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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78年，中国在批判“两个凡是”中 逐渐走出思想的泥淖。而在经济领域，正“花开两枝”：一是发生大规 模的“军转民”，二是扩大“企业自 主权”。作为中国企业战略最早的特征，他们首先是给自己的角色开始定位。而它意味着，沉睡良久的中国经济巨人开始苏醒，走上腾飞的历程。
“民治”：国有企业转型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指出：“现在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领导地大胆下放，让地方和工农业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正是基于这一共识，扩大企业自主权成为国有企业改革的始发站。
也就在此月，不动声色地，四川选择了宁江机床厂等六个企业进行扩权试点。
此后，扩权试点如火如荼。1979年5月，首都钢铁公司、天津自行车厂、上海柴油机厂等大型国企进行全国性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验。1979年7月，国务院发布了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实行利润留成、开征固定资产税、提高折旧率和改进折旧费使用办法、实行流动资金全额信贷等五个文件，要求地方部门按照统一规定的办法选择少数企业试点。1979年底，试点企业扩大到4200个，1980年又发展到6000个，约占全国预算内工业企业数的16%，产值的60%，利润的70%。
1981、1982年，工交企业实行经济责任制。1983年，试行利改税试点。这些，都是以扩大企业自主权为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思想的。1984年5月国务院颁发了《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规定扩大企业10项自主权。1985年9月，国务院又批转了国家经委、国家体改委制定的《关于增强大中型国营工业企业活力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的通知，通知作出了14条规定，要求继续扩大企业自主权。
从1978年开始的改革，重点在调整国家与企业关系上：为企业松绑，使企业有一定的生产自主权，成为独立的利益主体，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都有所提高，其更重要的一个意义在于，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上打开了一个缺口。
这一改革是有成效的。首都钢铁公司，1979～1981年和改革前的1978年比较，利润净额平均每年增长45.32％，上缴利润和税金平均每年增长27.91％，企业留利和职工收入都有较大的增加。
但是，说到底，当时的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改革思路是在计划经济的框框下进行的，企业的一大特征便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并应以利润为经营目标。但是，此一阶段的改革仍是以产品生产者而不是以商品生产者为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
此时出现了租赁经营，这就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初级阶段者。租赁经营，起端于商业柜台或是公交汽车等“局部租赁”，而且是商业类租赁为主。此后，才是中小企业的租赁性经营。不同于国际上的租赁惯例，发生在中国1980年代中期的租赁经营，最大的意义却在于经营者所获得的自主性，绝非仅仅是中小企业的融资手段。
真正意义上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始为承包经营制的出现。1980年，发源于安徽农村的承包经营，这一思想很快进了城。1980年代中期，国有企业承包制出现了。当时最主要的动力来自基层，一些企业领导带头提出承包，而一些工人也提出“挑大梁”，有的承包一个车间，有的承包几个车间，有的甚至承担一个工厂。当时比较轰动的人物是河北石家庄的马胜利，另一个是河北藁城县的农民武吉龙，在山西省一家大型钢铁公司承包了一个车间。
但是，承包经营中，最为实验意义的承包是天津五一化工厂的副厂长张世论所承包的连年亏损，濒临破产的天津海河塑料厂。它的管理学意义在于，张世论承包后所推行的群体经营工作法——划小核算单位，发动各车间的群众，以群体的形式租赁经营一些项目或整体承包车间的生产和经营。自发的对于利润的追求，不经意地靠近了企业管理的规律。
在海河塑料厂扭亏为盈后，张世论又承包了拥有1000职工的天津劳保橡胶厂。其群体工作法在全国许多地区得到推广。
但是，更早的实验，也更具先锋性的，却是“常青树”鲁冠球的万向公司。万向是1969年，鲁冠球联合其他6位农民创业者筹集资金4000元而日后做大的集体企业。1983年3月，为了获得自主创业、自主经营的权力，鲁冠球以自家自留地里价值2万多元的苗木作抵押，承包了工厂。当年，鲁冠球就超额完成154万元，此后年年超额完成。
以经营承包制为主体的两权分离对中国经济改革的推动作用是明显的，但是，两权分离理论只承认国有企业有经营权，而不承认企业作为法人应该有财产权，认为所有权全部属于国家，这就决定了国有企业不可能真正实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制约，即不可能成为真正的企业。为了使国有企业成为真正的企业，改革的战略指导思想还需要进一步发展和转变。
“民享”：军工企业转型
位于成都西郊的国星通信有限公司，至今还有些戒备森严，很少有人可以随便进入。这家研制、开发中国自己的“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系统用户机的企业，虽然是一家民营企业，但生产的内容却是“军转民”。这一系统不仅有广泛的民用前途，又是国家军事中重要的内容——在军事战争中有极为重要的地作用。这是中国高端军事科技民用化的一个典型。
美国克林顿政府时期的国防部长佩里来华访问时，考察了中国的军转民后赞赏道：“你们在十几年前就开始军转民了，我们美国现在才认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
“养兵千日，用于一时”在当年的邓小平看来是有问题的。1978年初——那个“文革”刚刚结束不久的岁月，中国经济不仅需要复苏，更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将中国从“文革”所导致的经济崩溃的边缘给拉回来，使中国经济走向振兴。
当时的中国，百废待兴，一方面，中国工业基础异常薄弱，另一方面，中国有一批最好的企业——军工厂，却始终处于“养兵”状态，是邓小平将它们激活了。
1978年初，邓小平提出了国防科技工业要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走军民结合道路的战略思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政府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大幅度减少军品订购。中国的国防科技工业由单纯为国防服务，转变为同时为工业、农业和科学技术等领域服务，并由此产生了一大批中国名牌。
1985年夏，邓小平作出重要决策：中国军队裁减员额100万。与此同时，国防工业要发挥设备、技术和人才优势，“加入到整个国家建设中去”，“空军、海军要腾出一些机场、港口搞军民合用”。由此，一批封闭了多年的军事重地揭开了神秘的面纱。短短几年间，军工企业先后投资30多亿元，建起了475条民用生产线。而从1988年开始，国防专利技术管理部门已将数千项国防专利技术解密，广泛应用于化工、机械、电子、通信等诸多领域。核电站、民用飞机、民用船舶、通信导航气象卫星，已成为具有军工特色、军民兼容的产品，渗透到寻常百姓的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
目前，曾经生产枪弹的重庆长安集团已是中国最大的微型汽车生产基地，哈尔滨飞机工业（集团）成为中国最大的微型客车生产基地，四川长虹集团已成为中国最大的彩电制造地，还有中国最大民用飞机、船舶和发动机生产基地等众多的“中国之最”均来自军工行业。而在“军转民概念股”的上市公司中，就有中国嘉陵、火箭股份、江南重工、航天中汇、西飞国际、北方重汽等。
“民有”：私营企业转型
中国私营经济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零起点开始，在传统体制的缝隙中和远离主流社会的沉寂中顽强地生长起来，走出一条艰难曲折的道路。
最有机会主义特征的是“个体户”，他们是中国私营经济的最先登场的游击队。“文革”甫一结束，便面临3000万的下乡知青回城——他们是实际上的失业大军。为生存，他们在城市中卖大碗茶，开小饭铺，倒卖服装，修鞋补车，卖走私手表等等，而个体户最为轰动的代表便是傻子瓜子的年广久。另一方面，农村土地承包制后，大量农民从土地中摆脱出来，而在沿海一带，尤其是江浙、广东等沿海，最先觉醒的农民开始从城、乡间的贸易（当时称为投机倒把），做到地区与地区间的贸易，并开始小商品的家庭作坊式生产。
但真正在全国走在最前列的，是温州人。1978年，温州苍南县还是一个十分贫困的县，当时仅一个金乡镇便有一半以上的人口没有工作。当时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镇政府大力发展集体企业，镇上的居民开始偷偷地搞家庭手工作坊，结果，集体企业几乎全垮了，而手工作坊却得到发展。早在1980年，在温州几十万元户便不在少数，如果当年评中国100富，应该大多出现在温州。但1982年，这批因从事个体私营经济活动而冒富的温州最早一批私营业主，在不允许私营经济的当年也最早成为中国打击经济领域犯罪的首要目标。
但是，直到今天，在老一辈人的印象中，此时的个体户与万元户基本上都是劳教释放分子或“出身不好”的另类人群。然而恰恰是这群以当年以无业者为主体的“社会弃儿”，以及温州等地最具商业意识的农民，在中国经济变革中领先一步。
（ 责任编辑：马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