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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1日，中国入世三周年。按照通行的说法，中国已经走过前过渡期，进入后过渡阶段。这种区别的本身并没有实质意义，但在前三年履行了大量入世承诺之后，后三年我们面临的问题可能更加严峻，无论是金融、电信还是农业、知识产权方面的改革，都会牵涉到诸多实际利益，甚至会危及到整个中国经济的产业安全——产业安全问题也正成为后过渡期的一个代名词。
2005年1月1日汽车进口配额取消，中国关税总水平将降低至10．1％，其中工业品平均关税下降到9．3％，农产品下降到15．6％；所有非关税措施都将取消。我国在商业、通讯、建筑、分销、教育、环境、金融、旅游和运输共9个大部门、约90多个分部门做出了开放承诺，后过渡期的市场开放力度和范围将明显超过前三年。
迎接后过渡期，应对产业安全，需要政府与企业共同的智慧。就此，我们特别邀请了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外资部副部长赵晋平、商务部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马宇、中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外经贸大学中国ＷＴＯ研究院院长张汉林共聚21世纪圆桌论坛第28期，展开深入讨论。
本报记者 王梓 主持
前过渡期评价
《21世纪》：对前过渡期，我们如何评价呢？
龙永图：我不太赞成前、后过渡期这种说法，至少在提法上不正确。准确的提法是国内一些行业在执行中国入世协议方面处于一段后过渡期，因为一些行业，比如银行、基础电信等给了五年的过渡期，如果前三年算“前过渡期”，2004年12月12日之后算“后过渡期”。
入世3年来，中国外贸出口额增幅达30％，引进外资的增幅达40％，中国经济的外部环境得到很大改善，这和当初将加入ＷＴＯ作为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战略部署、标志着中国对外开放进入一个新阶段的判断是完全一致的。
这三年来，中国在履行世贸承诺上做得非常好，已经树立起了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我们有诚意也有能力履行义务。关于中国履行承诺的ＷＴＯ全体成员的两次年度审议，ＷＴＯ成员都给中国打了高分。ＷＴＯ现任总干事素帕猜以及美国、欧盟商会对中国这3年的表现都予以了充分肯定。中国政府清理、修订了大批涉外经济文件法规，在货物贸易的关税减让、非关税壁垒减少、服务业的市场开放以及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承诺基本兑现，有些承诺甚至提前履行。
根据权利义务平衡的原则，我们也享受到了ＷＴＯ成员国的权利，国内经济环境更趋优化。最突出的例子，就是美国对华最惠国待遇问题，以前几年，美国的对华最惠国待遇的年度审查问题，都会影响中美关系稳定，而加入世贸后，我们则一劳永逸地解决了这个难题。
赵晋平：我们对入世三年的评价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我们在履行入世承诺、关税减让和取消非关税贸易壁垒方面，取得的成效相当明显；二是按照承诺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制度和实行政府职能转变、提高政策透明度，这方面也取得了积极进展。
我们推进市场开放的时间速度，可以用关税率下降的幅度及非关税贸易壁垒取消的程度来说明。基本上是按照入世的承诺，甚至从关税减让的速度来说，比我们承诺的时间表要快了一些，特别是农产品领域，到目前为止关税减让的程度，在发展中国家中是比较大的。
我的总体评价就是我们是在按照当初入世的承诺按部就班地推进，在某些领域甚至是走在我们承诺表的前面。但是必须承认一个客观的现实，由于过去的体制转换的影响，由于中国的一些特殊的国情，我们在很多领域，包括兑现承诺的这些领域还有一些差距，需要进一步做出努力。
张汉林：总的来说，中国政府做得是非常好的，欧美国家也比较认可。如果让我打分的话，在货物贸易方面可以打98分，这几年我国的货物进口的增长居全球第一；服务贸易方面可以打95分；投资领域也可以打95分；至于知识产权领域，尤其在知识产权的执法方面，做得稍微差一点，但这是跟发达国家相比，如果跟我们过去相比，那肯定有非常大的进步。
马宇：我觉得有些方面做得好一些，有的方面还有待改进。如果说前过渡期是一个开放的问题，那么后过渡期的工作重点则在于建立一个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首先，我国一些基础性的法律还不完善，包括像《反垄断法》这样的市场经济基本法律，做了三年还没出来。二是透明度和信息公开程度还不高，而这恰是我们整个市场经济体系建设的客观要求，是与国际接轨中最基础性的工作。最后，在具体的贸易或是投资中，非歧视原则贯彻得还不够彻底，政府方面还会自觉不自觉地向国有企业尤其是中央直属企业进行政策倾斜。
关于市场开放，一方面我们在货物贸易上进展比较快，完全按照承诺把关税降低了。但在服务贸易里，不客气地说，我们是不及格的，尤其是金融、电信之类的行业可以说是总体上不及格。这种滞后会拖整个国民经济的后腿，而服务贸易的开放，对提高货物贸易的开放或制造业资本的进入水平都是很有利的。我们想发展，就必须开放。
《21世纪》：哪些产业还是处于加入ＷＴＯ的后过渡期？
龙永图：应该说，在一些关键性行业如银行业、汽车、人寿保险、基础电信等，过渡期长一些，这些领域是由国家掌握合资的主导权的；又如一些涉及国计民生的产业如粮、棉、油、糖、石油、成品油、化肥、食盐、烟草的进口，还有涉及意识形态领域的，像媒体、影视制作、报刊销售等在开放度方面，都要掌握一定的节奏。
《21世纪》：应对后过渡期已成为当前的燃眉之急，我们在后过渡期将面临什么样的挑战和冲击呢？是否会存在产业安全的问题？
赵晋平：如果从入世的影响来说，很多人最关心的是可能带来的一些冲击。我觉得这需要从四个方面来判断和考虑。
第一，入世降低关税，取消非关税贸易壁垒，是否会导致进口的快速增加，并使得贸易收支、经常收支出现赤字，加大国际收支失衡的压力，甚至通过这个过程影响宏观经济本身。从目前来看，国际收支严重失衡的问题还没出现，贸易收支过去长期是巨额的贸易顺差，但今年的前半年，我们出现过一段贸易逆差。这两年我们进口的增长速度都是超过了出口的增长速度，今后随着后过渡期包括过渡期之后的市场开放，国际收支失衡的可能性不能说不存在。
第二，大量进口商品的进入，是否会导致相应商品市场价格的大幅下降，对国内现有的一些生产造成冲击，使企业破产增加，失业增加。我个人认为，就大多数的产业而言，这个问题没有出现。比如说农产品，虽然在2002年、2003年有大量的进口，但是这种大量的进口不是对国内生产的替代，由于国内连续三四年的减产造成了国内供需的缺口，所以大量的进口是对这个缺口的补偿性进口，而且在当时国内价格和国际价格都是上涨的，进口的大量农产品，并没有导致相应产品价格的大幅下降并对生产者造成冲击。
第三，由于开放了市场，跨国公司进入的门槛降低，这样的话，是否很多跨国公司可以通过投资、贸易的方式来对某些行业、领域垄断，这也是考察冲击的一个方面。从大的行业来说，我认为还不存在这种担忧。具体到细小领域，如饮料，可口可乐、百事可乐市场份额很高，但是就这些领域而言全世界都是一样。从绝大多数行业来看，所产生的这种冲击并不是非常明显。
第四，我们要兑现我们的入世承诺，其他的世贸组织成员是不是利用我们必须承担的义务和责任，使用ＷＴＯ的贸易限制手段对我们进行制裁，从而对我们的贸易形成实质性的影响。我觉得，这方面会相对明显一些，如会遇到反倾销，特别保障条款等带来的问题。不过在过渡期结束之后，我们遇到的国外的各种各样的反倾销等贸易救济措施会越来越多。我们提前经历它，而且相应地去完善我们自身的体系，这恰恰是过渡期的一个真正含义。
马宇：这几年我们明着开放，暗里抵触，很多是出于产业安全的担心，有的还上升到了国家经济安全甚至是国家安全的领域。但我认为，产业安全最大的隐患是产品的质量问题，而不在于外资的进入。当前制约中国行业发展最大的问题就在于汽车、金融、电信这些行业行政性的垄断经营。有人会说，原来在封闭状态里面，中国电信发展的也挺好，但这是建立在一种损害国家利益、损害消费者利益的前提上的，这种发展是不可持续的。如果听任他们固步自封，反对外国资本和服务进来，连国内其他的资本也一样抵触，就必然会腐朽，没有竞争力，大大损坏产业安全。而开放恰恰有助于打破现在的行业垄断，把这些行业激活，让这个行业首先从封闭、半封闭状态转变成一种开放状态，完全走上发展轨道。
张汉林：我也不赞同“后过渡期”的提法。入世的过渡期是十年，而这十年内我们履行加入ＷＴＯ的协议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好将它分开来。
至于产业安全问题，也不用太担心。有一点需要注意，在后过渡期内并不是我们不作为。比如说汽车，汽车关税在不断下降，明年会降到30％，至于要不要降到零，取决于我们今后的战略选择。再比如说零售业，过去三年，进入零售业的外资不断增加。但是，到了明年才让外资在零售业控股，到时我们已经积累了三年多的经验，所以不必担心。现在一些企业家，还有一些政府官员谈到后过渡期都怕，根本就没有那么回事。现在之所以产生“怕”的问题，与我们的浮躁有关，我们没有好好地研究ＷＴＯ的相关规则。
曹远征：我认为，知识产权问题在后过渡期是一个最大的挑战。这主要基于两点：一是知识产权边界在什么地方，我们现在还比较模糊；第二，它的操作规则和经验相对还是匮乏的。这不仅对于我国，对亚洲国家来说都是这样的，亚洲经济增长非常快，但技术进步相对缓慢。因此知识产权保护不仅仅是个与ＷＴＯ相关的问题，而是后发的发展中国家是不是要有自主发展的能力，从而平等参加国际竞争的问题。
从现实的角度看，知识产权又是ＷＴＯ贸易自由化环境下各种贸易摩擦争夺最激烈的对象。特别在这个大众消费的年代，很多产品质量和制造上差异并不是很大，包括品牌在内的知识产权问题就变得更为重要了。考虑到中国的对外贸易日趋增长的情况下，防患于未然，从操作角度入手积累经验、积累判例，最后形成一个良好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换言之，以更积极主动的姿态来克服被动的局面，最终使中国的发明创造也能在国际竞争上占一席地位。
《21世纪》：作为一种高端服务型行业，金融业的改革正如火如荼地进行，对这个行业也有诸多的担忧，一旦失去政府的保护，我国金融业能否经受外来资本的冲击？
曹远征：我觉得这方面最大的变化其实是一个观念上的转变，中行、建行以公司制为目标的股份制改造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相对应地，包括最近加息在内的行动则是利率市场化的举措。只有银行实现了企业化经营，利率实现了市场化，商业银行也就真正商业化了。
关于ＷＴＯ对于银行挑战的问题，也不是绝对的、笼统的。零售业的问题不是很大，比较大的挑战在高端客户，主要是公司客户，也就是所谓的“外国银行搞批发，中国银行搞零售”。但毕竟中国还有很大的余地，还有一争。而从网点竞争上看，无论是保险公司、证券公司还是银行，我们都有绝对的优势。
龙永图：在当年争取加入ＷＴＯ的谈判中，中国始终坚持一点：国内的资本市场不对外资全面开放，并实行独立自主的货币政策，这样其实是保证了国内金融产业的稳定性和安全性。这是最重要的。如果当时不坚持这一点，在加入世贸的5年内，中国的金融体系将全面纳入全球范围，人民币汇率不可抵挡地被开放，人民币面临的升值压力将远大于现在，这将对中国的经济及金融安全造成不可估量的威胁。
现在有很多人责怪我们当时签订的反倾销条款，其实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作出一些让步，是为了保留一些最基本的底线：比如坚决不承诺五年内开放资本市场和实现汇率自由浮动。如果我们当时承诺了，后果不堪设想。中国经济发展那么快，全球的“热钱”都想进来。我们在反倾销方面的让步，只涉及外贸一个局部，而且只占整个出口的0．5％；但如果在金融方面做出承诺，就涉及整个中国的经济体制。
对于基础电信业，这个问题在谈判时是面临很大阻力的。中国的电信产业长期政企不分，信息产业部和中国电信是一家，完全是国家保护的。当时也有人搬出“信息安全”这样的大帽子，后来我们根据调查，发现很多国家开放了电信业，国家的信息安全也并未受到威胁。当然电信业当中，情况也不一样，基础电信是“关键”，采取的是逐步放开的政策。
《21世纪》：用美国传媒的话说，2005年1月1日对美国纺织业来说是一个近乎“死刑”的日子。从这一天起，主宰了世界纺织品贸易市场多年的贸易配额将寿终正寝。随之而来的中国纺织品对美国乃至世界市场的巨大冲击，让我们不得不思考贸易摩擦的问题。
赵晋平：《全球多纤维协定》2005年要正式取消，这对我们是一个利好消息。在纺织品服装领域中国有竞争优势。我们的份额现在是30％左右，如果能够实现真正意义的取消，有可能提高到50％。我们也会遭遇到更多的贸易保护措施、贸易救济措施的限制。
这种贸易限制主要是三种：一种方式是反倾销，他认为你的价格严重背离了市场价格，由于我国被许多世贸成员认定为是所谓的非市场经济国家，可以用第三国价格来作为判定的标准，使得我们受到反倾销的这种限制的可能性明显上升。但是基于服装的种类繁多，要反倾销也不是特别容易。
第二种手段就是关于纺织品特别保障的条款，就是美国和中国签署的美国可以单方面设限到2008年。这个条款的使用可能性非常大。相对以前配额的不同在于，对方可以设置一个增长限。一般来说，都在7％左右。在2002年的时候，美国就已经提前放开了五种纺织品。结果一放开，中国的睡袍出口就增加了六倍，美国又增加了顾虑。如果美国使用这个条款，按照世贸组织的规则，虽然是双边协议，但是多边完全可以适用。
第三个手段就是特殊保障条款，这项比较容易操作，也最有可能实施。
因此，我们要规范市场，无节制的低价竞销很快会导致人家采取贸易措施，一旦受到打压对贸易商和生产商的影响非常大，有可能几年十几年恢复不过来。我们应该为企业创造一个好的条件，应该让企业去充分利用配额放开的有利时机，到国际市场上去竞争。
张汉林：从2005年起，中国的对外贸易摩擦会达到一个高潮。理由如下：第一，2005年是所有ＷＴＯ成员履行ＷＴＯ承诺的一个重要时期，2005年大多数成员的非关税措施都要到期了，那么，它们的贸易保护水平、市场准入程度都要改变，贸易自由化程度也相应提高。这给中国的产品在全球中竞争带来了很好的机遇，同时也带来重大的挑战。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大幅度下降了，成员会使用ＷＴＯ允许的其他贸易救济手段进行保护，如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以及技术型的贸易保障措施、检验检疫措施。这就容易造成某中国的出口产品受到限制和歧视。
第二，我们现在是世界上第三大贸易国，而且这几年出口增长速度惊人，明年的贸易增长速度估计会达到15％。贸易出口扩大，增长速度加快，自然而然就成众矢之的了。
第三，现在外贸经营权放开，个人可以作为外贸经营者。预计将会有更多的人开始创业，做外贸，那时候，出口贸易将更加活跃。
第四，出口秩序的管理机制始终未建立起来。
《21世纪》：对于现在频繁的贸易摩擦的原因，一种看法将其归为中国在加入ＷＴＯ协议中留下的几个“不利条款”。
龙永图：所谓“不利条款”，无非是指第十五条（市场经济地位问题）和第十六条（特殊保障措施）。现在国内对这个问题存在一个认识误区，实际上它的影响是很有限的。
以市场经济地位为例，按照协议，是指涉及遭受国外反倾销调查的企业，而不是针对所有国内企业，这个比例是很小的，去年我国遇到反倾销调查的出口金额仅占当年出口总额的0．5％。另外，“不利条款”也有积极的一面：如果被调查企业能证明自己在制造、生产和销售该产品方面具备市场经济条件，没拿政府补贴，没有恶性竞争，没做假账，那么就可采用中国国内的价格或成本作为判定是否倾销的标准。这其实给遭受反倾销调查的国内企业提供了一条生路，3年来有不少成功案例。况且“不利条款”在一定程度上也有效遏制了压价竞争，促进了行业自律，所以不必过多夸大这两个条款的负面性，应该全面、历史、客观地看待它。就像我前面所说的，我们在局部利益上作出的一点让步，换取了外方在全局性的、涉及重大利益的问题上的更大让步。这一谈判结果的正确性将继续被时间所证明。
《21世纪》：随着我国对外依存度的增加，一个贸易大国在常态型的贸易摩擦下，应该采取怎样的策略进行应对呢？
龙永图：我们已是第三大贸易国，在竞争中应顾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利益和进口国的市场承受能力，搞好行业自律，不要给人“赢家通吃”的感觉，引发更多的贸易摩擦。对于出现的贸易摩擦问题，应该推进多边合作来解决。一方面政府要加大宣传的力度，改善投资环境，促进国外对中国更加理解，营造一个好的开放环境；从企业来讲，要从自己做起，加强行业的自律，在生产、销售各个环节要按市场规律办事，不要做损人不利己的事情，搞恶性竞争；另外商会在行业自律方面要发挥重要作用，要建立奖励机制，对应对贸易摩擦方面做得好的企业给予奖励，对于制造恶性贸易摩擦的企业要予以惩罚，这样政府、行业协会、企业加强合作，反倾销的问题还是可以解决的。
赵晋平：贸易摩擦确实是对我们有挑战的考验。从应对的角度来看，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是属于防守型，就是重点考虑如何设法自我保护。还有一种积极进取的策略，也即开放策略，在开放环境下争取产业的安全。今后应该争取更高层次、更大范围的开放，继续通过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获利，这是一个理念的变化。
相对这个理念，有一些相应的措施。从对外方面来说，首先，我们今后还是要坚持对外开放和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政策，在这个多边体系中扮演一个积极的角色。第二，要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通过这个过程，有选择性地提高我们的贸易自由化和投资自由化的程度，为我们将来全球性的自由化积累经验。
对内，我们应该通过完善自身，主要解决我们目前的一些问题，包括解决贸易摩擦，规范市场秩序，完善法律制度等方面。首先，政府应该逐步地完善贸易救济自身的体系，使用一些规避手段，同时也防止其他的国家运用反倾销等手段，避免贸易摩擦。第二，强化中介组织在规范企业行为、对企业的信息服务等方面的作用。第三，企业自身也要提高产品质量和品牌的竞争力，维持一个规范的贸易环境。
曹远征：中国的经济结构目前还是属于资源消耗型的，在“大进大出”的背景下，我国的投资过热必然受到世界资源的制约，调整结构的办法是发展高附加值的产品，这样知识产权就变得非常重要。在贸易竞争中，技术竞争才是第一位的。治本的办法一定是技术进步，技术发展不起来就永远没有竞争性。目前中国企业独立的知识产权，或是独立的专利技术相对也比较少，很多还是靠从国外引进。在这种情况下，技术就会受制于人。要克服这种被动局面，从某种意义上讲就要建立知识产权的保护体系，鼓励和激励企业投资于技术进步努力形成自有的知识产权。
我认为有几个方面是比较重要的，下一步需要加强努力：一是汉语言文化，特别是计算机汉化技术，这在信息时代特别重要；二是中医药，特别是其工业化生产，这是最有可能形成大规模独立知识产权的。在这方面已有外国的“汉方药”开始竞争了。三是涉及高新技术的一些领域，中国的科研成果也很多，但产业化进程一直都有一定的困难。例如ＴＤ－ＳＣＤＭＡ应在体制创新、政府扶植等方面给予必要的重视。
马宇：商业流通方面，包括批发、零售分销，甚至运输，受贸易摩擦的影响应该也是比较大的。但是我们现在开放得很零散，没有形成一个整体，不是一种全面的开放。我一直强调，要把行业的开放从原来点的开放，转换成一种整体的体制型开放。真正转变成一种深层次的开放、制度性的开放后，中国大的商业集团才会出来。只要转变了这种封闭的思路，中国也完全可能出沃尔玛那样的企业。
（本报记者段晓燕参与访谈，王艳、戴志勇、吴健、李春林、王婧参与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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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飞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