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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变得微妙起来。
2004年，是教育部全力抗拒“教育产业化”概念的一年。从年初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2004年首场记者招待会开始，三位教育部高官——教育部部长周济、副部长张保庆和吴启迪，先后在不同场合发言否认或者反对“教育产业化”。
由此给予外界的信号是，已经进行了5年的教育产业化探索试验，正在被政府全力修正方向。有经济学者甚至担心，这可能会导致教育改革走回头路。
但是，在12月19日召开的2005年度教育部工作会议上，“完善教育投入机制，提高教育投资效益”被作为次年的八项重点工作之一提上议案。
有学者认为，强调“投资效益”，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显示了教育部的微妙心理——一方面，极力地抗拒被片面和妖魔化的教育产业化概念；一方面，在投入之后强调效益、期待某种回报，这实际上就是一种经营理念。
“化”字之罪
被教育部全力否定的“教育产业化”，其概念被定义为，教育产业全部市场化。有教育部官员认为，教育产业是公益事业，所以“把教育彻底市场化是对社会最大的不负责”。
而近年来，导致民间对教育产业化的批评达到至高点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教育高收费、教育腐败以及教育产业泡沫。
其中，义务教育界定模糊的“杂费”问题，义务教育以外的高等教育的“高收费”问题，往往都被舆论与“乱收费”挂钩。由于同时遭遇了国内贫富差距扩大的问题，有媒体称这些收费问题导致了至少有10％的中国家庭无法支付高昂学费。因此，民众对此直接斥之为违反了宪法的“教育不公平”。
另一方面，以今年的“北航广西招生丑闻”为代表的一系列教育腐败问题，主要包括了分数和文凭买卖、学术腐败等现象在内，这些直观的丑闻都使国内的教育产业背负骂声。
同时，大学扩招、大学合并成风以及大学城圈地运动，则被视为教育产业的过度泡沫化。有学者称，由于按照教育部2000年的规定，高校的教育收费是根据“年平均日常运行费用的25％”来计算，因此高校纷纷采取举债扩张的手段，将高额基建成本计入教育成本，然后将这些银行负债转嫁到民众身上，这都是教育产业的“泡沫”惹的祸。
有教育部相关人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导致民众对所谓的“教育正在产业化”的误解主要是由于《民办教育促进法》。但是事实上，民办教育、教育服务业这一部分，是发展教育产业，不是教育产业化，它是教育的一个部分，或者说一个环节与市场结合，用社会资源办教育。这些都有法律法规的规定，并不完全按商业来操作。
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汤敏，当年的高校扩招倡导者，也曾经向媒体指出，教育本身是分层次的，有基础教育、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等。职业教育或者终身教育，可以让市场来解决或者说让市场更多参与。而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则不然。
但有学者认为，官方只是将教育改革当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归罪于“教育产业化”，通过妖魔化某个名词，来推卸责任。
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学者认为，教育产业化的概念其实是被人偷换了。其实产业化的本意应该是，如果国家的投入不足，就需要有民间的投入。而民间的投入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非营利性，一种是营利性。按照《民办教育促进法》，这两种投入方式都是合法的。
在他看来，认为教育不可以产业化市场化，是一个很错误的想法。《民办教育促进法》把民办学校定义为一个非营利性质的机构，并且限制其营利，也是一个很大的错误。教育分各种类别，例如钢琴课，也是教育，但它是以营利为目的的。新东方教英语也是以营利为目的的，它办得很好，受到很多学生的欢迎，那么为什么不能以营利为目的呢？
虽然这只是教育产业当中的部分项目，但是，事实上并没有什么概念可以起到“一刀切”的作用。难道说允许钢琴课赢利了，义务教育就一定要收费了？这应该由教育部这个主管单位来控制，而不是避讳了某个词汇，就可以达到避讳问题出现的目的。
另外，也不是说一定要以营利为目的，而是不排斥以营利为目的。排斥以营利为目的是没有道理的，各种类型的学习班、辅导班，只要办得好，那么有什么理由去排斥它们呢。
《民办教育促进法》对营利的限制有一个最大的障碍，叫合理回报。连烟草业都没有限制合理回报，而教育业却要对此设限，这是没有道理的。什么叫合理，在制定这个法律时一直讨论不出结果。一方愿收，一方愿出就是合理，没有假冒伪劣，没有塞红包，这就是合理的。这和其他商品是一样的。这要求的是主管单位的管理，而不是限制。
教育产业何处去
当前，要继续发展教育产业不走回头路，当务之急是要尽快解决目前所面临的三大问题。
首先，有学者认为，从2005年的工作重点来看，强调“提高教育投资效益”，这与教育部极力摆脱的“教育产业化”概念的态度是相违背的。“提高教育投资效益”意味着应该按市场运作。这样既提高了效益，又有了投资的渠道。
但这不等于说教育要走向全面市场化的操作，教育的主线即基础教育应该是义务教育，市场化只是作为一个辅助。如果有特别富有者愿意出更多的钱买到更好的教育，那么这种需求是可以得到实现的；而普通人进入公立学校，这是由国家出钱来办的。
这其中的重点就在于，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必须分开来看待。高等教育是一个附加教育，主要看你的收入能否支付，但对于家贫但优秀的孩子可以通过救济手段来帮助他们。国家应该尽快完善助学金和助学贷款方面的制度。过了分数线的穷孩子，应该想办法让他们能够上学，这是救济制度需要完善的问题，而不是教育产业化的罪过。
另一方面，对于不够分数线的孩子，如果有钱的父母愿意出钱，也可以让他上学，这就是民间俗称的拿钱买分数。它的合理性就在于没有更合理的安排，一方面要扩招，一方面政府的拔款又不够。在这种状况下，学校增收学费，而家长又愿意出，这是合理的。如果完全抵制花钱买分数，分数不够，但他们仍有入学深造的权利，这又涉及到另一个层面的“教育不公平”。但这个过程一定要制度化、透明化。北航丑闻就是不够透明惹的祸。
另外，国内目前对于产学研一体化的管理不够。按照国外的办法，有些规定教授作兼职必须是和本专业有关的，时间上不能超过多少，是不能完全放任的。但目前的状况是，国内的一些老师纷纷下海，这对教育是不利的。但这与教育产业化关系不大，只是缺乏对师资的有效管理，不管怎样，应该让老师把工作的重点放在教学和研究上。
应该确定的一点是，教育部正在强调的“教育的主导方向”，特别是基础教育不能完全产业化，而应该把产业化当作一种辅助，这个观点是正确的。
因为这种辅助产业在整体结构当中所占比例是很少的。允许这个小比例的存在是有利的，它不仅满足了市场的需求，还减轻了国家的负担。本来国家要花钱培养这一批孩子，现在这批孩子去了私立学校，就减少了政府的负担。
但是高等教育，尤其是职业教育是可以进行产业化的。目前有很多职业教育都已经产业化了。在我国，很多的职业学校也是政府在办，但是收费比较高，很多学生不愿意上，所以面临着招生不足的问题。这是因为这些学校的办学方向有问题，用国营企业的方式，吃政府的大锅饭，不照顾市场的需要，也不管学生毕业后的就业问题，也不管课程内容是否适合，这种学校肯定得进行改革。
另外，世界上一些著名大学在教育产业化的道路上所做的尝试和努力，也许可以给我们一些启发。
斯坦福大学开辟了工业园，使自己的教学、科研成就与工业园的发展双向互动，彼此推进，这就是著名的硅谷科学工业园。硅谷不仅是美国最大的制造中心之一，同时也为斯坦福大学的毕业生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
以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为核心还建立起许多跨学科、跨学校的实验室和研究中心，建立起与工厂、企业之间进行协作和科技成果转让的横向联系，形成在全美科技实力雄厚、经济潜力巨大的波士顿中心。
中国的教育要发展得好就要多元化，教育不是一家的天下。政府应该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另一方面也要大开民办教育的门。
（ 责任编辑：影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