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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卖官”，一些人可能会想到黑龙江。先是“马德”案，后是田凤山，紧接着是韩桂芝。而这些高官，都出自黑龙江。
“黑龙江的官员‘不会’腐败！”初听到这种说法时，记者有些摸不着头脑。有一位当地官场人士说：“南方一些地方的受贿方式，是搞一个项目受贿。而北方特别是黑龙江，受贿方式就是直接送钱，不带任何附加方式。如韩桂芝案，故容易被‘扯’出来。这就是腐败方式的不同，导致的结果也不同。”
正如国务院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一位东北问题专家所言，研究黑龙江的经济，不能不研究黑龙江政坛人事的变动，因为黑龙江是一个政治气氛较浓的省，政治的动荡会对经济产生巨大的影响。
卖官：权力寻租场
2000年4月哈尔滨的“东海龙宫袭警案”，最终成为导致众多高官倒下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
随后，“马德的卖官案”、田凤山、韩桂芝的“落马”，黑龙江正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人事大变动。
有专家认为，发生在黑龙江的官员腐败“窝案”，比起一般的行贿受贿案件，它所破坏的是党和政府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危害更深。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经济所所长蒋立东对黑龙江的经济发展进行过专门研究，现有数据资料说明，黑龙江的经济发展状态是，自己与自己相比，发展得很快；但横向比较却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
“腐败现象地域不同、腐败的途径和表现形式不一样，造成了很大损失，特别是黑龙江这种直接的腐败方式。”黑龙江大学政治经济研究中心乔榛分析说，南方一些地方的腐败，是在通过政府权力推动经济的过程中获取自己的利益。它的腐败方式与南方经济发展程度和经济结构密切相关。北方则用权力直接来谋取收益，官员之间直接送礼，不是通过发展经济获得“回扣”，没有中介性的，完全是一种权力的买卖。
“当今新一轮重大腐败案件往往是围绕着超大规模工程展开的，围绕城市的‘拆迁圈地’和农村的‘项目圈地’展开的。”长期致力于反腐败理论研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邵道生解释说，这种腐败操作方便、流程简单、最能赚钱，最能在短时间中使人暴富。当今土地资源最值钱，它没有公开的市场价，“级差”特别大，一些土地的价格，往往全在于当官的一句话，一进一出都以亿来计算。
因为没有“中介”，黑龙江受贿额一般高出南方好多倍，数额越大就越容易被“反腐操刀者”列为“重点对象”。对此，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分析人士更是直言不讳：“和南方相比，北方的一些腐败就明显‘愚蠢’得多，仅凭马德曾经送给韩桂芝的80万元的存折就可看出黑龙江的行贿是‘赤裸裸’的。黑龙江的官员‘不会’腐败！”
乔榛表示：“其实东北承担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本。现阶段的改革是‘增量’的改革，由于黑龙江省的国有经济比重较大，改革的步子相对滞后。”
蒋立东认为，可以说腐败是由于改革体制相对滞后造成的。这也是黑龙江与其他城市腐败方式的区别。黑龙江仍然是计划经济占统治地位，国有经济的比重很大，公共权利对经济利益的影响非常大。
“这些腐败的官员都是管组织和人事的，他们主要是通过对干部的选用、任免、提拔等方式来行使权力进而收受贿赂。”
在黑龙江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焦方义看来，一个位置的变动就会带动连锁反应，因此行贿受贿的人数多，腐败指数加重。
事实摆在眼前，腐败后的“有权人”和“有钱人”结成了“生死利益同盟”，在一些地区或领域已经形成了气候。一位黑龙江省国资委的官员说，说到底，黑龙江省的这种“权力资本腐败”，实质上就是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
人事制度新变
“省委在干部选拔任用上负有失察的责任。”黑龙江省委书记宋法棠在6月13日召开的黑龙江省加强两风建设经验交流电视电话会议上自我批评道。权威人士分析，在干部选拔任用上的失察固然是一种原因，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改革目前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使监督干部、管干部的人的权力也得到制约和监督。
10月13日，黑龙江省委组织部通过全国人才交流中心面向全球招聘两位副厅级干部。这也代表了一种干部选拔任用的新途径，对于扭转目前干部选拔任用机制的体制弊端都是一种新的尝试。
据记者了解，相当长一段时间之内，黑龙江还是会通过第三方方式来代招，通过引进“外人”，希望能给黑龙江输入“新鲜”的血液。
据悉，黑龙江省现阶段的经济发展采取了以下五种发展思路：国债支持省内石油、医药、食品、电力、装备制造、能源等六大基地建设；开展如四大煤矿等国有企业的重组改革；积极进行招商引资；农业方面转向以畜牧业为主，实行主辅换位。
“黑龙江省委省政府在用人制度上，在招商引资、项目的招投标过程中，都作了一些制度上的规范，以弥补腐败所暴露出来的漏洞。而大批领导的更换，能否给黑龙江新一轮的经济发展带来希望，还需要拭目以待。”焦方义最后说。
（ 责任编辑：马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