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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如今的人们为朱德庸、蔡志忠、畿米的漫画津津乐道，街头少年沉溺于日本连环卡通故事时，廖冰兄的悲愤漫画似乎在提醒着我们，别忘了文化人的激情、信仰、理想、责任和担当
89岁的冰兄
第一次见廖冰兄老人，是在广东美协的宿舍楼里。普通的公寓楼房，没有沙发，客厅里挂满了他的画，有重彩风景画，有七十自画像，有十二生肖打油词画。没有单独的书房，一张宽大的书桌搁在床边，卧室兼书房，狭小简朴。
老人午睡过后，颤颤巍巍一步一步挪出卧室，让人不敢相信，这位头发全白，竖起，穿条纹睡衣，和自家爷爷有几分相似的老人，就是廖冰兄。
挪威专门研究中国漫画的学者何莫邪，认为近代中国漫画有两人可以称为世界级艺术大师，一是丰子恺，一是廖冰兄。
耄耋之年的廖冰兄戴着助听器，言语不清，只能吐出一个一个模糊的粤语音节，甚至已无法成句。与记者交流只能通过纸笔，还有他女儿廖陵儿的翻译。
记者写了一个问题“什么样的漫画是好的？”，老人看明白后，激动地表示，“画死着了，中国漫画死了！（“死着”为粤语,意思是死了）”，这句话说得很清楚，这也是记者惟一清晰听懂的一句话。老人极力想表达自己，很多话却好像堵在喉咙口，说不出来，只有咕噜声。
几年前的廖冰兄，大嗓门，声如洪钟，有说不完的话。不管对象，不管时间，不管别人是否理解，想到就说，妙语连珠，谈人生，谈艺术，谈政治。陵儿回忆，父亲在“文革”后很形象地说自己“领回了上缴三十多年的脑袋”。他针砭时弊，反思历史，句句都很精彩。她不停地记录，有时在饭店的餐桌上，就在筷子的纸套上赶紧写。很多接触过廖冰兄的人，都觉得听他说话是一种享受。
陵儿说，现在父亲很痛苦。虽然他像往常一样，每天一如既往地坐在桌前，看几个小时报纸，但很多字，认得也不懂其义了。而看报刊是他惟一的爱好。几年前，他还看《南方周末》、《南风窗》。一直关心国计民生，关注生活中的“重”。2001年生病住院时，陵儿给他一本《读者》，他却扔在一边，说这些轻松的东西不看。
老人的思维尚且清晰，但已无法跟上常人的速度。反反复复回到同一个话题，多次念叨：“原来的廖冰兄已经死了”，“原来是天才，现在是蠢材”。
2001年脑梗塞，住院。廖冰兄已无法再和人深入交流，即便是亲人，有时也不明白他的特殊语言。他的记忆力已经衰退。
他还是抽着两块五一包的烟，每天抽10支，抽完一支就在本本上打个“√”，打完10个“√”，就不再抽了。还保持着每天写日记的习惯，只是内容都是琐碎的客人往来。白天写草稿，晚上还要在专门的日记本上重新誊写一遍。记者告辞时，看到老人已经在本子上歪歪扭扭地写下“《南方人物周刊》记者采访”等字句。
记者第二次走进廖冰兄家时，他正在书房，坐在那张宽大的皮椅上抽烟，面前的桌子上放着一张《羊城晚报》，很大的标题“庞巴迪飞机再演空中惊魂”，旁边有一个放大镜。老人精神极好，和第一次见面判若两人。他给我拿画册，还主动走到客厅，坐下，就像惯常接受访问一样，让记者坐在他对面。他知道今天有朋友来，记者写下一个问题，他看明白后，点头，又抢过笔，写下“失忆失眠”，同时不断试图表达，却只有断断续续的粤语音节吐出来，陵儿在一旁翻译，才明白，他是在说，老朋友来了，也不记得名字。
60岁的舞蹈家姚珠珠，小时候廖老抱过她，临近告别时，她在客厅里给老人跳起了舞，音乐老人是听不见的，喜悦或伤感他也无法表达出来，但老人最后歪歪扭扭地写下了“你60岁好似小孩”几个字，惹得姚珠珠眼泪直流，廖陵儿也红了眼圈。
“六人漫画展”和《自嘲》
廖冰兄的漫画是独特的，不是餐中调料或餐后甜点，看他的漫画甚至会令人笑中带泪，感到莫名的沉重和压抑。他自己也曾在文章中提及：“我感到自己处于世界漫画史的纵横线的一个交叉点上，因为中外古今的漫画大都偏于幽默以及所谓黑色幽默，而我的作品却偏于发泄悲愤，不是使人感到轻松而是感到压抑、震撼。”
从1932年到1994年，70余年的漫画生涯起起伏伏，但廖冰兄一直恪守着他的艺术原则。在他一生的4个创作高潮中，抗日战争初期的连环漫画，和40年代以《猫国春秋》为代表的抨击国民党政权的组画，为他赢得了“一代鬼才”之誉；解放前在香港的3年，他创作的适合小市民口味的漫画《阿庚传》，至今还有不少香港市民念念不忘；而1979年之后，《自嘲》、《噩梦录》等反思之作，则开创了80年代漫画界的“冰兄时代”。
这是一个谦虚的老人，对自己的艺术与为人的评价远远低于别人。漫画界的天才张正宇1976年临终前还对黄苗子说，廖冰兄老是否定自己的成就。1979年引起社会轰动的《自嘲》面世前，他还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询问木偶剧团的一个工人，是否能看懂。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他才松了口气。
1979年，廖冰兄组织“六人漫画展”，首次展出《自嘲》、《噩梦录》，控诉十年浩劫。那是美术界乃至文化界的奇观。10天左右的展览，每天有上万人参观，知识分子，平民百姓，里三层，外三层。广州美院的一位教授去了两回，都因为个子不够高而无法挤进去。展览引起了前所未有的思想共鸣，尤其是《自嘲》，破坛而出的惊喜、恐惧、瑟瑟发抖，道出了整整一代人的心声。张悦楷，当时的一个话剧演员，是哭着看完的，他说，他看到了知识分子千般的自畏，和万般的思索。
记者翻看廖冰兄漫画时，一看到 《自嘲》，老人立刻竖起大拇指，称这是他最满意最好的一幅画。
在那次“六人画展”中，廖冰兄为了纪念张志新以生命的代价说真话，特地做了类似行为艺术的创意：在门口放了一面镜子，旁边写着：“共产党员请来照一照”，以警世人。为此还特地重绘早年作品《禁鸣》，以雄鸡和猫头鹰的生死搏斗，象征光明与黑暗的对抗。
在众多对他漫画的评论中，上世纪30年代《中国漫画》主编朱金楼的叙述，他最满意。“廖冰兄的漫画重得像有一根横梁在你的头顶将要压下，怪得像一场恶梦里你看见一块巨大的陨星在眼前坠落；凶险得像古农民发现白虹贯日和长安市上听到红衣小孩的童谣；阴森得像墓旁的尸怪或嫠妇挑着油灯夜哭！……”
是的，他批判着一切丑恶，欺诈、压榨、贪婪、残暴、鄙污、下流、荒淫、无耻、营私、谄媚、凶狠、阴毒……所有溺杀善良的东西。
如此深刻记录中国半个多世纪的苦难历程，在漫画界，惟有廖冰兄一人。
22年没有作品问世
时代成就了廖冰兄。老人毫不讳言：“造就了我此生的有4个人，一个是日本天皇，为救亡，成就了我的漫画 ；一个是蒋介石；一个是毛泽东；一个是邓小平。”
自上世纪30年代始，他不断加入进步团体。1937年，在武汉加入郭沫若领导的军委会第三厅属下的漫画宣传队；1947年，在香港加入中共香港文委直接领导的“人间画会”。
和大多数国人一样，廖冰兄以无比的热情期待和拥抱新中国，在建国初期的各次运动中，积极参与，“三反”，“五反”，“反右”，直到自己也被打成右派。期间，他画过数量众多的歌颂之作，也参与了对于胡风的批判。陶铸（当时的广东省委书记）把他当作文化战线上的积极分子。老人后来回忆这段历史时说，“我也要批判自己，我也做过很多坏事。”
1957年，廖冰兄画了一组《打油词画——赠教条主义诸公》，本是“遵命之作”，他却因此被打成右派。更为戏剧性的是，在右派期间，他还被广东省工商联借去，大画反右漫画。“右派反右派，真是以毒攻毒”，后来廖冰兄也觉得甚是可笑，但当时的他，却丝毫不觉得滑稽，十分认真。
“父亲宁可相信自己错了，也不希望是他一贯认为正确的党犯了错误。”陵儿能理解父亲的心境，即使有朋友议论，共产党也会搞错的哦，他也会制止：不要这样说，不要这样说。
廖冰兄一直认为是自己错了，虔诚且自卑地活着，22年没有作品问世。
“他对于政治介入太深，妨碍了他成为大艺术家。”很多同辈朋友这样评价他。黄永玉也说，廖冰兄没有发掘自己，他是可以画大画的画家，比如壁画之类。年轻时和他熟识的人，都会为他磅礴的想象力和非凡的才华所折服。聂绀弩说过，廖冰兄是个大诗人。他的竹枝词、粤讴，几乎随口成章，句句见好。
但他似乎没有将艺术作为自己人生的惟一目标。陵儿的丈夫打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廖冰兄就像一个卖专利的科学家，永远要把他的作品卖给社会，卖给人民。“他太关心社会了，不可能去玩艺术。”
这位曾经紧紧追随共产党的漫画家一直没有成为党员。上世纪50年代初，组织上认为他已经合格，可是他却说：“我家里负担太重，不能全身心投入。” 陵儿说，他是一个虔诚的理想主义者。
我的心肠其实是很柔软的
1988年廖冰兄接受台湾《远见》杂志访问时，有过这样的表白：“我的画很恐怖，但我的人一点也不恐怖，我的心肠其实是很柔软的。”
陵儿和丈夫也同样认为，父亲是一个敏感、善良、容易动情的人。他对于普罗阶级的爱，对于不人道社会的恨，都源自贫苦悲惨的童年。
这个1915年出生在广州城北“贫民窟”的孩子，4岁丧父，母亲被逼疯，随后改嫁。自幼和妹妹廖冰跟随外婆长大，曾经一人住在空荡荡的关帝庙里，童年的恐惧在以后的漫画中留下了难以抹去的阴影。他挚爱妹妹，在第一次投稿署名时，用的是“廖冰兄”，廖冰之兄，替换本名“廖东生”，沿用至今。
“父亲身上有很多女性的气质，敏感、心细，一点点小事都牵动着他的心。”陵儿的丈夫深有感触。晚年的廖冰兄身边，有很多朋友来来往往。很多女孩都要认他作干爹。伊莎白，一个法国女孩，现在的法国外交部亚洲地区学术研究委员会主席，1981年看到廖老的漫画后，非常喜欢，后来专程来中国拜访，成为老人的干女儿。“很多接触过父亲的人，都会很自然地迷上他，他心很好，总是会牵挂着你。”
廖冰兄一生追求真、善、美，从他的漫画可见其赤子之心，即使建国初期绘制“遵命之作”，他也做得非常认真，他是真心诚意地拥抱共产主义理想。陵儿说，父亲挨批斗时，耳聋听不见，但他很认真，头低着，同时把助听器伸到人家嘴边，像采访一样，这时头上的高帽子就掉下来，他赶忙弯腰去捡，掸一掸，再戴上去。几乎所有的人都想笑，又不敢笑，偷偷跑出去笑。
这种源自真诚的幽默反而保护了他。回忆起这段往事，陵儿自己都忍不住笑个不停，还模仿老人伸出助听器的样子。“父亲平常待人都很平等，所以他们对他也很难恨得起来。”后来，廖冰兄也常说，比起他那些北方的朋友，吴祖光、黄苗子、郁风，他还是幸运的。
“文革”时，廖冰兄埋头写下几十万字的“交心”材料。在重庆时期，他曾是“二流堂”的座上客，因此必须交待各个时期与什么人，如夏衍、郭沫若、黄苗子、叶浅予、张乐平等，甚至初恋对象，有过什么关系。
但老人的过于真诚有时也伤害了别人。他将始终也想不透的，初恋女友莫名离开他的谜也和盘托出，怀疑她是国民党特务，所以即使在国共合作期间，也不能和相爱的人结婚。而那个杭州女孩，为此在“文革”中受到多次调查。上世纪80年代，老人终于得知，初恋女友的突然离去，仅仅是因为曾有遭受强暴的经历，不禁仰天长叹:这怎么能成为分开的理由呢？“他其实很爱她。”陵儿轻轻地说。
口无遮拦
廖冰兄有数不清的朋友，各个时期，各个阶层。他戏称自己是“谈笑有鸿儒，往来多白丁”。
晚年的廖冰兄是热闹的。他的荣誉头衔最多时有40多个，他笑称自己是“华威先生”。他曾被聘为《象棋报》顾问，其实他只知马行日，象行田，却从不下棋。不久前，广州举办老舍文学创作生涯展览，舒乙亲自登门造访，希望老人能出席开幕式。
廖冰兄为人坦率真诚，因此得罪过很多人。他曾对华君武半开玩笑：“你说的是官话，我说的是民话。”担任广东省美协副主席时，对从不来上班的主席关山月，也当面说：“你官僚主义考第一哦！”
无所畏惧的个性也让有些政府官员敬他又怕他，只因他直言不讳。有些青年开玩笑说：“廖老您太崇高了，弄得我们不好做人。”
“父亲不是这个社会的宠儿，主要是人太真了。”廖冰兄有一颗印章，上边刻着“八折真人”，百分之八十的真，不是十足的真，“但这已经很难得了。”陵儿的丈夫说。
中国漫画死了
晚年的廖冰兄在《自嘲》的辉煌后，动笔越来越慢。他希望将更多的思考和反省注入笔端。“我现在画漫画不是生产炮竹，来得快，我是制造原子弹，用了很长久的时间积蓄力量，才能一朝释放。”1994年的《残梦纪奇篇》即是如此。这一组对于建国以来历次运动进行反思的作品，老人10年前就有了腹稿，可称“十年磨一剑”。
1994年后，廖冰兄很少画漫画了。“父亲从不屑于画类似讽刺‘吐痰’、‘走后门’等被他称之为‘抓痒’的东西，他期望涉及社会的本质，他一再强调，画漫画就是要记录历史。”一直负责收集父亲资料的陵儿，对他的创作思想了然于胸。
对于90年代后飞速变化的社会，廖老感慨万千:现实比我的想象力还要夸张!终于掷笔收山。
陵儿理解父亲的忧国忧民心，她认为父亲只抽两块五一包的烟，对自己那么刻薄，其实是用这样的方式表达自己对潮流的一种态度。她说时下的媒体都把廖冰兄写成学雷锋的老人，其实是一个误解。
九十年代之后，廖冰兄不再用漫画表达自己，转而画起风景画。一批有独特民族风格的重彩风景画，呈现了他艺术才华的另一面。同时他不断捐钱助人，以此为社会效力。
即使在无法清楚地说话时，他还是激烈地说出“中国的漫画死了”，廖冰兄式的漫画死了，讽刺批判的漫画死了。他并不是不了解漫画娱乐化、商业化的趋势，上世纪80年代初，他访问日本，看到了漫画日渐商业化的未来。他看不惯现在日本漫画的大举入侵。
但他很欣赏迪斯尼的动画，因为它艺术性很强，可以让孩子们快乐起来。“我们也给他看宫崎骏的《千与千寻》，他说好，但比不上张光宇的《大闹天宫》。”陵儿说着也笑了，“张光宇那种民间的传统的艺术风格对父亲影响很大。我有时候觉得，父亲是像大海、大山一样的人，他看不上这些轻飘飘的东西。”
（感谢廖陵儿、黄民驹和张红苗提供相关资料）
（ 责任编辑：任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