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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离2003年越来越遥远，中国人却永远也不会忘记那场ＳＡＲＳ浩劫，它将会成为我们心中永远的痛；而相比ＳＡＲＳ，艾滋病（ＨＩＶ／ＡＩＤ）问题却更令中国人心痛得难以启齿。在中国经济不断取得新的增长突破，展翅腾飞的同时，我们也有必要思考一个问题，中国经济能否真正摆脱ＳＡＲＳ或是ＨＩＶ这样的疾病的缠绕？
在新年到来之际，本报记者专访了英国著名杂志《经济学人》（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的信息部大中华区资深经济师保罗·凯威（Ｐａｕｌ Ｃａｖｅｙ）先生以及世界卫生组织（ＷＨＯ）驻华办事处的新闻发言人罗伊·威迪安Ｒｏｙ Ｗａｄｉａ先生，请他们谈传染病与中国未来经济的互动关系。
传染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两位专家都认为，不论是ＳＡＲＳ还是ＨＩＶ，这些传染性疾病目前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还是相对比较小的，但却不可忽视。
Ｐａｕｌ Ｃａｖｅｙ先生认为，从去年ＳＡＲＳ之后的外资直接投资（ＦＤＩ）情况来看，很难分辨这个事件的影响。“尽管ＳＡＲＳ期间可能ＦＤＩ会有所减少，但中国的ＦＤＩ基数很大，而且ＦＤＩ的合同金额当年也在增长，所以难以判断ＳＡＲＳ对投资的影响。而就目前来看，人们相信，如果中国政府能够全力解决这一问题，还是可以控制局面的。”他说。
而与ＳＡＲＳ不同，Ｐａｕｌ Ｃａｖｅｙ认为他目前难以评估艾滋病问题给中国经济带来的潜在威胁有多大，因为前者主要影响的是短期的外国投资，影响时间也比较短，集中在一个时段。而后果则不一样，它的影响可能是更深远也更趋于中长期。范围也广，包括了卫生部门也包括了其他生产部门，另外，从地域上看，还包括了许多农村地区。
不过Ｐａｕｌ Ｃａｖｅｙ并不觉得中国的艾滋病情况比非洲更严重，后者的艾滋病已经严重到影响劳动力、经济和外来投资的地步。凯威发现现在中国还没有发展到这个地步，“我们所调查的一些企业家和投资者从来没有担心过中国的ＳＡＲＳ问题，更没有担心中国的艾滋病问题。他们更关心的是中国目前缺乏有熟悉的技术工人，缺乏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这些是我听到的最多的抱怨。”
但他同时也指出，中国的艾滋病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如果再不采取有效措施，也许真的有一天会影响到外国投资者的信心。也许当这些疾病影响的人群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一定的时候，外国投资者就会把这些传染病作为一个因素来考虑了。
Ｒｏｙ Ｗａｄｉａ则更关注于疾病对中国社会福利体系的破坏这将引起经济发展的不稳定。他提醒说，20多年的经济改革赋予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使之向一个地区性及全球性的经济强国发展。但是中国公共卫生体系方面仍然落后于市场力量，发展乏力。其结果是，卫生保健体系在过去几年已经被严重削弱，2003年的ＳＡＲＳ正反映了这种体系的薄弱。
他不无担心地说：“现在的问题是，随着像艾滋病这类疾病的蔓延，中国的整个卫生保健体系负担将会加重。中国的经济能量将会受到破坏，如果形势不受控制，有可能遭受更大的挫折。”由于艾滋病是不会区别道德与社会界限的——任何社会发展阶段以及经济群体都有可能受到它的感染——如果它影响到中国大部分人口的劳动力，那么对经济的影响就显而易见了。
Ｒｏｙ Ｗａｉｄａ指出，和ＳＡＲＳ不同的是，艾滋病对中国还存在潜在的威胁，主要问题就是很多感染艾滋病的人无法得到治疗。对这些感染者，这不是生活质量能否得到提高的问题，而是长期的生存问题。“我们没有理由不能让他们也成为富有生产力的社会一分子——而他们所需的就是适当的治疗和保健。但是，迄今为止，由于各种原因，要做到这一点还很困难。”
不过，同保罗一样，他认为，幸运的是，中国目前形势还没有到失控的时候，但已经没有多少回旋空间了。时间非常紧迫！他说很难判断中国有多少人患艾滋病，一年前，中国的官方报道是84万人，但这个数字一年以来不断上升，有可能已经远远突破百万人，甚至更高。令人担忧的是，多年以来，艾滋病感染者主要集中于吸毒等高危群体中，但通过性接触，这种病已经迅速在普通人群中蔓延开来。
“但中国政府仍然有机会控制形势，政府应该采取迅速、集中的行动，不仅仅是中央，各个省份自己也要进行控制。”他提醒说，“想想在黑非洲（撒哈拉以南非洲），有多少国家已经被艾滋病问题击垮！甚至连南非这样的经济大国都未能幸免，大约有20％的成年人已经受到了感染！”
投资者关注什么
尽管两位专家认为传染性的疾病目前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不会太大，但假如今后中国再次遭遇不幸，外国投资者会关注哪些问题？会不会远离中国而去？
“通常，当我们考查一种疾病对一国经济的影响的时候，我们主要看这种疾病的严重程度及其传染性。显然，就ＨＩＶ／ＡＩＤ和ＳＡＲＳ来说，它们对经济的影响确实比其他的病症影响要大得多，也更深远。”保罗说，“但从另一方面，我们也关注一国的医疗机构以及政府部门对这种病症的控制力如何，具体说来，还包括该国的政府部门如何有效、透明地公开这种疾病的信息，不仅仅是在城市，而且要让广大农村地区的人也了解这种疾病，这是我们考虑突发性疾病影响经济时通常会考虑的一个因素。
对于投资者来说，他们希望看到政府在这一问题上有透明、公开的信息披露，这在香港当时是做得比较好的，而在中国大陆，早期的隐瞒行为让人们至今记忆犹新。不过，据Ｐａｕｌ Ｃａｖｅｙ了解，现在大部分外国投资者都相信，一旦有突发性疾病，中国政府会像ＳＡＲＳ后期那样采取公开、果断的措施来解决问题。
“但是老实说，就我个人而言，还不敢说中国政府下一次对突发性疾病的反应如何，也许还会有人想试图隐瞒病情，不让上级了解情况。这只是我个人的担心。但是政府的确在提高工作透明度以及信息披露方面还有许多工作值得改进。”
摆脱病痛的阴影
让Ｐａｕｌ Ｃａｖｅｙ担忧的，还有广大农村的贫困问题，这才是一些传染病真正可能伤害中国发展的原因。
对于中国农村来说，低收入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农村居民无法享受到城市里人的福利水平。“在英国，很难想让这种低收入人群给他们自己的医疗费用买单。当然英国的社会福利制度跟中国不同。但中国有必要大幅度提高农村人口的福利，让他们也能享受到一些医疗福利。跟城市人口相比，中国的农民福利太单薄了；而且过去20年以来，他们的福利水平是在下降。中国必须首先要解决这一问题。万一在农村发生类似ＳＡＲＳ的疾病时，中国经济才不至于陷入被动之中。”
“众所周知，中国的艾滋病问题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一些农民迫于生计卖血造成的，他们并不知道卖血所存在的风险。我也了解到，对于很多农民而言，他们别无选择。所以增加农民收入对中国来说是非常重要的。”Ｐａｕｌ Ｃａｖｅｙ说，“好在当前的中国政府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并出台了许多增加农民收入的政策。”
此外，Ｐａｕｌ Ｃａｖｅｙ认为中国农民的受教育机会还有待提高，政府应该普及农村的基础教育，否则根本无法理解所谓的艾滋病、ＳＡＲＳ的严重性？
但他对政府近期内解决这些农村长期积累的问题抱悲观态度。“去年的ＳＡＲＳ是个突发性的诱因，它在短期内造成了巨大的影响，所以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在正常情况下，我并不认为政府会特别去关注这些问题，尽管中央已经专门制定了这方面的政策，也在不断强调农村问题的重要性。”
他甚至怀疑，即使面对像艾滋病这样的严重问题，很难激发政府迅速解决农村福利政策的决心，因为相比ＳＡＲＳ，艾滋病问题更不具爆发性，影响也要在更长的一段时间才会体现出来。
但是作为与中国高层官员多次打交道的ＷＨＯ专家，Ｒｏｙ Ｗａｄｉａ却表达了对中国政府的信任。“由于中央政府的最高层已经表达了坚决的信念，要打胜针对ＨＩＶ的‘人民战争’，并且已经开始了这方面的努力。”他说。
不过Ｒｏｙ Ｗａｄｉａ担忧，现实情况中，仍有许多省份在艾滋病问题上行动过缓，而这是高度危险的。他呼吁说：“这场战争必须同时在各省各部门间展开。艾滋病问题是个复杂的综合性问题，不仅仅跟卫生部门有关，它需要跨部门的合作。通过教育机构、媒体、社会精英与政治领导人，来提升公众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他特别指出一个迫切的要求，“就是要教育各阶层的人们进行更安全的性生活。目前政府已经开始解决这一问题，并专门针对那些性工作者开展了一系列的项目和活动。但是，需要做的事情还很多，也很急迫。”
此外，他认为，中国还应该积极开展部门间（如医学部门、农业部门和农牧业等部门）的密切合作和研究，同时也需要和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以及粮食及农业组织等进行更紧密的合作。
（ 责任编辑：影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