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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1日是中国入世协议生效三周年，这之所以被认为是一个有意义的日子，是因为它正好站在入世六年过渡期的中点。从这一天开始，按照中国的入世承诺，所有入世协议涉及的行业都开始对外开放，其中一多半行业的保护期正式结束。再过两年，绝大部分行业将结束保护期；到2007年12月11日，最后两个行业——电信和铁路运输的保护期也将结束，中国开始履行入世协议的全部承诺。
每到入世周年，“入世给中国带来了什么变化”这样的问题就会被提出，今年由于是三周年，这类问题更是被反复问及。问题的答案大都是围绕行业得失展开，普遍的感觉是，入世冲击没有想象中那么大，无论是农业、制造业还是服务业。
这的确是事实，但只是一个阶段性的事实，其实现在来谈论入世对各行业的影响还为时过早，因为你才刚刚打开大门，竞争还没有真正展开，就好像一场马拉松比赛，你不可能在一公里处来判断谁是冠军。
同样的道理，“入世给中国带来了什么变化”，这个问题现在也没有完整的答案。作为一项战略决策，入世的影响不会是一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戏剧性场面，而是一个“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渐进过程。
如果说有什么突出的印象，那就是中国的全球化进程大大加速了。贸易总额占GDP的比重（衡量全球化程度的重要指标之一），2001年是43％，今年预计将达到75％以上，三年增长了30多个百分点。
这组数据的含义需要进一步的分析，但它至少意味着中国经济对外部需求的依赖程度大大加深。
撇开这些阶段性的问题，让我们回过头来看看入世的本义——以开放促改革。要知道，正是基于此点，这个在1999年初冬作出的决策才被视为是一个意义深远的战略决策。
1992年，党的十四大作出了伟大的决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被明确宣布为经济改革的目标，这意味着在经过14年“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后，改革终于有了明确的方向。
但是，建立市场经济的努力遇到了40年计划经济体制形成的既得利益的强大阻力，市场壁垒、行业垄断、部门利益、观念障碍，1994年之后的市场化道路显得异常艰难。与此同时，由于历史原因，中国的对外经济交往也频繁遭受有形无形的歧视，比如美国一年一度地审议中国的最惠国待遇。
这一切都促使决策者寻找一条新的破局之道，1998年之后，加入WTO被确认为是一条破局之道。WTO是一个由市场经济体组成的多边自由贸易体系，其成员受到多边协议的强制性约束和有力的外部监督。获得WTO的成员资格，意味着建立符合国际规范的市场经济体制已不单是中国自己的事情，而且是一个对国际社会的庄重承诺。果真如此，中国的经济改革就将纳入一条不可逆转的、可预见的轨道。简单而言，对外开放时承诺的时间表，就是国内改革的时间表。
也许正是考虑到这些因素，当时的决策者甚至接受了一些看似歧视性的入世条款，比如反倾销的非市场经济地位条款。
但这恰恰是当年那些决策者的不同凡响之处。借用一个商学院教授的概念，在这个世界上，有机会导向的政治家，也有战略导向的政治家，一个成功的国家，必然是由战略导向的政治家领导的国家。
尽管加入WTO只有三年，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凡是受WTO规则约束的领域——贸易、与贸易相关的投资和知识产权保护，其改革的进展都令人鼓舞。最为典型的，今年7月1日实施新外贸法后，除少数管制商品外，进出口资格已经由审批制改为自动登记备案制，私营企业一次性获得了梦寐以求的自主进出口权。仅仅在几年前，这一点还是不可想象的。
但是，那些与贸易和投资不那么密切相关的领域，尤其是在庞大国家机器的神经末梢，人们所期待的法治、透明和公正虽然颇有进步，但仍然任重道远。在北京一家墙上写着“警务公开、执法透明、接受监督、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交通执法站，当我以一个司机的身份向执法站站长询问一起交通罚款的执法依据何在时，得到的回答先是“记不起来”，后是“这是内部规定，没必要告诉你”。
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对中国而言，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这个要求仍然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因为当前威胁到中国长治久安的三个问题——社会稳定对经济增长的依赖过高，经济增长仍然靠粗放模式维系，经济增长的法治基础还不很完善——都要靠进一步解放思想，进一步改革开放来解决。
（ 责任编辑：周克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