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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调控意在提高人民长期福祉
似乎是不期而至。
2003年9月，政府的宏观调控在中国经济改革的攻坚时刻突然来临。由担心经济变冷到担心经济过热，由改善通缩到预警通胀，由ＧＤＰ增长目标到科学的发展观，政策口径的逆转，一时令人无所适从。
其实一切缘起，并不是中国经济本身或中国经济所面临的环境有了什么改变，而是我们看待中国经济现状和中国经济环境的视角发生了改变。
中国经济奇迹为世界瞩目，但人们同时也发现，多年经济的高增长对于居民收入的实际提高作用有限，而社会就业也面临空前压力，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经济粗放式增长的危害逐渐显露，令人们对其未来的可持续性产生了质疑。一方面，高耗能、对资源的破坏性使用、环境问题日益严重，这使得我们不得不自省目前的产业结构；另一方面，由于企业融资过于依赖银行贷款，而大多数企业的投资回报率甚至不足以偿还贷款利息，这使得我们不得不正视其中的金融风险；最后，贸易条件的日益恶化，让中国企业逐渐陷入了勒紧腰带供应世界的尴尬处境，长远看，得不偿失，而且难以为继。
天地之间莫贵于民。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经济的增长不能使民生改善，那么经济的增长就失去了一个重要前提。廉价劳动力是我们的优势，但更是我们的差距。宏观调控只是令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第一步。政府提高人民的远期福祉的意图，必将通过随后的一系列深刻变革得以体现。
调控幕后
今年“五一”前，一则“银监会将下令商业银行停发贷款”的传闻掀起轩然大波，银监会虽然对此做出了澄清，但此后各商业银行明显收紧了银根。随后被誉为“组合拳”的调控手段也相继亮相，2004年宏观调控政策，在此阶段空前密集。年末回首，本轮宏观调控政策的出台其实是有备而来。
粮食减产和投资膨胀“双碰头”
此次宏观调控出台有两大背景：一是粮食产量连续四年的减少已经危及国家安全；二是投资增长规模过快，导致资源频频告急。尤其是钢铁、水泥、电解铝三个行业已成为投资过热的“重灾区”。
历史经验多次证明，一旦粮食大幅减产和投资需求膨胀“双碰头”，国民经济运行就会骤起波澜。
3月8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马凯参加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记者招待会，用“天文数字”来形容钢铁、电解铝、水泥行业投资增长过快。马凯表示：“去年钢铁、电解铝、水泥投资分别增长了96．6％、92．9％、121．9％，这在国内外都是罕见”。
投资的大幅攀升足以让希望中国经济平稳增长的国人如坐针毡。同时，货币供应量与银行信贷快速增长也为投资的激增而推波助澜。
3月份央行调查结果显示，截至今年2月末，钢铁、水泥、电解铝三个行业的投资项目中，42％资金来自银行贷款，其中30％直接来自银行贷款，另有12％通过企业自筹间接来自银行贷款。此外，这三个行业的平均资产负债率在45％以上。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彭兴韵认为，投资高速增长是建立在中国目前直接融资市场不发达，且高度依赖银行信贷间接融资的基础之上，其结果会加大金融的脆弱性，并隐藏着极高的金融风险。投资与信贷的过快增长也可能造成新一轮银行不良资产的快速积聚。
央行行长周小川也感叹：“目前我国的投资冲动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甚至包括不少民营企业，而他们对资金的需求经常是不计成本的。”
针对投资的异动，央行率先出手。继2003年9月将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从原来的6％提高到7％之后，3月24日，央行再次调整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实行差别准备金制度。同时，央行还向上浮动了对商业银行再贷款和再贴现的利率，旨在抑制商业银行从央行获取资金的意愿，起到紧缩货币供应的效果。
10月底，央行的宏观调控方式发生了一次大转折。有评价认为这是“由行政化调控转向市场化调控。”
10月29日前，周小川还一直强调“当前利率应该保持稳定为妥。”10月29日，央行突然出手提高银行存贷款利率。由此，中国利率市场化迈出了一大步。
多种手段参与
作为宏观调控的另一个先行者，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也频频发令。进入4月份以来，发改委颁发了数个控制经济过热的指令。其中指令下发最密集的时期当属5月上旬。5月9日，发改委部署清理固定资产投资项目；5月10日，发改委要求各级价格主管部门严控涨价；5月11日，发改委下令清理投资，几乎是每天一道“令牌”。
在清理全国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时，发改委主任马凯强调，此次清理工作，要严格按照清理范围进行。在对所有在建、拟建项目全面清理、审核的同时，重点清理钢铁、电解铝、水泥、党政机关办公楼和培训中心、城市快速轨道交通、高尔夫球场、会展中心、物流园区、大型购物中心等项目，以及2004年以来所有新开工项目。
第一季度国务院督察组四处出击。国家发改会、国土资源部、监察部、建设部、审计署等五部委组成的9个“联合督察组”开赴各地，对各省（区、市）的土地市场整顿治理状况进行阶段性检查验收；对乱占滥用耕地，过度投资项目的建设用地控制情况等进行了检查。
5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也分别到上海、江苏、天津等地考察。
曾培炎在苏浙沪和京津冀豫政府有关负责人座谈会上强调：“各地要切实服从宏观调控大局，认真做好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清理工作，加强主干道市场调控，进一步严格土地管理，有力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
国土资源部有关官员认为，正确运用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对制止部分行业盲目投资和低水平扩张产生了釜底抽薪的效应，是国家宏观调控凸显成效的关键因素所在。
廓清调控思路
对于土地和信贷两种调控手段结合的作用，国家统计局副局长邱晓华评价，此次宏观调控的特点之一，“是温和性调控，不是全面性的紧缩，不是‘急刹车’而是‘点刹车’，主要抓住土地和信贷两个关键环节，解决投资过度和农业薄弱两大问题，避免经济大起大落。”
邱晓华还认为，这次宏观调控是结构性调控，而不是总量性调控，和以往全面压缩投资不同的是，此次在农业和科教文卫方面加大了投入；而且是调控和投资体制改革相结合，出台了农村税费改革和投资体制改革，从深层次解决经济增长的问题。
邱晓华的这一评价多多少少冲淡了人们对宏观调控的多虑，而此前有相当多批评观点认为，以行政手段为主的宏观调控干预了市场的正常运行。
11月1日，马凯在中国人民大学演讲时表示，此次宏观调控没有走以行政手段为主的“老路”，而是综合运用了各种调控办法。主要运用经济的和法律的手段，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同时十分注重发挥信贷、投资、价格等手段的作用。马凯的这一讲话被认为是对今年以来的宏观调控的“正名”。其实，行政手段还是市场手段本无太大意义，人们更关注的还是宏观调控的实际效果。
（ 责任编辑：马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