江门就没有人再去了。
1984年冬天，经王光英介绍，他找到熊谷组，向他借钱修桥，可是没有担保单位。找到广东省府一位领导，他们既不同意担保，也不赞成修桥。后来，找到省国投，收了较高的担保费，才勉强答应。黎子流如愿借到2500万美元，合同非常简单，要求1985年动工，1988年通车，工期提前一天奖励5000美元，拖后一天照罚5000美元。
全长1770米的外海大桥用20个月就建成了，比预定工期提前4个月。
黎子流说，有了外海大桥，改变江门“办岛”状态，对交通和发展经济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从顺德到江门：
关于改革及其它
黎子流是一个边干边思考的人。
从顺德到江门，他不断地思考什么是改革、什么是人才等问题。
1979年，何贤（何厚铧之父）带领香港商人李兆基、郑裕彤第一次来顺德，黎子流陪同接待，李、郑各捐资200万元重建华侨中学，全县沸沸扬扬，说我们的穿着解放鞋和中山装的书记变了，过去喜欢访贫问苦，现在喜欢上大老板了。
也是在这一年，顺德赛龙舟，有人说是借机大吃大喝，搞封建迷信，破坏生产。黎子流说大吃大喝其实只是杀头猪，封建迷信更谈不上，赛龙舟纪念屈原是爱国主义，是集体英雄主义，是有益的群众性体育运动。
这两件事都反映了一个观念和认识问题，也就是关于改革的问题。
黎子流说，所谓改革就是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有把握的要大胆地干，没把握的就小面积地试，要敢为天下先。在平反文革期间的冤假错案时，对四清运动的平反，黎子流说顺德是第一个，也是最彻底的一个，除犯罪的之外，全部一风吹，出来工作。
在江门，无论是办大学还是修外海大桥，同样是一个观念和认识问题。
黎子流认为，一个人大学毕业只能是半个人才。社会才是一所丰富多彩的学校，只有不断地学习，才能够进步。
对于怎么样培养和使用人才，黎子流说他有三点看法：一是要进党校，而且要看谁当校长；二是要到先进的地方去、到国外去，看外面的世界，学习先进的东西，有个前进的方向；三是要到基层去、到下面去。他一直主张25至40岁的青年干部要到基层去锻炼3至5年，并且挑实、重担子。可是无论在顺德、江门还是后来到广州，他都没有好好地坚持做到，这是一点遗憾。
关于学习，黎子流还拿自己说事，他说我念书少，别人看一篇文章一遍就够了，我要看三遍才能懂。多年来我坚持在实践中学习，向群众学，向同事学，向领导学，学习做人做事。
学习是每个人一生都要做好的事。
“办法一定比困难多”
黎子流说，他工作以来一直围绕三个地方转：顺德，江门和广州。
广州是黎子流事业和人生的顶峰。
1989年底，黎子流调任广东省特区办主任。
1990年5月，黎子流被任命为广州市副市长、代市长。
虽然他本人到广州已有半年多了，可让他当广州市长，他的第一个想法还是：“我不认识广州，广州也不认识我”。黎子流有些茫然，接下来的问题是干什么、怎么干？
广州作为中国的南大门，在改革开放的前沿，不仅自身的经济、社会要有令人满意的发展速度和成绩，更重要的是还应该发挥带动和示范作用。事实上，1990年代初期，广州的发展因为执行着治理整顿，在许多方面还赶不上周边的县区，整个社会缺乏一种进取的精神、创业的氛围。
其实，以我们现在的了解看，在特区办的半年，黎子流应该对广州已经有了他自己的初步认识和思考。他说，当时的局面很沉闷，困难很多，举步很艰难，干部感到前途渺茫，全市工业找不到出路。机关干部4000多人，平均收入不够250元/月，他们的工资水平比珠江三角洲所有的县、下面的区要少30-40%。有些干部下午6点才去菜市场，希望能买到便宜菜。1990年，整个广州的GDP是357亿元。
初到广州，黎子流首先了解情况。他说，当时搞治理整顿，不知道要走到什么地步，但总是要前进的。所以，我讲了两句话：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只要我们的方向、道路正确，办法一定比困难多。
随后，黎子流决定带领干部出去考察，从珠江三角洲的几个小城市到山东、上海浦东、辽宁、黑龙江等地走了一大圈。他认为，广州放下架子的时候，才是羊城经济腾飞的时候。和佛山、顺德、中山、东莞相比，广州作为老大哥在用足用活政策上、在运行机制上、在办事效率上都有一定的差距。只有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破传统、破常规，干前人没有干过的，干内地不敢干的，干一般人不想干的，工作才能打开局面，经济才能发展。
黎子流组织的这次考察，比小平南行讲话还早了几个月，被舆论和社会认为是给局级干部“洗脑”。这是在意识形态层面上寻求突破。
其次，也是在小平南行讲话以后，广州如何确定自己的奋斗目标。小平要求广州要追赶亚洲“四小龙”，但具体先追哪一条龙呢？黎子流在市委和政府领导下组织专家论证。后来提出了“向现代化国际化大都市挺进”的目标。
1992年，市政府确定：“一个转移”，把经济工作的重点转移到调整结构提高效益上来；“两个突破”，外向型经济发展有新突破，扭亏增盈有新突破；“三个推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推进科技进步，推进广州企业进步； “四个搞好”，搞好国营大中型企业，搞好城市建设和管理，搞好精神文明建设，进一步搞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以及群众关心的用电问题。
目标明确了，思想统一了，前进的方向也有了，发展速度也就赶上了。
小平南行之后，广州六年以平均19%的增速，GDP增长到2600亿元。
追溯在广州的实绩，黎子流只说了两件事：一件是市区到机场的道路；二是广州地铁。
从广州市区到机场本来就没多远，但因道路不畅，常常堵车，到过广州的人几乎都要骂。1990年，在任代市长的黎子流下决心改造这条路，用了258天，以每亩5万多元的地价，搬迁了700多个小贩，动员拆迁了中央省属的几个单位。花4个多亿修了这条只有3英里长的路。
而广州地铁就更有趣。仅讨论的时间前后跨度长达30多年，工程预算从1960年代的5亿多元一路下来到1993年，预算为146亿元人民币。该项目1993年12月开工，1998年通车。全长18.56公里。结提花了126亿元.
一个农民出身的“平民市长”，在中国南方的大都市，以自己的行动证实了自己的能力。
原新华社广州记者站站长田炳信在一本书中写道：“黎子流则凭着一脸顺德人特有的豪爽韧劲和坦诚很快征服了有品位、有文化、有档次、有机会比珠三角人读的红头文件还多的人”。
旁观广州
俗话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在从市长职位上退下来已经7年之后的2004年10月，我们问黎子流先生，如何看待广州这几年的发展，和你预想的一样吗？黎子流笑着说，这个问题不怎么好回答，不过，我可以说三句话：一是每一届政府都做了大量的好事实事.因在环境、条件、时局，班子情况不同会有大小多少之分；二是每一届政府都是在承前启后地工作；三是每一届政府都不可能把所有的事情做完。
但在接受田炳信先生的采访时，黎子流说：“广州正逐步成为华南的经济中心，带动珠三角的发展，并透过海陆空交通网络延伸与国际接轨，成为国际大都市，这也是我当市长时的愿望”。
作为曾经的市长，他到底是以怎么样的思想主政的呢？翻开那本《一个顺德人的足迹——黎子流人生掠影》，有几段话很有代表性：
--我在党和人民的教育下，经过成功和错误的总结，为人宗旨是刻苦学习、处事以公、待人以诚，讲求实效，我相信，做到了，朋友五湖四海坦诚相见。
--市长又是市民，经济建设一定是中心，百姓生活一定不断改善，这才是市长权力的结果。一切为了百姓，共产党早就开宗明义，问题是经过实践来检验这个真理。
--市政府一班人一定要团结、公正。“三个相互”、“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则“增”，内耗则“减”，这叫加减法。
--什么叫机遇，机遇就是时间。看你能否抓住它？顺利时当然是机遇，困难时也是一种特定的机遇，不要错失。
--继往开来，不断创新。广州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中，一定会迈向国际大都市的行列。
这是不是一个普通共产党人的胸怀呢？作为曾经的领导、现在的平民，仍然在广州的土地上，他看着广州一天天的发展，内心的幸福感应该比普通老百姓还要强烈。
“农业是艰难的”
天地有大爱，万物争生；人间有真情，返璞归真。
1996年8月，黎子流不做市长了,1997年，不担任市委领导职务了，1998年，正式退休了。
他说，我已经超期服役，应该干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他选择了三件事：一是研究探索科技农业的发展之路；二是社会扶贫教育；三是振兴广东粤剧。
2004年10月，黎子流说，时隔7年，我坚守这三点，一不为名，二不为利；我过得很充实，也很开心。
市长都做过了，为什么还要选择农业呢？
黎子流说，中国的农业是艰难的，它不同于工业、信息产业和房地产，农业的市场风险非常大：你丰收了，产品价格就下来了；产品价格涨了，你却没有产品可卖。
中国的农业为什么困难？黎子流认为，首先，国家对发展农业科技的支持力度不够，最明显的是银行不给贷款，农业银行都商业化了，他从退休做农业到现在7年来，没贷到银行的一分钱；其次，没有保险公司愿意为农业投保，即使有，条件也非常苛刻；第三，权力机关和相关机构对农业信心不足，关心不够。
黎子流深情地说，我是农民出身，曾经繁重的农活我体验过，我对农业很有感情，家族还有很多人靠农业吃饭，都很辛苦。
1997年，黎子流带着三个问题开始探索农业：一是广东的工业化城市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的程度，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能不能为农业发展找到一条出路？二是中国有8亿多农民，外出打工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治标不治本，解决“三农”最根本的是农业能不能搞现代化，能不能上个台阶？三是搞农业能不能致富？传统农业没有出路，农民又不能全部出去打工，农民靠什么？
黎子流决定以实践来探索，地点选在广州郊区和他的家乡顺德。
回归土地，回归农业
2004年10月18日下午，我们来到离市区50公里的广州市白云区九佛镇，坐落在这里的广州力智农业有限公司是一家园林式的养猪场，经过几次重组后，该企业已经是集生产、科研为一体的现代化综合性农业企业，也被广东省认定为“生态示范园”。下设养猪和蔬菜两个基地，他们的“穗康”牌猪肉荣获广州市名优农产品称号。
作为该公司的不拿薪水也没有股份的董事长，黎子流在19日告诉我们，力智农业公司今年可创利500多万元。与此同时，公司还以“公司+公司”、“公司+基地+农户”的经营模式，形成了广泛的技术服务和市场服务网络，前景十分乐观。
坐落顺德龙江镇左滩的顺德新世纪农业园有限公司，是黎子流任董事长和法人代表的又一个公司。
翻开公司简介，看看那些股东，你就知道什么是人格魅力了。
1998年，黎子流倡导做农业的时候，香港新世界集团有限公司、恒基兆业有限公司、信德集团有限公司等9家香港澳企业出于对黎子流的尊重和信任，纷纷响应，联合广州7家企业共同组建了这个谁都看不见未来是什么样子的企业。公司总规划面积5000亩，耕地规划2600亩，已完成首期耕地开发1200亩，投资1.5亿元人民币。经过6年的艰苦奋斗，农业园建设已经初具规模，美丽的环境、科学的规划和优质的产品，共同成为农业园向集生产、科研、观光和休闲度假于一体的新兴现代化农业企业迈进的关键卖点。
在农业园的草坪上，黎子流为我们算了一帐。
从1999年到现在，公司一直没有分红，现在公司的评估值是5亿元，预计到2005年底，经济效益会初步显现出来。他说，明年要调整布局，还清全部债务，实现零负债，再投入5000万元，同时，股东还会有6000万元左右的分配。这是一个让黎子流满意的状态。
这几年，周边的农民是受益的。当初征地的时候入股的农民，这几年得到的分红有2200万元，他们的投资回报就是10%以上。另外，企业用工大部分都是当地农民，这几年支付工资大约3500万元，有约800个农民在企业就业。
黎子流说，从开始干的时候，就想过了，不能以成败论英雄，要尝试、探索，为中国的农业和农民。现在看，初步是成功了。
对公司未来的发展，黎子流说，力智农业不再搞新建养猪场，要走低成本扩张的路，以公司带动农户的方式让利于农民，同时，与大公司联合做深加工，而且已经拿到了加工牌照，到2008年，年出栏将达到20万头，60%将出口。
新世纪农业园，一是继续发挥国家级水产良种培育的作用，可以为广东400万亩水面的养殖业提供良种；二是实施生物工程，已经和中科院合作，开始生产高级调味品，到2008年利润可望达到1000万元，企业价值达到1亿元；三是发展旅游观光，过去人们从农村涌向城市，现在又向农村走，这是一个趋势，是旅游业的机会，今年春节前要建办一个顺德珠江文化农展馆，进行历史传统和现代结合的展示。
听黎子流给你细说的时候，他简直就是一个企业家，他的兴致、他的快乐、甚至他拥有的健康应该都与农业有关，是农业给了他信心和活力。同行的几个朋友说，在这里生活和工作，他就像一个庄园主。
但黎子流说，明年他就不干了，要找一个更年轻的接班人，把企业做好做大。
在农业中，在大地上，黎子流既像一个富有的农民，更像一个纯真的孩子，他以自己的热情和智慧，为广东农业探索着一条新路。
高尔夫，是一种文化
黎子流不仅热衷于农业，还热衷于教育文化事业，振兴粤剧、扶贫教育他都是积极的倡导者和参与者，先后为扶贫和慈善事业募集资金近亿元。
他曾经为募集基金登台演唱，据说一曲粤剧唱罢，筹资达百万元之巨，一时间传为佳话。
他还是南雄（世界）珠矶巷后裔联谊会的会长。珠矶巷全长800米，始建于南宋，方圆6公里，有153姓。全球有5000万南宋后裔，每年有30多万人回来寻根问祖。
有人说，没有珠矶巷，就没有珠江三角洲。
黎子流说，我也是珠矶巷的后裔，理当为珠矶巷做些事。这几年下来，全世界珠矶巷后裔对珠矶巷的投资超过了1亿元人民币，建起了25所学校和20多个姓氏纪念馆和宗祠。
退休以前，黎子流喜欢跑步、游泳、打球。退下来以后，从1998年开始，他爱上了高尔夫。曾经有连续三年的大年初一清早，他和两个儿子去打球，整个球场就他们三父子。他说，不求进步，只求散步。
黎子流说，高尔夫起源于英格兰农村，本来是一项大众化体育运动，但在中国，因为球场少，费用昂贵，被误解为贵族运动。甚至认为打高尔夫就是腐败，这是错误的。高尔夫的英文拼写实际上是阳光、空气、绿地和友谊，它应该是一项健康文明的体育健身运动，更是一种文化，我们不应该盲目反对，只要条件许可，不乱占耕地，还应该大力支持和倡导。
仅此，黎子流的坦率和胆识可见一斑。
“内阁总理”和家庭民主
说起自己的家庭，黎子流脸上洋溢着幸福。
他说，我们的家庭是非常民主的，老伴是很好的“内阁总理”，我们共同的爱好是粤剧，我从政这么多年来，她为我把关，免却了很多麻烦。
有人送东西来，老伴都想办法退回去。别人送来木瓜，她就送还西瓜，从来都不欠别人的。发现家里有来路不明的钱财，就捐出去。黎子流说，对于别人托付的事，不违背原则的、能办到的我就办了，办不到的我就直说。我这个人“只会帮人，不会防人，更不会害人”。
家里的大事，每个人都有发言权。黎子流说，他搞农业和振兴粤剧，都遭到小儿子的强烈反对。儿子认为，搞农业太累，退下来就应该安享天伦之乐；至于粤剧，肯定是要衰落的，不是靠什么人或什么基金会就能振兴的。当然，黎子流也有自己的理由说服儿子，他还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做了，儿子的意见保留。
黎子流说，我们的家教有两条：一是他告诉孩子，要做好人，对社会有用的人，不要做坏人；二是不能靠父母，父母是靠不住的。有权力的时候，不能利用父母；没有权力甚至受批判的时候还要连累你们。
后来，他的两个儿子都表示绝不从政、不当官，因为看怕了父亲的经历。他们都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了各自的道路，大儿子搞设计，小儿子自己学做生意，性格内向，不喜欢交朋友。对于两个在国外读书的孙子，黎子流的要求是每月用中文写一封信回来，不能忘记中国文字，要练好书法，要和家人多沟通。
有时候，家庭幸福就是这么简单，但总是有人做不到也就得不到这份幸福。
对中国企业家的建议
黎子流已经有7年多都不愿接受媒体的采访了。他说，顺德人都是这样，多干少说，只干不说，干了不说。他还说，“千秋功罪谁评说，民间自有记功坊”。
对于这次来之不易的采访，我们自然充满感激之情。当然也要问一些大家关注的问题，我们说《亚洲资本》杂志主要是给企业领袖看的，你对他们尤其是中国企业家有什么建议？
黎子流说，我离开领导岗位已八年了，许多新情况不了解，但要我说的话，我认为有四点必须做好：
首先，要学会做人，只有做好了人，才能做好自己的企业；也要懂得回报社会，有能力就一定要记得扶贫济困,社会公益。
其次，要学习科学管理，要学习国内外先进的管理经验，提升管理水平，向管理要效益。
第三，要盯住市场，目光要看得远一些，要时刻知道自己在市场竞争中的位置，及时调整经营战略。
第四，脑子要清醒，不能盲目乐观，要有所为有所不为。
黎子流认为，一个企业家能做到这几点，他就一定能够成功。中国需要更多更有实力的企业家，也需要更多的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企业和经理人。
我们离开了顺德，黎子流还在顺德；我们的采访结束了，黎子流还在那块土地上续写着他的故事。
对于一个老人，一个经历了半生沧桑的共产党员，我们全部的祝福是：快乐，健康，幸福！
（ 责任编辑：任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