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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成继被终身取消教练资格，三名运动员禁赛两年，这是3月1日《反兴奋剂条例》颁布以来，中国体育界最重的罚单。
事件似乎已经成为过去。但本刊记者在银川采访过程中发现，问题似乎不仅在某些教练和运动员的个人品质，而是关涉背后的奖励机制、政绩工程和体制压力。
从这个角度讲，宁夏事件可能只是露出水面的冰山。
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大背景下，加大兴奋剂的检查打击力度是一种必然，但仅靠查、打、堵，能彻底杜绝？
“从原来的行业管理办法、《体育法》，到现在的《反兴奋剂条例》，国家的管理力度越来越大。”作为中国皮筏艇和赛艇队副领队和科研教练，吴昊深切意识到，兴奋剂事件和国家形象直接关联。“西方国家一直盯着中国，一旦在大型比赛中被查出兴奋剂，再多的金牌都很难抵销负面影响。”
吴昊的另一个身份是首都体育学院主讲教授。他认为兴奋剂问题在中国很敏感，是因为体育和政治密切关联，运动员的投资、管理、训练都由政府承担，运动员服用兴奋剂往往不被认为是个人行为，而牵扯到单项协会和政府形象。
“由于国家重视，在国家队中查出兴奋剂的可能性几乎等于零，但省队的情况要复杂一些，有误服，也有很多是有组织服用和有组织逃避检测，而且往往是后者，因为服用兴奋剂也有一定的周期、剂量和相关的用药规定。”
“出现这样的情况也和中国的体育体制直接相关，运动员直接听从教练，对于教练的安排不敢过问，他们有时是在‘无辜’和‘无知’的状态下服用了兴奋剂。反过来说，运动员也渴望出成绩，这样才能改变收入很少的状况。”吴昊说。
吴昊认为，这次查出来的类固醇的确是非常落后的药物，对身体伤害很大，“完全是拿自己开玩笑”。他说，国家无法对省市一级的队伍非常密集地进行检查，费用太高，“一例飞行检查要好几百、上千块钱”。
在华南师范大学体育学院院长胡小明看来，省市一级运动队容易出问题的原因在于，“一些全国性的比赛，地方政府非常关注，比赛的成绩直接关系到官员的政绩和利益，往往在比赛前就设定好金牌目标、团体分数、名额和奖惩情况”。
2008年，作为一个强大的外在动力，促进中国出台了相关的兴奋剂法规，也增强了法规的可操作性，目的就是保证在2008年奥运会上不出任何问题。但在胡小明看来，“反兴奋剂”绝非一日之功。
“长期以来，在很多人的观念里，体育被等同于竞技，等同于金牌，等同于奥运会金牌，产生了很多急功近利的想法。”胡小明认为，“改革开放的头十多年，奥运会的确推动了中国的对外开放，起到了推动经济体制改革的阶段性作用，但目前，金牌意识应该进一步淡化。”
“目前，国内还有不少体育科研机构在进行生物化学方面的研究，希望通过科技的手段促进体育成绩的发展，有很多幕后的交易，影响很不好。”
胡小明分析，从根本上打击兴奋剂有两点，一是在体制方面，制订相关的法规、法制；其次是在观念上，要淡化金牌意识。
“2008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们应该把体育还原为一种文化，宣扬绿色奥运会，健康奥运会，通过奥运会宣扬很多美好的东西，而不要用奥运金牌来证明国家开放和生活水平提高。在一些富裕的北欧国家，比如瑞士、芬兰、瑞典，人们对奥运金牌的态度很平和。”
吴昊也持类似观点，认为2008年是一个重要的契机。他说，1960年代，东京奥运会之后，日本的体育体制有了很大变化，从官方转为社会化的和民间的。
“增强对运动员的关注，关注他们的训练，关注他们的生活、身体、伤病，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和基本素质，改善日常待遇和就业出路。毕竟，体育不光是为了金牌或者奖金，而更多是一种自我实现，一种追求伟大的努力，结果并不是惟一重要的。”吴昊说。
（ 责任编辑：任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