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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市场化程度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行，农产品市场的发展表明其市场体制正在迅速深化，各地农产品市场的交流融合正在各个层面展开。
在中国这个有千年农业传统的国度里，农村占据最广大的国土，农民占人口的最大多数，农业是国家经济的基础。“三农”成为近年来为人关注的话题就不足为奇。
今年4月，从温家宝总理为熊德明讨被拖欠的工资起，农民和农村的体制性问题终于被捅破。但农民的收入问题，却并非从此时开始被理论界关注。至少在记者的记忆里，从上届政府执政起，《中国经济蓝皮书》已经有了若干年的连年郑重警戒：农民收入持续增幅降低。
事实上，包括收入在内的中国工、农业剪刀差是建国以来就被公认的存在，且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一直呈拉大趋势，直到改革开放之初才开始减小。然而，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农民和城市居民收入又大有拉开趋势。这可能已成为政府下决心解决三农问题的契机。
尽管三农问题绝不仅仅是粮食问题，尽管学者茅于轼先生多次公开说，在当今世界经济、社会环境下，粮食问题不应是问题，不必为粮食减产担忧，但今年的粮食生产的确是政府所重视的重大问题之一。从春到秋，从种到收，多项政策措施积极出台，包括给农民种粮补贴以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措施，为粮食带来增收，而粮食增收带来今年的农民增收。
学界对此欢欣鼓舞，但学界强调的仍是，三农是一个整体性、系统性问题，三农中的另两“农”：农村与农民的问题还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严峻的现实。而农民、农村问题近来更多地表现在土地问题上。土地问题，没有任何人能不认真对待。现在，农民的失地得不到有效地控制，尤其近两年随着国家、地方投资的大幅扩展，土地产生的巨大利益，使农民失地、失地农民成为严重社会新问题，土地问题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问题。惟其尖锐，在解决粮食增收的同时，今年中央对土地问题极其重视，出台了停止征地政策，经济学界对此表示了较大的赞赏，有观点表示，今年农民问题中相当多的导火索是源于土地，如果政府政策效应有较好体现，社会问题就解决了70％。也有专家从法制角度提出，解决土地流失的问题，既要解决农民的产权问题，更要解决政府管制土地的权力和法律问题。土地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下决心推行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调整政府的权力，解决好政府职能的错位问题，同时必须修改相应的法律。土地既有产权能归农民所有要从法律上得到体现。
理论界较为一致的看法是，三农问题的解决，对中国经济社会有非同小可的意义。经济总量就会较为顺利快速发展。反过来，农民问题不解决，农村问题不解决，农业就不能良好发展，农业问题也可能得不到根本性的解决，中国进入小康的步伐就会减慢。
早在去年就有权威三农问题专家分析，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原因在于中国整个经济发展阶段性变化。过去20年，农业生产的数量问题已基本缓解，从短缺变为过剩，而过去我们在农产品短缺阶段促进农民增产增收的成功经验和手段，现在已经显得软弱无力。此外，非农产业包括乡镇企业发展带来的增收已很难为继，从1997年至今，乡镇企业带来的就业持续下滑，说明数量扩张型乡镇企业模式已很难推进。因此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是否发挥，很大程度上制约于农村和农民。解决三农问题，必须有新的思路和综合性措施，必须要从生产力和市场的合理分布方面出发考虑出路。最近，理论界对此观点有更加明确的阐述：必须统筹城乡经济的发展。提高农民收入，加快农村经济增长，目前已不单单是一个农民和农业问题，而解决的方法是，中国经济能否持续快速增长。
在我国现有的农业人口和土地资源情况下，仅仅依靠农业，无论如何无法完成提高农民收入和农村现代化任务的。长期的和根本的出路，只能是把农民变成非农民。而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进程的快慢，最主要和最根本的，取决于非农产业的发展能否为农民创造出足够的就业机会。近年来，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速度降低，从根本上说，是新创造的非农就业机会不足，其根源却是个体制问题和结构问题。只有非农产业发展了，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取消对农民工流动的种种限制（比如户籍等），为进城打工农民提供社会保障及子女教育等方面的服务，应当说都是必要的，但这些都不是根本问题。最为重要的，是要有足够的就业机会。
值得注意的是，在对中国农村现状的基本评价方面，理论界小有不同。在正视中国农村面临着的严峻发展形势———农村贫困人口还有1亿多人；农民耕地面积减少，经营规模小而且高度分散；农民增收停滞不前、收入差距扩大；土地和劳动力市场不完善，和城乡差距日益拉大等现状的同时，学界也有人表达了另一种乐观的看法：中国农村经济已经开始发生根本性变化，并且完全有可能参与并促进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这种观点认为，考察一国经济是否健康发展的一个主要方面，就是其农业部门必须保持强劲的生产率增长水平。而上世纪90年代中国主要粮食作物年均增长率超过2％，远远高于同期的人口增长率。按照国际经验，这样的总要素增长率十分健康。同时，政府已承诺今后将增加对传统技术、现代技术和水资源控制方面的支出，这意味着只要中国保持现有的发展态势，农业的生产率将继续提高。此外，农村劳动力流动正在改变中国经济结构。90年代中期城乡壁垒的消除带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或许是不可逆转的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更明显的是，新的趋势表明如今的劳动力流动结构上发生了变化。农村务工人员首次出现了专业化迹象，政策上的变化也使得一些城市的农民工可以买房，可以享受当地的社会服务。学者的描述分析和多元分析表明，随着农村工业部门的私有化，对中国剩余要素的需求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还将逐渐增加。同时，在劳动力供给方面有一些壁垒阻碍了劳动力的流动，比如城市对农村劳动力设置的种种限制，一旦这些限制被消除，中国的劳动力流动将会加速。学者认为，可以预言，这一趋势的意义在于，这将可能改变中国未来的经济结构。
尽管理论界和国家政策部门的专家对这种观点有一些不同看法，但种种迹象支持了这一观点的核心内容，那就是，农村市场化程度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行，农产品市场的发展表明其市场体制正在迅速深化，各地农产品市场的交流融合正在各个层面展开。
（ 责任编辑：任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