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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褚时健案发，就不会有今天这些国有企业老总们扬眉吐气的生活。”
“如果没有褚时健案发，就不会有今天这些国有企业老总们扬眉吐气的生活。”云南大学一位教授评论说。他分析说，褚时健案发使一些领导人意识到国有企业中长期以来的分配问题，开始注意管理者的待遇。企业领导人待遇的提高和激励机制的逐步建立，是缓和国有企业和企业家矛盾的重要一步，使他们的利益逐渐趋于一致性。
褚时健种萝卜
褚时健复出的“消息”越传越具体：红塔集团最近推出的“铂金红塔山”和“铂金玉溪”即是褚时健复出的作品。
对于尚在服刑期、不能左右自己命运的褚时健来说，无法对“即将”复出的消息证实或证伪。但这位人士并没有否认，红塔现在的领导也不时地过问褚时健。
褚时健在1999年1月9日经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被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接近褚时健的人告诉记者，2002年春节，在办理保外就医后，只要是好天气，褚时健总跑到田里和这些农民交流培植好烟叶的经验，甚至和农民一起劳动。
“他的习惯一时半会还改不掉。”这位人士说。由于还是犯人身份，褚时健并没有收入来源，老俩口仅靠老伴800多元工资过日子，生活过得很清苦。于是，回家后不久，褚时健在附近的山上租了3亩地，种起了萝卜。每天早晨很早的时候，两位老人就上山劳动去了。据接近他们的人士说，由于经营有方，萝卜的收成很不错，还杀了过年猪。
一位看望过他的人说，尽管年过70，但褚时健的思维还是非常敏捷清晰，对市场还是那样天生地敏感。
据一位当年到监狱看过褚时健的人士对记者说，褚时健当时在监狱中，抽到送来的红塔山，感觉烟味不对头，就托去看他的人捎话说“配方不能变”，“可能是发酵问题”……
褚时健被判后减刑为有期徒刑17年。在监狱1年多、劳改2年多时间后，于2002年春节保外就医，回到家中居住。和他相伴的是已经70多岁的老伴，他们的女儿在狱中自杀身亡。
一位职工向记者透露，褚时健保外就医后，厂里的领导知道大家很怀念他，于是，发文件、给大家开会，告诉大家不要去看他，让他“安度晚年”。
“如果红塔像褚时健时代一样一直走上坡路，复出的‘消息’就不会产生了。”红塔集团一位中层官员对记者说。
从红塔有关部门了解到，在经历换帅风波的2002年，红塔卷烟销售共152．5万箱，其中出口2万箱，比去年下降18万箱。实现利税124．57亿元，比上一年实现利税127亿元有所下降。云南省烟草公司一位官员评价说：“红塔基本止住了下滑势头，但情况并没有根本好转”，对红塔的前景，他表示了谨慎的乐观。
云南全省烟草产业都在上升，只有红塔下降。相关数据显示：昆明卷烟厂110．3万箱，实现利税62．9亿元；曲靖卷烟厂：96万箱，利税40．1亿元；红河卷烟厂：78．1万箱，利税44．7亿元；楚雄卷烟厂：53万箱，利税21．9亿元。当年，全省其他所有家烟厂利税的总和还不及褚时健时代玉溪烟厂的一半；但现在，其他几家烟厂利税的总和已经接近200亿元，远远高于红塔的利税。
而这几个烟厂的主要负责人，多数出自褚时健的门下。像近年走势很猛的红河烟厂厂长邱健康和曲靖烟厂厂长魏剑就是当年玉溪烟厂的车间主任。
复出四大“通道”
谈论褚时健复出一直是个忌讳，但是，有专业人士认为，理论上而言，复出还是可能的。
有四种方式可以促成褚时健“复出”：
一是特赦
据马军律师告诉记者，在1999年1月24日，他曾向有关方面递交了《关于请求对褚时健予以特赦的申请》。在申请中他写道：“从法律上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六十七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下列职权：第（十七）款：决定特赦’；《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第三项规定：‘经特赦令免除刑罚的’‘不追究刑事责任’。”
从我国法律的实际情况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于1959年、1960年、1961年、1963年、1964年、1966年、1975年分6次对一些特案人员赦免释放，受到国内外的广泛赞扬。
马军律师认为，如果褚时健获得特赦，那么继续为红塔效力并没有法律上的障碍。但是，“交上去就没有回音”。
中国人民大学刑法教授韩玉胜在接受采访时认为，褚时健获得特赦的希望微乎其微，因为自从1975年后近30年时间中国再也没有进行过特赦。“某种意义上说，这扇门被关闭了。”
第二种方式是，通过减刑，在刑满后为红塔服务。
褚时健最初被判无期徒刑，韩玉胜认为，根据我国法律规定，无期徒刑至少要服刑10年，但如果服满10年，按褚时健的年龄计算，他已经年近80，已经不允许他再有更多的抱负了。
第三条道路是，韩玉胜认为，“这是一条最可行的路”——假释。
韩玉胜说：“我国法律虽然规定假释必须实际服刑至少10年”，但同时规定“如果有特殊情况可以不受限制”。假释有个考验期，在假释期间可以领取薪水，考验期之后可以当领导。但以褚时健现在的年龄而论，再经过漫长的考验期已经不现实，如果取得假释的话，他可以以一般工作人员身份贡献他的智慧。
第四种方式似乎是不太公平的：褚时健可以以犯人的身份贡献他的智慧，但不能领取工资。马军认为，能否以这样的形式实现褚时健劳动的愿望，这取决于红塔对他的期望以及褚时健和现任领导的关系。据透露，褚时健和红塔现任领导关系不错，他们经常去看望褚时健。
但是，褚时健“复出”对他本人仍然充满了风险。红塔一位职工就表示反对，她认为，如果褚时健出来没有把红塔搞好，将会影响他的声誉。她说，红塔已经不可能在两三年就恢复昔日的风采，但褚时健已经没有这么多时间和权力了——褚时健最好的选择就是在家安度晚年，永远留给人们一个美好的回忆。
“经得住历史考验的判决”？
在那场被成为“历史性的审判”中，褚时健被控和红塔集团其他几个领导人以私分的形式贪污公款355．1061万美元，褚时健得款174万美元。
在决定私分这笔款项的时候，褚时健已经68岁，领导红塔17年头。由于褚时健和红塔集团的知名度，案件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主审法官表示，“判决一定要经得住历史的考验”。
1999年1月9日的判决中，褚时健被以贪污定罪，贪污的金额，就是私分所得的174万美元。但是，一直到褚时健服刑，这笔钱都没有到达他的个人账户。
褚时健的辩护律师马军认为，褚时健并没有利用手中的权力贪污，而是私分了当时销售卷烟的浮价所得（也就是企业的回扣款），这笔钱是在保证了国家的税收和企业利润之后的额外收入。这和贪污不是一回事。
在众多评论褚时健的案件中，有人认为，褚时健走向犯罪道路主要是心态失衡。在褚时健效力红塔的18年中，为国家创造的利税高达991亿元，加上红塔山的品牌价值400多亿元（其他品牌价值没有评估），他为国家贡献的利税至少有1400亿元。但是，他18年的收入加奖金不过80万元。他每为国家贡献17万元自己才得到一元钱。
“现在回想起来，其实褚时健的问题并没有那么严重。”云南省高级法院一位法官说。他认为，对褚时健的判决偏重了。
中国人民大学一位刑法教授认为，褚时健“赶上了那个时候”，因为那时中国正是反腐败“杀一儆百”的时候。
以褚的继任者字国瑞为例。字国瑞的年薪加上奖金超过100万元，褚时健一生的收入也比不上。字在红塔6年多的时间，有人计算后认为，他的合法收入接近1000万元。联想集团董事局主席柳传志在电视上公开承认，目前，按他的收入可以供他和妻子在国外过富裕的生活。
而许多国有企业高层今天甚至持有不菲的股份。
褚时健：1928年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1955年27岁时担任玉溪地区行署人事科长。1979年10月任玉溪卷烟厂厂长。1990年褚时健被授予全国优秀企业家终身荣誉奖“金球奖”。1994年，褚时健被评为全国“十大改革风云人物”，走到了他人生的巅峰。
（ 责任编辑：单秀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