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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何忠平 重庆报道
12月14日，深夜11点。
雾气越来越重，风乍起，一团团的在江面上袭开去。此刻的朝天门码头异常空旷，趸船上折射出或黄或红的灯光，让人不由自主地打着哆嗦。
没有人说话，也看不出谁是“监工”，老胡和他的兄弟伙们正在把码头上一箱箱的药品或搬或提或掮地送上船。他们晃颤晃颤经过一块百米长的跳板，在雾气中沉沉浮浮。
他们就是“棒棒”——除了希望之外，一根扁担一串尼龙绳，是他们在城市赖以生活的全部行当。在这座“一山起伏，双江环抱”的城市里，“棒棒”随处可见。
有人说，“棒棒”因山城而生。对“棒棒”们来说，山水相接的朝天门码头给予他们的梦，永远朦胧而遥远。但现实就如这座“出门就爬坡，行路即上坎”的山城一样，又永远都是那么的轮廓清晰……
城里的“安全”
44岁的老胡来自重庆铜梁县，学名胡正武。14日一天，他总共挣到了30元。
第二天七点不到，按照惯例，他又到码头“讨生活”去了。
转悠半天后，他发现码头广场空旷旷的，跑步健身的市民比平日少了许多——他并不知道重庆遭遇了今年最大的一场强浓雾——收音机里，气象专家正在提醒：“不间断雾气对人体健康的危害具有隐蔽性，应适当停止一些户外活动”。
2003年10月前，老胡是铜梁富有煤矿的矿工，“生活有规律，每周上五天班，上不求天下不求地，活得像个人样”，他“打死都没想到”自己以后会去当“棒棒”。
然而，现实总是冷酷得令人不寒而栗。
2002年一个星期六的晚上，老胡清晰记得远房大哥被一块垮下的石头当场砸死的惨状。那晚，远房大哥与他一前一后相距约100米，正在矿井下“打路挖煤”，“石头压在他的肚皮上，我看见探照灯的光圈停在井壁，一动不动”，老胡哭喊着去扳石头，但没扳动……
“没有煤子不死人的”，想起嫂子责怪他没有照顾好大哥时，老胡的脸上至今都写着恐惧和愧疚，“大哥经验丰富，干活利索。如果我在他前面，死的就是我”。
处理完丧事，老胡又去了另外一家煤矿，一干又是半年。但他是越干越害怕，“人最值钱的是命，我才40岁出头啊……”他找到已在重庆站稳脚的妹夫，希望换种活法，“妹夫当‘棒棒’前，做家禽买卖亏了本”。就这样，在妹夫“引见”下，老胡来到了安全的“城里头”。
目前，老胡每个月有700－800元收入，“天天上班”的他坦承比当矿工强多了。今年年初，他把爱人也接到了重庆，与妹妹、妹夫在码头附近合租了一间月租130元的房子。白天，两个男的当“棒棒”，两个女的去“扫大街”，晚上自己在家开伙食。
空闲的夜晚，在轮渡汽笛声中，伴着江上清风，一家人也会吃着“团圆饭”，摆着龙门阵……
散棒棒 ｖｓ．正规军
15日中午，天并没有下雨，记者见到赵长渝时，他披着一件红色雨衣，蜷缩着蹲坐在石阶上，肩上斜挎着一根竹棒，面无表情地看着5号码头边正在“做业务”的老胡们。
50岁的赵来自云阳县沙市镇丁家村9组，在码头当“棒棒”已有5年。“我得了肺炎，害怕感冒”，他用那低弱得像蚊子一般的声音告诉记者，“做活时没有人会邀我加入的”。
自从老婆跟人跑去山东，赵长渝就来朝天门码头当起了“棒棒”。“家里总共两分地，儿子17岁读初二，穷得响叮当，不怪她啊，我这是‘棒棒’的命。”
与老胡的收入相比，赵长渝差得太远，“一个月有时能挣到100多块钱，有时只有几十块”。在吃住方面，自然也是捉襟见肘，能省则省——早上1块钱的稀饭，中午2块钱的蛋炒饭或一个“红白汤”（即豆腐血旺汤），晚上与早上一样；住就住在1块钱一晚上的大通铺——除了臭烘烘的铺盖啥都没有，“90多人住一间大屋，没钱时也睡地下通道”。
同样是“棒棒”，为什么收入差距这么大呢？
“当一名优秀的‘棒棒’，最重要的是要跑得快，眼睛要尖”，赵长渝一边总结“棒棒业务理论”，一边用手抠着迷彩胶鞋上沾着的黄泥巴。“90年代初货老板求我们，公路发达后，现在我们求货老板。因为身体不行，我的业务现在经常被一些‘乱劈柴’（重庆话：不讲规矩）的人抢走——跑不过年轻人了啊。”
除了体质因素，还有其他原因吗？如果说老胡是“正规军”的话，赵长渝只能算是“散兵游勇”，用行话讲就是“散棒棒”。
老胡所在的“正规军”队伍总计由10名“棒棒”构成。除了他和他的妹夫外，其他8名“棒棒”有来自万州的，也有来自长寿的，最大的55岁，最小的32岁——他们“有活同干，互相照应”，共同受雇于一家叫“华盛”的货运公司，并长期在5号码头“做业务”。
在这个靠力气说话的“棒棒”阶层里，一切的行为和思维方式都犹如手中的竹棒那样简单明了。一个单个的个体又凭什么与一个利益共同体相抗衡呢？
赵长渝非常希望能像老胡一样加入“正规军”，但就是没人要他。赵似乎也有自知之明，“僧多粥少，多个‘棒棒’多张嘴。没有特别硬的关系，现在肯定去不了”。
老胡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兄弟伙”告诉记者，加入“华盛”的条件其实很简单，并不需要向公司交什么管理费用，只需自己花130元买了防工伤、生病的保险即可。
“华盛”通过广发名片建立业务网络，一旦公司联系到业务，就电话通知老胡们去5号码头干活，公司同时还会派出一个会计全程“打分计酬”——有的搬运货物是1元／斤，有的是8角、5角、3角不等，这都是由公司老板说了算。老胡们没有底薪，工资主要由会计打的分折算而成。
在当“棒棒”前，老胡曾花200元买了个二手手机。正因为这个手机，老胡现在比其妹夫混得都好，已经当上了“正规军”的“小队长”。“公司一有业务就给我电话，无论何时何地，我们都要集合起来去干活。”
公司没业务时，老胡也接些散活，如帮人拿送行李、给一些外地游客当码头“向导”等，偶尔他也会用手机联系一些老客户，看有无业务可做。
老胡们的游刃有余，“散棒棒”赵长渝看在眼里羡在心里。他经常晃悠晃悠着就进入了一些“特殊”地盘，“在那些地盘，外来‘棒棒’是不能随便接业务的，否则被发现，将遭到拳打脚踢”。
对“散棒棒”们而言，这还不是最气愤的。赵长渝告诉记者，他已经好几次在凌晨做业务时被一些操社会的“大哥”给坑了，“他们跟在我的后面，当我正准备从货老板那里领取报酬时，那些‘大哥’就用我的名义去敲诈货老板”。每一次被“冤枉”，赵都没敢报警，“报警也没用啊，吓都吓死人了”。
何去何从
实际上，无论是“正规军”还是“散兵游勇”，离期望中的宽裕生活依然遥远。
11月13日、14日，市就业管理局对3个层次——码头车站相对固定、各类专业市场比较固定、街头零散——的200名“棒棒”，进行了一次街头访问和定点调查。
结果显示：“棒棒”月平均毛利651元；没有接受过培训的超过94％；最高学历仅为高中，且只有9人，绝大部分是初中和小学文化者；其中年龄最大的61岁，最小的17岁。
谈及今年的“收成”，老胡向记者直摆手，“白干了！”原来今年4月，老胡的爱人做了个手术，一下子“花脱”了9000多元，“本来她交过10元参加了农村医疗保险，按道理现在应能补偿到500多元，但保险公司说手续不全，至今1分钱也没拿到”。他向记者感慨，“钱虽挣多了，但余下来的并不多，方方面面的开销太大，撒泡尿也要遭脱1角”。
“他要啥，我现在都尽量满足，将来只要别像我一样当‘棒棒’就行”，赵长渝把希望全部寄托在了儿子身上，他问记者，“高中毕业生现在能找到工作吗？”
生意好时，老胡和赵长渝都会买张彩票，老胡说他只有在买彩票时才发现城里人与乡下人是平等的，“我喜欢这种感觉”，虽然至今连小奖都没中过一次。而这种感觉足以冲淡别人说他们是“哈农民”、“农村哈子”（重庆话：“哈”是傻的意思）。
“码头游客多，做业务时说不准哪时棒棒就碰人了。有些人开口就骂，我们出来挣财就只好忍着。如果城里人去农村，我们就不怕他们。”老胡有些愤愤不平。
有人估算过，仅重庆市区就有20万名主要来自周边农村的“棒棒”。
“这是一座离不开‘棒棒’的码头城市，”市政府政研室一位不愿透露姓名官员告诉记者，“但如果缺乏有效管理就会出乱子，而码头‘棒棒’的何去何从具有风标意义。”
盛百宜，这位72岁的老人现任朝天门市场管理处的顾问，16岁以来他目睹了码头的整个历史变迁和荣辱兴衰。
他告诉记者，上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末，朝天门码头的“棒棒”抢生意的凶悍一度遭到投诉，政府相关部门两次给他们发了有编号的黄色工作服，以示规范，但管理计划最后都“悄然流产”了，“‘棒棒’太多，业务太随意了，实在难以管理”。
1978年出生的“重庆仔”龚波，是一家喷绘广告公司负责人。半年前，他就一直想成立“棒棒协会”，制定“棒棒”从业规范，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协助政府部门管理。
然而，市民间组织管理局因协会找不到主管部门，也就无法对协会进行审批。
见到记者时，龚波一脸无奈。他告诉记者，为了找个协会的主管部门，他找了公安局，找了市劳动局，还找了市工商局，“然而他们要么表示不合适，要么就说没有主管权限”。
“民工律师”周立太告诉记者，他经手的‘棒棒’案件中，有给货老板搬运东西时发生了伤害、租房子因电器不安全造成损失等例子，但“常找不到‘棒棒’利益的代言人”。
这注定是一个尴尬。“我们这些‘棒棒’，到底由哪个来管我们？”在接受采访时，为数不少的“散棒棒”向记者提出了疑问，而他们正是“棒棒”阶层中最低端的，感受也最“灵敏”，“1997年前后，百舸争流别三峡，结果我们的生意近年来惨淡得一塌糊涂”。
时间还将会考问一切。
“现在路越修越好，交通工具越来越发达”，赵长渝幽幽地说到，他们那些沿江寻生计的“棒棒”们迟早要从码头走光的。老胡告诉记者，“如果公司垮了，或者年纪大了，我还是要回到农村去，城里的猪肉注水，没有家里的香……”
（ 责任编辑：单秀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