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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针对目前的经济状况，有人提出了“我国已经进入重化工时代”的说法，对此我们如何判断？又如何解决由此带来的问题？
卢中原：中国目前新一轮的重化工业加速拉动经济高速成长非常明显。重工业占经济比例1999年是58％，2003年是64．3％，今年预计超过65％，应该说，现在是以重化工业加速成长、比重迅速提高为特征的一种经济上升期。
但是不要简单的概括为“重化工业时代”，包括吴敬琏老师在内，很多人都觉得不妥，反对意见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的，一种说法是容易导致地方的盲目扩张，经济增长进一步的粗放。
张曙光：重化工业的趋势是明显的。政府现在要做的不是直接去推动，而是可以从另一个方面去做文章，使这个趋势能够走得稳妥一些。比如说，在这个过程中，能源、原材料消耗必然很大，政府能不能把文章做在降低能耗、减少污染方面。政府提出一些要求，发布一些有关的信息，这对于整个过程更有利。
彭志龙：重化工业发展这么快，从需求方面看是投资带来的。进一步分析发现，我国投资之所以会这么快，除了一些发展中国家都有的原因之外，还有一个特殊原因，这就是地方政府把城市建设规模搞得太大了。现在很多省会城市、地级市、县区都在大搞城市建设，超常规发展。由于这类基础设施搞得太多，对重化工业产品需求量很大，所以带动了重化工业的高速增长。
林毅夫：目前这一轮重工业热确实不符合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需要。中国劳动力过剩，应当更关注劳动密集型而不是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现在的情况却是，没有比较优势的重化工业得到政府银行支持，许多有竞争力的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却无法取得银行贷款。
中国的现实是劳动力便宜，资本昂贵，现阶段大力发展没有优势的资本密集型产业，结果很可能是银行坏账大量增加。而资本密集型大企业容易取得贷款也说明，目前以四大国有银行为主的银行体系不利于鼓励劳动密集型企业发展，中国更多地需要中小型银行给这些中小企业服务。
魏加宁：假定重化工战略是对的，也并不是每个省市都要搞重化工。对于国外经验也有误读的一面。日本、韩国战后的确搞了重化工，但是在搞重化工的同时，还搞了一个“一村一品”运动。日本搞重化工也只是几个大的钢铁厂，并不是全国各地都搞重化工。
这是我们与国外的一个重要区别。今年我们到地方调研的时候发现，到处都在上重化工项目。四川、内蒙不用说，就连浙江、海南也都在上重化工项目。
这除了所谓“政绩工程”以外，更重要的恐怕还是与目前的财税体制有关。地方财政困难，转移支付又没跟上，因此想方设法培养与地税相关的税基。搞房地产、上汽车项目都与此有关。
王大用：我国正进入国民财富的快速积累时期，这是人均收入达到1000美元后必然经历的一个发展阶段。一是城市化，二是全国范围内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比消费更容易波动，而且波动幅度通常也比较大。
长期的高投资形成对重化工业产品的旺盛需求，在市场调节下，带动重化工业高速增长，对能源、矿产资源的消耗过大，也带来对环境的污染。快速的城市化不仅是导致高强度投资的核心力量，而且消耗我国十分稀缺的耕地资源。
在这里，单纯市场调节的结果与我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发生矛盾。因此，通过调节市场行为，防止我国的产业结构过分重型化，防止过分消耗我国的能源、耕地、淡水和环境等资源，也应是政府宏观调控的任务。
2005年的经济形势预测
《21世纪》：对于明年的经济形势，诸位如何判断？
卢中原：我个人认为，明年的走势将进一步在上升通道的合理区间平稳回落，预计经济增长低于9％，消费物价低于4％。整个宏观调控政策的取向就是适中，既不紧缩也不扩张。
但是在总量当中，投资需求要适当的缓一缓，消费需求要往上涨一涨，总体上的总需求要稳定。宏观调控的重点、力度，要体现国家产业发展的导向。比如说在“十五”期间我们对能源的估计过于保守，但是这一轮上升周期，重化工业加速成长，导致了能源弹性系数和基础原材料的供求都出现了新的特征，所以要有一个比较前瞻性的、比较符合经济内在发展规律的一种产业发展的预测和导向，也是为微观主体提供投资决策的信息服务。
张曙光：我觉得两大问题可能影响明年总的趋势。从国际上看，一是油价上涨，再有一个就是美元的贬值，美联储要进一步升息，美国经济要走低，这必然影响到很多国家，尤其是亚洲和中国。
国内的情况看来，我觉得尽管现在的政策调控，比如说财政政策转向中性，货币政策变成稳健的，但政策的作用会有一个延续。所以说明年的经济运行态势是稳中趋缓，如果在政策操作上不出现大的失误，体制上能够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我想明年经济可以稳定在8．5％左右，这种发展速度对于中国目前是适合的。
其中一个关键就是明年的价格走势，今年生产资料价格上来了，再加上美元贬值的因素，导致进口原材料增多，价格自然就上去了。目前很多行业生产能力过剩，在这种情况下，企业首先是通过压缩利润或者向劳动者转嫁负担的办法来消化的，以保住市场份额，这是今年的做法，但不可能长期这样做。
能源、原材料等上游价格上涨，肯定会传导到下游去，传导的途径可能有几个，比如说农资价格上涨有可能抵消今年农业增收的预期而使农产品价格稳中趋升，一些家电产品变换品种涨价，预示着企业价格行为开始改变，沿海地区出现的民工荒促使工资上升，与今年价格的结构性上涨相比较，明年的特点可能是一种成本推动性的价格上涨。
卢中原：估计明年消费价格指数不会超过4％，我觉得能控制在5％以下就是成功。现在的房价预期普遍看涨，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银行存款实际利率为负，股市又不景气，大量资金拥向房地产，流入的热钱很大一部分也进了房地产，目前，包括韩国、台湾地区在内，都认为在上海的房地产投资最有利。
张卓元：中国经济今年在国家强度相当大的宏观调控下，实现了平稳较快发展，也要看到前进中的问题还不少。首先，经济增速还是过快。根据这几年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我认为，年经济增速以8％左右为宜，既不要低于7％，也不要高于9％。在可能低于7％时，要实施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刺激经济增长；而在高于9％时，则要实施以紧的宏观经济政策，对经济适当降温。2003年、2004年经济增速均超过9％，高了一点。因此，2005年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总的还是要稍微从紧一点，更多的用微调的温和办法，使经济增速逐步回落至8％－9％之间。
其次，物价上涨压力不小。2004年居民消费价格（ＣＰＩ）上涨4％左右，稍微高了一点。但仍属社会可承受范围内。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率达两位数，显然过高。而且2005年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势头还难以在短期内遏制住。看来，2005年居民消费价格会出现成本推动型物价上涨，一是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会使最终产品包括消费品成本上升，从而推动物价上涨；二是2004年物价上涨翘尾巴因素影响，物价部门估计会带动2005年ＣＰＩ 1．5－2个百分点上涨；三是劳动力工资成本提高，也会推动物价上涨。此外，国际市场原油价格很可能居高不下。
如果2005年经济继续以9％以上速度增长，生产资料价格继续上涨，那么，居民消费价格就有可能在成本提高推动下，出现超过4％甚至5％的幅度上涨，影响经济的稳定。经验表明，居民消费价格上涨率一旦超过5％，就要把治理通胀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任务。
刘国光：如果我们自觉地执行中性的、稳健的宏观调控政策，在没有其他特殊变化的情况下，我们一定能够在实现部分投资过度行业的投资软着陆的同时，保证国民经济整体不至于着陆，而是把去年开始的新一轮经济上升周期拉长。实现今年经济增长率达到9％以上，物价上涨率4％左右；明年可以实现8．5％～9％以上的经济增长率，ＣＰＩ达到3％以下。
我再重复一遍，拉长上升的经济增长周期，才是我们这次宏观调控的目的，而不是全面的软着陆。
魏加宁：我现在担心有两个潜在危机，一个就是能源危机，由于价格信号失真和行业垄断，现在的煤电油运都非常紧张。有信息表明，最近有些省已经开始限制本省的煤炭外运了，这个信号要给予高度警惕，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
1960年代初的所谓“困难时期”其实就是粮食危机，就是1958年“大跃进”时各地纷纷虚报产量，放卫星。等到个别省开始缺粮，国家开始调粮的时候，各地又都说自己没粮，禁止粮食外运，结果酿成危机。
再有一个就是金融问题。今年在金融救助方面实现了几个重大突破。但救助是否会导致更严重的危机或者是恶性通货膨胀呢？这个状况令人担心。
（ 责任编辑：魏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