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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研究员甘阳访谈
三种中国传统的融会
《21世纪》：去年本报“中国世纪”年终特刊访问你的时候，你提出，中国在上世纪的中心问题是要建立一个现代“民族—国家”（ｎ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ｅ），但中国在21世纪的中心问题则是要超越“民族—国家”的逻辑，而自觉地走向重建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国家”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ｅ的格局。今年本报的年终特刊继续这一追问，即中国要复兴，中华文明要复兴，该如何面对复杂的古代文明传统和近现代传统；在当代中国的这种社会努力中，中华文明可能呈现出何种建构性的样态？
甘阳：我大概有一个笼统的想法。从现在看来，中国目前的社会生活中有三种传统势力特别强大，表现特别明显：第一个传统是儒家传统，我们可以用仁爱来概括这种传统的精髓，第二个传统是毛泽东时代形成的平等与参与的传统，第三个传统是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对于市场经济的信念和对于自由的追求。而中华文明未来的形态，很可能是三种传统在相互冲突之间的磨合与交融。
这三种传统一方面在融合之中，另一方面相互之间也有着张力。比如从今年的郎咸平事件中，我们就可以清晰地看出毛泽东时代形成的平等传统与改革开放后形成的自由传统之间强烈的张力和冲突。
在中国人的头脑中，历来就有一种非此即彼的定势思维。一方面，随着中国社会贫富差距的拉大，一些普通民众确实滋生了很强烈的仇富心理，当然，这种心理也有它的道德正当性，但是如果仇富心理本身变成一个价值取向的话，那显然会造成中国经济改革难以为继的困境。从网上一些有关朗咸平事件的言论，可以看到很多对于毛泽东时代平等传统的怀念，而这些怀念到了最后往往就会演变为对改革开放后形成的自由传统的否定。
而另一方面，一些为富人进行辩护的经济学家完全否认平等的价值取向，把民众的呼声视作暴民的咆哮，这也是对平等传统的一种漠视。
其实，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完全压倒另一方。我们不可能回到毛泽东时代，也不可能完全无视民众对平等的诉求。我认为这三种传统之间不存在一个你死我活、非此即彼的关系，从一个比较长的时期来看，这三种传统会在保持着张力的情况下逐渐融合。
在全球这个更大的范围来说，自由与平等之间的张力是普遍存在的。法国大革命后形成的自由、民主、平等的观念之间一直有着冲突，而在美国，自由和平等之间的冲突也一直是社会生活中最大的张力。所以说，张力的存在是必然的，冲突也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如果冲突中的每一方都想把对方压倒，让对方说不出话来，这种情况就是不正常的。
我觉得这场冲突中的每一方都要往后退一步，在妥协中寻找进步，让这三种传统都有所体现。我们需要重新考虑三种传统的存在合理性，它们的正当性都值得肯定。不能简单地用一种传统来颠覆另一种传统，就像五四运动是在知识分子心中否定了传统文化，而改革开放又否定了毛泽东时代的平等。三大传统之间的张力会始终存在。三种传统在实践上不断地重新整合、调整，可以勾勒出未来的中华文明的线条。
以教育伸张儒家文化
《21世纪》：谈到文明传统，人们经常谈的是在全球范围各种文明之间的冲突和对话，比如伊斯兰文明、基督文明和中华文明，那么中华文明应该怎么样在文明对话的内在语境中得到复兴？
甘阳：确实，这三种代表性的文明形态各具特色。我个人更偏向使用儒道互补、而不是儒家文化来描述中国的文明形态，儒道互补是很强有力的东西，因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包容性是非常强的，它具有非排斥性。而其他宗教的排斥性就很强，你信了我就不能信别人了，同时还有很强的扩张性。比如美国近些年，基督教的膨胀趋势就很明显，宗教的势力在急剧扩张之中，很多美国人已经开始担心这种扩张会影响美国宪政的基础——政教分离。同时这种宗教的扩张还有压迫性，在美国，如果你不是基督徒，尤其如果你是伊斯兰教徒，会感觉到很压抑。还有南美的一个小国，危地马拉，从前是天主教为主，最近被基督教复兴派占领。这些例子都说明了基督教的强烈扩张性。
其实，越是全球化，所有的文明形态就越是有伸张的诉求。中华文明的侵略性、压迫性比较少，这一方面是中华文明在存续上的优点，一方面也是它们在扩张上的弱点。儒家相对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来说，没有教堂，也没有仪式，所以很多人并不把儒家视作宗教形态，它的传播形式主要体现在教育上，从学校教育到家庭教育。
在组织形态的方面，儒家没有办法去和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竞争，后两者既有扩张的需求，也有扩张的手段，组织化程度很强。而儒家在传播上的处境比较困难，在科举考试制度崩溃以后，它就没有了制度性的保障，只是顽强地存在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
我觉得，儒家文化的伸张还是要通过教育来解决。以后的世界我相信是一个多元共存的世界，不可能有一种文明统治全球，在这种情况下，儒家的包容优势就会体现出来。
《21世纪》：那么教育如何在中华文明的复兴中发挥作用？
甘阳：儒家文化主要解决的是一个精神层面上的问题，而不是说儒家有一套管理社会的办法。打天下不用儒家，守天下才用儒家，儒家解决的是一个人心的问题，人心向善，善就是最基本的做人准则。中华文明的复兴，光有经济发展是不够的，还必须解决精神层面上的问题。
具体地来说，我觉得以后的国家干部考核，需要考一点中国传统文化。不是说要熟读四书五经，不需要读很多，但至少要读一点。据说，傅斯年任台大校长的时候，规定大学一年级必须读《孟子》。“吾养吾浩然之气”，读孟子会让人有一种精神冲动，要做一个顶天立地的大丈夫，读过孟子和没有读过孟子绝对是不一样的。还有张载所言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大担当的气魄，这些做人的正气不是工具性的教育可以告诉你的。而这些人文教育道德教育可以形成制度，读一读《孟子》天经地义，大学一年级就可以读一点。说实话，作为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中国人，大学毕业还没读过《孟子》，没读过《唐诗三百首》真是有点说不过去。
我不是说要用一种传统来取代其他传统，而是不断磨合、不断调整。学校里学的那些工具性的东西是不能告诉你做人道理的，而必须依靠人文教育。人心教育的缺失是我很担忧的事情。
国家制度的精神根基
《21世纪》：中国传统文明主要通过教育的制度化来承继，是否会出现人心管人心、制度管制度的局面？
甘阳：近些年来，我们有一个进步，那就是大家都承认市场经济也需要规范，这个规范的责任应该是由国家来承担的，这一点可以说达成了共识。这里就体现了平等的传统。
那么，平等原则的背后是什么？是仁爱，因为如果没有对所有人的伦理共同体的共同关照的话，我们要平等干什么？这种平等的基础不仅仅在于权力上的平等，还在于一个历史文化共同体意义上的平等。我们不可能把这个平等推向全世界，因为虽然平等的概念可以在全世界通用，但是我们没有理由也没有可能把这种公平推向全世界，因为我们有一个历史文化共同体的先天形成，你的关照是在一个时间、地点的范围限制之内的。
经济学里面，每个人只需要要管自己，都不需要管下一代，从这些理论我们都抽不出为什么人类可以生存下去。因为人类社会要存续下去，就必须每个人都对其他人负责，每一代人对下一代人负责，这就是自由主义最头痛、最难解决的问题。怎么解决？假定不同的人之间有一种联系，这种联系不是由宪法里抽出来的，在西方，这种联系是从宗教里抽出来的，在中国，这种联系我认为就出自儒家的仁爱。这在孔子、孟子的思想里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现在很多人思想上的混乱来自于对经济学中理性人假定的认识错误，理性人假设是经济分析的假定，而不是一个价值判断。它是一个分析原则，而不是一个道德原则，经济学最大的麻烦是把分析工具和规范性的东西混为一谈。因为人不可能是完全自私自利的，理性人假设是因为经济生活的突出性而做出的理论假设。我们恰恰就是要用儒家传统的仁爱和毛泽东时代的平等传统来制衡它，而不是牺牲仁爱和平等来为它来开道。
最后我们回到历史文明共同体的问题上，也就是文明—国家的问题上。它不仅仅体现在制度层面，也应该体现在精神层面。历史文明共同体是有根基的，我们讨论中国会怎么变，中华文明会怎么演进，必须讨论三种传统，以及三种传统之间的冲突和融合。
三种传统在形成、磨合的过程中，始终会有张力存在，这不是问题，问题在于，每一方都有很强的排斥、消灭对方的趋势，我认为最后的结果会是三种传统妥协性的共存。不要轻而易举地否定，不要用一个名词把另一个名词轻易否定。
当然，目前平等的问题比较严重，很少有人能够否认中国社会存在着巨大的贫富悬殊，农民的生存困境也牵动很多人的忧虑，这就呼唤毛泽东时代形成的平等与参与的传统，包括政治与经济上的参与。我个人现在比较偏向民众，因为现在这个群体相对弱势一点。从长期来说，我们应该建构一个支撑三种传统之间的张力长期存在的系统，让这三种传统在张力中磨合，并在磨合中找到中国现代体制与传统文化的结合点，建立一个文明、自觉的历史共同体。
现在，在中国人心中，建立一个宪政国家的共识已经达成。同时，中华文明复兴的诉求也越来越明显，这是一个超越中国社会所有阶层的愿望。要实现中华文明复兴的愿望，离不开三种传统，也离不开对三种传统进行重新认识和阐释。（文章未经作者审定）
（ 责任编辑：影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