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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600多年历史的深圳大鹏所城的保护正面临着这样的难题：原有居民大量迁出，一些低收入外来人员租住在此，对原有建筑缺乏足够的保护意识。12月13日《广州日报》报道，世界银行委派的专家日前来到深圳，提出了对大鹏所城的保护报告，一个“迁出低收入者，吸引高收入人群入住”的计划被提了出来。
“一些租住人员对古城建筑缺乏足够的保护意识，对居住地没有认同感觉”，未必不是事实，出于古城保护计，迁出这些低收入者也就理直气壮。此事可能不会对低收入者的心灵造成严重伤害，反正到哪儿都是租房。我的关注在另一个层面上：城市何时才能唤起低收入人群的认同感？
城市认同是城市公共生活的主体性依据、城市秩序的社会心理基础、城市整合的文化可能。在某种前提下，不认同便意味着不合作或破坏。显而易见，城市管理远不止是对一座古城的保护，城市管理者固然有能力将非认同者迁出古城，但无论如何，他们依然在这个城市里带着一种不认同的“偏见”生存着。难道我们能说，这一人群对城市的认同感，仅是古城保护所需要的，而不是城市现代化发展所需要的？
如何唤起包括外来人员在内的低收入人群对城市的认同感，是摆在所有城市管理者面前的时代课题。但从这个角度我们却很难说，像这种将低收入者迁出古城的做法，是有利于提升他们的认同感的。“迁出”只会是管理方式上的一种回避，但其所表现出的却是公共管理对低收入人群素质的不认同。
去除城市管理中对某个人群的不认同感，是提升这一人群对城市认同的前提。同时，城市在唤起低收入者的认同感方面，还需要做更多工作，如致力于改善低收入者的生活、居住环境，满足其权利期求，让所有人都能平等享受良好的公共服务。
另外，为何在管理者看来，高收入人群一定具备相应的认同感？深圳的古城保护计划也许已给出了答案。报道说，为吸引高收入群体，专家提议提升古城的现代生活设施，新建一些公共设施，如图书馆、体育馆和活动中心等，并免费向公众开放。同时，努力让老房子适应现代化生活标准。由此，我很想知道两个假定的结果：一个是，假如没有这一系列措施，高收入人群会有多少认同意识？另一个是，假如在这一系列措施之下，即使居住者仍是先前的低收入者，他们会不会同样树立起对古城的保护意识？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足以让我们找到提升各种人群认同感的必由路径。
古城保护是必要的，但对城市管理者来说，更重要的是如何提升城市人群对其居住地的认同感，如何唤起人们对其生存与工作的城市的责任意识、公共意识、依恋感、归属感等，因为这一切关系着城市发展的未来。
（ 责任编辑：周克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