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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1月5日，中国领先的新媒体、电子商务、通信及移动增值服务公司搜狐举办的“2005·中国新视角”搜狐高峰论坛在京隆重召开。本次论坛将探讨2005年中国社会和经济在国际化、未来发展和转型期间的诸多问题，全会共分为三个主题部分，分别为“和平崛起与中国意识”、“全球化与中国市场经济命运”和“新经济第二次浪潮”。下面是第一场论坛实录。
主持人：尊敬的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来到2005中国新视角搜狐年度高峰论坛，我是这次论坛的主持人曾子墨，很高兴也很荣幸事隔一年之后来到同一个地方和大家相聚在一起，一起回顾2004年，展望2005年。看到刚才的短片大家正式和2004年说再见了，中国的改革开放走过26年的道路，在26年当中，在26年的探索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了很多的争议很多的挑战，当然还有巨大的变迁。而这其中最主要的可以说就是中国已经从一个政治大国逐渐转型成为开放型的经济强国，在2004年中国的经济发展也再次证明中国已经史无前例走入一个影响世界的年代。一方面我们看到中国的改革开放正在逐渐深入，市场经济体系正在逐渐完善，而同时中国也走向一个和平崛起的过程。但是在另一方面，全球化以及转型当中遇到的种种问题都在考验着中国，我们今天的论坛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举行。我们这个论坛是由搜狐公司主办，旅游卫视联合主办，全国工商联特别协办的，我们邀请到全中国可以说是最顶尖的商业领袖和独立思想家，和我们探讨中国如何应对在未来发展中可能遇到的种种问题。
今天我们这个论坛将会分为三个专题论坛，第一场论坛的题目是和平崛起与中国意识， 第二场论坛的题目是全球化与中国市场经济命运，接下来的第三场论坛是新经济第二次浪潮。每场论坛一个小时的时间，论坛举行的过程当中，搜狐财经频道也会进行现场直播，也请您随时关注我们。现在我介绍一下光临论坛现场的嘉宾，全国工商联副主席，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副会长谢伯阳先生。搜狐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张朝阳先生；中国农业大学校长、全国人大常委陈章良先生；著名作家余秋雨先生；北京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经济学家张维迎先生；著名学者秦晖先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所长张文魁先生以及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时报》总编周为民先生。
今天来参加论坛的还有政界、企业界以及新闻媒体很多很多的朋友大概三百多位，鉴于时间关系，不在这里一一介绍，我还是想代表这次活动的主办方感谢各位光临我们的论坛，谢谢你们。
如果各位有时间问题可以写在纸条上交给礼仪小姐工作人员，到时候嘉宾会选择问题与我们交流。今年我们举行的高峰论坛是第二次，每年我们希望通过论坛找到新的视角、新的观点，带来新的思维方式和新的理念。我们希望能够在交流当中寻找到一种新的更好的认识工具，在碰撞的过程当中，为中国未来的发展之路寻找到一个可以指引我们的指南针。我们希望为中国未来的发展构建出更加理性的观察体系，同时贡献出属于我们自己的富有原创性的精神财富。而在这里我想首先邀请搜狐公司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张朝阳先生为我们致开幕辞。
张朝阳：感谢主持人。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下午好。我代表搜狐公司欢迎各位参加2005中国新视角高峰论坛，与中国最有智慧最有思想的一群人带分享思想的盛宴。这是搜狐第二次主办年度十大新闻评选的高峰论坛。一年来搜狐的IT频道、财经频道的同事们在紧张激荡的互联网报道中与中国和世界亲密走过了365个日日夜夜，连同广大的原创内容合作伙伴及媒体观察家们形成了搜狐特有的看待我们所处的时代的视角。去年的论坛上，我们关注中国的现代启蒙和人本社会的形成，论坛的思想成果经由互联网记载和传播，对我们这个时代做出了贡献。那么今天的论坛我们将视角转向中国改革开放更加具体的一些问题和社会形态的变迁，比如市场公平准则的建立、对权利的制衡与质疑、程序的公平与公正、企业竞争力新的认识，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中国的崛起与全球化等等话题。在搜狐这样的论坛上，没有任何等级高下之分，唯有深刻的思想构成思想者被尊重与否的判断。每位思想者的通过搜狐强大的传播平台，放在天下让天下的人来关注，由世人来评说。整个论坛就像一个作品，那么在这个房间里的所有的人所有的嘉宾，思想的碰撞、表情的表达、文字的表述等等，都像作品中的演员一样，都适时通过互联网与全天下的人们共享。我相信今天的搜狐论坛定能继续去年一贯的锋芒，为我们这个璀璨的时代增加思想与智慧的座标，谢谢各位的光临。下面，我将非常愿意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中沐浴在智者的智慧光芒当中。谢谢。
主持人：谢谢张朝阳先生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致辞，我想我们的论坛已经有了一个很好的开场。接下来就是今天的第一场专场论坛：和平崛起与中国意识。中国改革开放现在已经经历了26年的时间，在这个过程当中在座每一位朋友都有一个感受，争议总是不断的伴随着我们。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全民创富理念创造了中国的财富不断增长，我们如何建立一个公平、公正、公开的透明经济秩序，对中国未来的命运我们进行什么样的反思，可以说，处在和平崛起过程当中的中国，如今所面临的成就和挑战其实就像一个硬币的两面一样。现在告别了2004年进入了2005年，就像刚才短片当中所说的这样，中国还需要继续在改革的深水区当中艰难转型。从贫困落后走向富裕，从封闭的内向型社会走向开放的国际化社会，而在转型过程当中我想我们不仅需要勇气来面临种种挑战，我们更需要的是思考。我们需要思考在中国经济奇迹的背后到底什么样的文化底蕴，而我们也需要思考如果要想持续繁荣，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样的文化基因。下面在第一场论坛当中我们也会看到，我们的实践者和思想者激烈的交锋，有请第一场论坛的主持人《第一财经日报》总编秦朔先生，有请。
秦朔：在第一场论坛正式开始之前，请允许我荣幸地介绍并且引出参加第一场论坛的六位嘉宾，第一位是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时报》总编周为民先生，第二位是国务院研究发展中心企业研究所所长张文魁先生，第三位是中国农业大学校长全国人大常委陈章良教授，第四位是著名学者秦晖先生，第四位是著名学者余秋雨先生，第六位是《经济观察报》主笔许知远先生。
各位嘉宾、各位朋友，年年岁岁天天搜狐，太阳每天都是新的，只要你有新的视角。回首2004展望2005有很多的不确定不稳定的因素在增加，这些因素中有突发性的，也有结构性的有体制性的，也有累计性的，所有的因素层出不穷，交织成一个一个的难解之谜，待解之谜，最近刚刚发生的地震和海啸让我们感受到自然无常，过去一年宗教人事民族的变化，让我们感到世界似乎更不才平。中国经济一直走着世界牵引中国的开放路线，所有问题促使我们思考，正如爱因斯坦所说，我们的重大问题没有办法靠产生这些问题的思维方式来解决，在这个时刻，我们需要提供许多的方法，但更需要方向，我们需要激情更需要理性，我们需要前进，但越来越多的人感到前进的同时需要找到更深厚的根基，这些根基包括文化的根基，正如过去一年所探讨的儒家文化的东西。需要找到它的制度根基，正如过去一年中所探讨的很多体制变革的东西，也需要找到在公平社会、社会文化这个层面的根基，过去有许许多多的探讨。总之，我相信在一个问题上大家可以达成共识，那就是中国的未来发展制度如果要走的更快更稳更好的话，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周为民：中国在改革开放和发展过程当中取得的成就引起了世人的瞩目，同时国际上出现了不同的看法，集中起来是两种，一种是中国危险论，一种是中国崩溃论。有人认为中国的发展是对世界威胁的还有人认为中国人肯定是混不下去的，肯定要崩溃。实际上从中国改革开放到现在发展，所谓和平崛起或者和平发展，本质上是中国人的一种反贫困化的努力。为了摆脱贫困，由贫困而温饱而小康，这样一个事业是全人类反贫困事业并不威胁什么人。中国在这样一条道路上走下去会不断发展，也不会崩溃，因为这是一条通过改革开放当中最终找到的正确的现代化道路。我想说的一点，在这条道路上我们现在面临着非常关键的阶段，非常关键的时期，也就是说面临着很大的坎，能不能迈过去？如果迈不过去，中国这一轮现代化努力恐怕要落幕了，就像历史上曾经有过的现代化过程一样。在这个关键阶段上，我想全社会所面临的一种历史性的制度变迁、社会的转型集中起来有三个方面，一个是市场经济的大趋势已经展开，内在逻辑要彻底地发挥作用，领导层、决策层能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更大挑战来推进现代经济发展，这是一个重大的考验。第二，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社会上的民权意识、民主意识，建设宪政国家的意识都在成形，我们能不能推进中国的民主和法制建设。第三，现代社会同时是一个风险和各种不确定因素都大大增加的社会。在这种情况下，能不能够有效地应对各种各样的危机、问题、困难以及突发事件，这对于我们也是一个重大考验。我们现在的任务是坚持这样一条和平崛起或者和平发展的道路，但是要特别审慎并且要有足够清醒的意识来处理这些高难度的深层次的突出问题。
张文魁：尊敬的主持人、尊敬的各位朋友，下午好。我想讲一下改革的不确定性及传统精英利益集团的瓦解和转型问题。刚才主持人和第一个嘉宾周教授都谈到了改革过程当中可能会有不稳定性，会有风险不确定性。社会上有一些左倾的思想有所抬头，那么民众当中有一种对改革的不理解情绪在蔓延，所以他们担忧改革的旗帜能打多久。我对中国的前景是非常乐观的，为什么？因为左的思想在中国现在并没有很大的市场，而民众的根本利益、根本立场决定了他们不会真正的反对改革，他们只是反对改革过程当中所出现的一些阴暗面。所以我对改革的前景是乐观的。但是我们也不要因此而掉以轻心，就是说尽管前景非常好，但是改革当中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我的判断主要是来自于传统精英利益集团能不能瓦解或者能不能实现转型。
为什么这样讲？我们在20多年前进行农村改革的时候，很多人都讲，可能秦晖教授也讲，没有人反对改革，其实有的，农村基层干部，那时候我在农村，我们生产队大队的基层干部并不愿意分田到户，他是反对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为什么改革能够进行下去？因为传统的精英利益集团生产队大队干部被瓦解了，被上面强令和农民瓦解掉，其中一部分人实现了转型，办乡镇企业变成乡镇企业的管理人员、高管人员。这是传统的精英利益集团。
80年代开始到90年代，国有企业改革的时候放权让利，搞股份制，也有一种阻力来自于行政主管部门的官员。我们有一句话，中阻梗，行政主管部门的官员不愿意对国有企业放权让利，后来国有企业改革还能推进下去为什么？因为这部分人，这部分传统的利益精英集团实行了转型，机构变成了集团公司、控股公司甚至协会，变成企业管理人员或行业管理人员。他们的转型比较成功，尽管代价比较大，甚至这种代价包括体制上的扭曲。国有企业传统改革的时候，遇到传统利益集团的抵触，内部人抵触，主要是管理层的抵触。管理层对国有企业的外部性的改革其实是很抵触的，如果说内部型改革MBO、EMBO他们是不反对的，如果外部型的改制又把国有企业的产权卖给民营企业，卖给外商，那么他们实际上是非常抵触的，国有企业管理层就是传统精英利益集团。
我们现在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很多投诉很多告状包括所谓国有资产流失，背后的真相往往是管理层抵制，我们下一步的产权改革如果MBO不能搞的话，我们应该非常认真地对待来自于内部人和管理层的抵触，特别是管理层抵触更大。管理层抵触在这个问题上可以同一般的职工进行结盟，因为他们知道职工对商品经济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恐惧心理，他们很容易利用职工这种心理进行结盟，进行外部抵制。
国有企业改革是不是搞不下去了？不是的。国有企业改革还会推进下去。高层对这个问题非常重视，高层会下决心推进，另一方面国有企业过去两年经济效益大幅度提高，肯定过两年又会有相当一批国有企业陷入困境，陷入困境之后会迫使他们富有凝聚进一步改革的压力，所以是没有问题的。
下一步改革的不确定性主要来自于哪里？我判断是来自于事业单位改革的时候，事业单位干部职工对改革的不理解或者抵触情绪。事业单位有一百万个，职工三千万人，实际是中国最大的传统精英利益集团，他们是高学历、高职称、高地位，他们有很强的话语权，有很强的谈判能力，能够找到延缓改革或者抵制改革的技巧和方法。我觉得未来的改革不确定性，主要是来自于这一块，而事业单位这么一百万个事业单位和三千万事业单位员工不进行改革的话，计划经济最后的堡垒不可能打破。这个堡垒不打破的话，我们实现十六届三中全会所说的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不可能。下一步应该注意到改革的不确定性主要来自这个精英利益集团，使他们面向转向市场，从市场找饭吃，面对市场风险。
陈章良：我来自于大学的，作为大学校长，一个事业单位的，我想我自己肯定是坚决支持改革的，如果真是改革到我们头上的话，我们不管是高知识、高学历或者是高管，我们坚决支持改革。我想大学的体制也会有一定程度上的改革。我今天主要还是想谈农民问题，因为我来自于中国农业大学。2004年我们国家在进一步改革中发展、崛起，世界瞩目，我们的GDP，我们的外贸，我们的农业还有很多方面都引人瞩目。我想2004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中，有一个阶层，就是农民阶层应该说是在这么多年来、尤其是最近几年来应该是最重视的阶层。去年一号文件就是三农的问题，人民代表大会上决定五年取消农业税，对农业进行补贴。到年底的时候我们知道，去年一年农民的收入增长速度，终于在这几年里面第一次超过了城镇居民的增长速度。粮食产量终于结束了几年来徘徊不前的局面，这都是好消息。
新的一年开始了，我想各方面工作还会继续，但是在新的一年或者今后的若干年，农民的问题仍然是我们国家主要的问题，去年农民的收入增长部分超过城镇，原因一个是农业税的取消，还有粮食的补贴以及粮食价格的增长，那么今年增长点在什么地方？如果还是这么几个点的话，今年年底农民的收入增长速度又怎么能够超过城镇收入的增长速度呢？去年国务院对土地的管理，对农民工很多问题的重视，新的一年土地的管理、农民工的问题是怎么样使政策延续的问题。
另外，随着WTO工作的进一步深入，我们知道许多农产品或者农作物比如说大豆，其进口已经达到一年千万吨的速度，我们国家一年生产1500万吨左右，我们花了50个亿以上的美金进口大豆。原来我们国家是大豆的原产国，一直是世界第一位，现在已经处在世界第四位，如何在农作物产品等等方面与国际竞争？这是我们该面对的问题。
最后的问题是大家关心的农民教育、农民的福利，很多农民工包括我们看到的煤矿出事的问题，我们都不能叫他们为工人，因为他们没有固定的工资。如果他们出事之后，如果是工人的话还有一系列的补偿，但农民工怎么补偿？农民工特别是现在家庭一两个小孩，出现这个事情以后，父母亲两个年龄七八十，没有退休金，怎么保证老人的生活？总体来说农民还是社会最关注的问题。今年的1号文件也是三农问题，我想在这个场合里面也为农民说点话，如何关注他们？在目前的剪刀差越来越大的情况下，如果农民不富裕起来的话，这个国家也是富裕不起来的。我记得温家宝总理前年到中国农业大学时说的，农民如果不能现代化，这个国家很难有现一代化。
秦晖：和平崛起是我们国家面临的新课题，中国的发展必须有世界的视角，世界的视角当中有两点必须强调。第一点，我们要在全球化格局当中要维护我们的利益。第二点，我们看问题包括国际性问题要有一个全人类的或者说人道主义的眼光。在刚刚发生的海啸灾难中，我们看到全人类的一致性，其它问题上，包括去年发生的国际热点问题上，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还是有相当的分歧。例如刚刚过去的甚至现在没有完全结束的，上个月媒体炒得沸沸扬扬的乌克兰大选问题上，就是这样一个例子。
我们很多传媒过多用一种意识形态的眼光来看待这件事情，这个事情我们大家知道从历史上来讲，乌克兰这个地方，无论它的东西矛盾还是外部势力对这些矛盾的影响都是由来以久，应该说有几百年的历史。乌克兰建国以来一直有这种问题，但是有一点，乌克兰人民的选择权，我认为是考虑这些问题的时候，任何人都不应当回避的。
这两年，乌克兰的政坛，大家知道，我们经常说谁谁谁干预了它，实际上现在从外部势力对乌克兰的介入而言，毫无疑问是欧强于俄，俄强于美。实际基于地缘政治的考虑，俄罗斯对乌克兰的选举有一种异乎寻常的关注，这是可以理解的，而且这种关注尽管到达荒唐的地步，但是历史发展来看，比以前的所作所为应该来说还是要进步很多。今天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干预力度应该说是非常出格的，但是从向前看的眼光来看，我们仍然认为这是一种进步。其它国际社会对这个问题的关注，我觉得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我们不要忘记，决定乌克兰命运的还是乌克兰人民自己。我们大家知道1991年乌克兰独立的时候，乌克兰的民心处在转轨初期的浪漫时期，如果要说乌克兰亲美，那时候的乌克兰人民最亲美。恰恰美国当时是非常不支持乌克兰独立的，虽然支持民主化过程，由于美国的国家利益非常害怕产生一个新的核大国，当时乌克兰具有很多核武器的国家。因此非常反对拥有大量核武器的乌克兰，一直到乌克兰宣布独立前一个礼拜左右，当时美国总统老布什在访问乌克兰的时候还非常严厉地说，民主自由和独立是两回事。不要被所谓的自取灭亡的民族主义误导，那样一个浪漫的时期，乌克兰人民没有听从美国的劝导，他们仍然选择了独立的道路。我们怎么能够设想经过13年转轨的坎坷，现在的乌克兰人民已经非常之实际，他们会被几千万美元所收买呢？这个既是对乌克兰人民智慧的一种蔑视，也是对他们人格的一种极大的不尊重。 乌克兰的势力有人说是一场和平演变，我不知道从何说起。当前据说被西方支持的雅鲁克维奇不是左派，代表东部富裕的金融寡头的势力，社会党完全站在反对派也就是尤先科阵营的，难道西方想把乌克兰往左边演变吗？这个是说不过去的。
俄罗斯对这个事情非常关注是因为有强大的地缘政治利益，我们中国并没有多少地缘政治利益而言。有些人对乌克兰的看法既不是基于中国的地缘政治利益，也不是基于全人类的人道民主进步的眼光，而是过多带有一种意识形态色彩。在中国转轨的过程中，我们要正确地认识到中国在当今社会的地位，要正确地作为一个大国承担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责任，我们在很多国际问题上不能过多被意识形态所左右。
许知远：没有什么特别多的真知灼见可以讲，有一点轻微的感受，想谈谈关于语言系统本身的问题。可能在过去的三四年里面中国兴起了一个巨大的浪潮，所有人都在参加峰会，各种论坛，在探讨一些看似非常重要的国计民生的问题，当然大部分参加的人会发现，我们收获甚少。
我想可能对我来说，我在一个媒体工作，过去几年当中也掀起一个很大的高潮，我们在谈论很多非常宏伟的概念，比如中国的和平崛起或者中国怎么怎么样推动了世界，我们听到很多非常激动人心的字眼，我们处于一个转折时代，又在某一点我们将进入一个新的高度或者是我们很期待于某一届新政府的上台，改变目前的一切。
可能过去几年中我们沉浸于语言的泡沫里，对中国崛起本身的定义也是某种语言泡沫的衍生。《参考消息》第八版连篇累牍的报道，对于国家实力的定义采取了单项的定义就是经济，如果经济物质造了世界第一高楼，如果生产了世界上最多的微波炉，生产了最多的袜子就成为世界第一大国，或者超级大国。
过去几十间我们整个语言体系和思维系统被彻底单一化，每个人都会熟悉到乔治鲍伯小说里面提到政府怎么从删改辞典开始，思维的边界就是语言的边界，当使用词汇的减少就意味着思想的封闭。回顾过去两三个主要的命题，中国崛起，市场经济之争，中国怎么样卷入世界市场，我们没有找到它的血肉关系，我们试图理解比如整个20世纪的中国，中国是全世界各种思想的实验场，我们开始追随过德国的模式，希望建立裨斯麦式的帝国，后来出现了毛泽东、蒋介石按不同方式寻找英美方式，寻找苏联方式。邓小平改革又纳入到自由市场运动的体系里面去，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实验场，换一个角度会看到不一样的中国，如果你想深入内地的话，看到他们的表情和CBD人的表情是不一样的，那种乐观洋溢的东西变成更加沮丧，和《华尔街日报》上描述的强大中国是不同的。对我来说，我是台上嘉宾里面见识最少的人，我相信历史是一幅西西弗的神话，对我们来说重新理解这个国家的传统和现实之间的关系变得至关重要，不是那些空洞的概念。谢谢。
余秋雨：昨天晚上我从上海到北京，参加这个会议的时候首先收到一份资料，搜狐网所做的年度报告。我仔细看过，跋里面王子恢先生说：我们与中国经济风雨同舟，这个题目看起来是一般，但是就我来说，看了以后有点感动。引出我的一个话题，中国文化在整体上至今没有与中国经济风雨同舟。为什么？还没有能够风雨同舟，这是为什么？我不是说全部。我们要与中国经济风雨同舟，这句话讲出来的时候，搜狐本身也是一个文化力量，是一个文化中心，实践证明了这一点。为什么这个能够让我感动？文化在整体上还没有做到和中国经济风雨同舟。很多很多经济实践家们为中国创造财富，为中国开辟了未来，遇到很多很多麻烦的问题，这些麻烦的问题其实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就是缺少一种强大的文化精神方面的支撑。
我考察过山西的商人，他们为什么溃败？重要的原因是文化没有支持，没有得到文化上的一种归属，得不到文化上的座标，他们丧魂落魄，最后消失在中国历史的地平线上。我们不能完全和山西商人比，无论从经济规模还是现在造成的结果也是非常了不得，但是如果放大开来以后这个问题其实是存在的。我们很多企业也搞了很多企业文化，好像在自己院子里面挖一口文化井，自己解决自己的用水问题，而没有获得一个整体的文化背景。这个原因有几方面，说起来话很长，我在几分钟之内说完。
一个是我们中国的文化本源，反思在这些年当中没有很好普及，我考察世界文明当中曾经提到过这句话，中国文化本源结构是非侵略性的内耗性结构。从来不想战争，但是有大量的内耗，内耗的问题现在看起来，比如我们高度的耗用能源，高度耗用我们的环境，耗用我们的劳动力，耗用劳动力的同时又耗用劳动力当中应该有的权利。与之相应的在竞争上我们耗用了我们的诚信，而诚信又与现在到处虚假或者谣言或者恶性竞争连在一起，这种内耗性的东西其实是中国文化结构当中的一个长久以来的东西，这个文化反思不够。我们确实是非侵略性，我们知道内耗的问题要很好研究。
第二个，精神上的缺漏，80年代文化热时候说过一阵，但是90年代经济大踏步往前走的时候，没有认真思考这一点。马克·韦伯在讲欧洲经济发展精神保证的时候有过很好的论证，欧洲经济发展有上有宗教意识保护，中间有人文意识和公民意识，下面有时政意识就是数字化执政意识和法制意识，有这方面的保证。中国文化的本源很多东西往往是缺少的，我非常喜欢中国文化，每个缺少都带来好的一面，比如我们不走极端主义，讲究实在，讲民生。缺少以后带来的东西，让很多人包括邪恶的东西无所畏惧，中国文化大师们曾经有过想办法让大家感到从良知当中产生羞耻感，使中国到底有没有羞耻感的文化，至于人文意识、公益意识这样的东西毫无疑问比较缺少。前两年纽约召开的会里面还在讨论企业家的终极目标，我们这方面的讨论比较少。时政意识，中国文化上历来不喜欢数字化管理，很多都是被情绪性拍拍脑袋来解决，这样的问题也是使我们的文化思维大缺落。这些文化思维的大缺落，商业经济往前推进的时候，有的地方不仅文化炒恶果，经济更为它炒恶果。搞文化的不一定全是文化界，我们所有人在文化的第一线，文化界遇到一个问题，商业行为和经济行为冲击了我们几十年来我们行为的文化规范，经济规范必须还要有数字来控制。冲击了规范的文化没有数字控制，没有经济上规范的控制，没有国际原则的控制，没有数字控制，没有经济规范的控制，没有国际原则的控制，完全处于失控状态的时候就滋生出了显而易见的文化内容上的保守性和文化行为方式上的攻击性，这个对经济行为来说更不能起到保护作用。在这个意义上文化要与整个经济风雨同舟是非常艰难，怎么办？我也思考，前几年郭广昌做的浙商会我做过报告，我觉得有这么一个想法，一方面文化要从头来一次比较大的改革，我们有没有可能重新选择中国文化当中符合人类精神的精华部分，这个过程当中企业家应该起很大很大作用。
队伍要起变化，搜狐网本身也是企业家群体成员，但是他们对文化起了很大的作用，还有一些电视台很多杂志都起了很好的作用。企业家有没有可能起到好作用？很多国际大企业家讨论企业的目的都是文化目的，我们赚了钱，经济上非常大的成功，最后为了什么？纽约时报报告当中提到，第一满足我们的安全感，第二满足我们的荣誉感，第三满足道义感，我们可以有一些慈善的享受，这也是文化概念。后来由于这种感觉当中我们获得更高的自由度，这也是文化概念。最后是拼凑的现代意义上的幸福，严格讲起来，我们的企业家已经是大踏步前进，我们有没有可能仅仅给已有的文化事业做一些赞助，不要仅仅在我们企业后院里面挖一口企业文化的小井，我们本身构建新时代新文化的一个重要的主力军，我们不能等待文化来给我们途径，新的文化改革需要我们一起参与，文化才能真正和我们的经济风雨同舟。我们要承认一个事实，这些年来文化还没有能够和中国经济风雨同舟，这是文化界的失职，某种意义上是中国文化本身一些问题的现代曝露，还不能完全怪今天的文化界。这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使命。
秦朔：目前中国发展当中的不对称性或者结构性的失衡，比如文化跟经济，比如知远讲的宏大话语跟现实环境一致，秦晖教授讲的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和自然的变化。底下有人提到，农业大学毕业生就业难。张所长讲到改革改到自己头上以后，原来的改革者可能变成改革的阻力，还有关于和平崛起。这样一种感受跟以往十年二十年以前的感受相比，似乎大家的心态、方向、方法各方面非常统一，现在也反映一种矛盾。最近国家在提和谐社会协调发展等等，似乎从某种意义上意识到这种失衡，原来我们是希望东部带动西部，目前直接开始中部和西部的政策倾斜，传统的带动目前还带动不了，直接开始行动了。现在，是不是请最后六位嘉宾能够用一分钟左右的时间简单讲讲在你们领域里面怎么能更好体现和谐并进或者寻找这样一种新的动力和方法。
周为民：恐怕关键的是两点，一个就是要充分承认尊重并且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因为现在我们的很多民生问题，归根到底是民权问题，是民权的保障不充分造成的。第二从和谐社会的意义来看，和谐是关于多样化的概念，要建成和谐社会不是说我们要重新回到一种单一的社会结构当中去而是要在多元多样开放的社会当中真正发育起社会的自主协调机能，这是和谐社会的基础。和谐是关于一种多样化社会的自主秩序的概念，谢谢。
张文魁：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当中，以后要更加注重社会结构转型和利益集团转型的问题。我们以前非常抽象谈体制改革，体制改革最后落实到人的头上会影响某些阶层某些利益集团的利益，它的背后经济体制改革是快还是慢，是顺利还是焦灼，背后的话其实是反映社会机构能不能顺利转型，社会机构能不能顺利转型其实是传统社会的利益集团能不能够顺利转型，是这样一个问题。很多年前我看过哈佛大学一位教授的书《难以抉择》，这是一本很好书，还有一本书《变革中的社会秩序》，他们讲的现代化过程当中，我们的现代化还有一个转轨的任务，社会结构怎么能够顺利转型，特别强势的利益集团、精英集团怎么转型？我提出这个问题，希望大家一起研究。谢谢。
陈章良：正如我刚才说的，农民的问题、三农的问题是今后若干年中最引人注目的问题，农民是其中三农中间最瞩目的问题。今后若干年所制定的政策要延续下去，所提的许多措施要落到实处，三农的结构、体制上的改革其实还在等待着一轮新的浪潮。集约化的农业、规模的经营、农产品的深加工、高附加值农产品的获得、农民的增收以及大批农民因为规模化经营而需要劳动力的转移、农民工的待遇等等都酝酿着很多新的机遇。我想我们国家应当在这么一个重大的变革关键时刻能够考虑到如何解决这么一个最大群体的老百姓的未来。
秦晖：我刚才谈到国际问题，实际国际问题、国内问题包括陈先生提到的农民问题，张先生提到的国企改革问题，都有一个公道、公平、公正的问题，这个问题，国际、国内都是一样的。在未来的中国转轨中，无论是在国际还是在国内，我们都面临很多问题，这个问题涉及到很多基本观念，比如关于政府和市场的职能分工问题，现在理论上很多人有所谓的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两种说法，一般认为市场失灵就是市场秩序建构方面的，要依靠政府。政府有维护公正的责任，但是市场是凸现能人的机制，谁是能人得在市场当中说了算，不能伯乐选拔千里马的方法，由掌权人选定。在这个问题上，政府和市场的确是应该各就各位的，政府维护公正，市场凸现能人。这样一个秩序之下我们国家的政治、经济会有一个比较协调的发展，尤其是在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协调方面会有一个比较好的突破。这也是我希望的。
许知远：过去一个世纪表明了国家如果按照农民来主导或者按照工人来主导都不会是一个成功的国家，甚至说按照企业家来主导也是很糟糕很庸俗化的国家。中国目前为止天平正在非常明显地滑向公众，很多评网民突然变成了很重要的力量，但是他们都是乌合之众。精英主导的革命导向失败，我看到没有一个更有气质的精英群体出现，我一直期待中国能够出现这样的群体，或许在座的已经有很多人自诩在这样的群体之中，我期待你们能够更长远地为这个国家和自己来，能够超越眼前更为短期的利益，能够打破仅仅行业中的概念，毕竟我们都共同属于这个国家，我们对它有一种共同的期待。
余秋雨：刚才有一个听众递给我一个条子希望我能回答，他是很赞成我刚才讲话当中提到的观点，这位听众补充了一个材料。马克思·韦伯曾在二战以前提出德国由于快速的经济增长和文化真空定会陷入整个民族的深渊，后来果然不出他的意料出现了纳粹出现了二战。
中国现在经济发展和文化上还不能与此相匹配的新文化的产生也会产生某种麻烦，希望有可能在这个问题上构建一下新的文化体系是什么样的。这位听众说了一个非常好的资料，正好和我的想法一样，德国文化当中有一些很了不起的古典文化，比如我们知道的歌德、康德、黑格尔都存在，但是能够和经济相应的文化并不是纯粹对古典文化的赞叹性的回忆，这一点我们一定要给中国人有一个想法。我们有很多值得惊叹的经典文化和古典文化，我们不是说惊叹这些文化就能够填补中国文化现在的真空。在现在的中国情况下面不能完全讲真空，但是文化的缺漏是显而易见的，两年前经济会议上我看到南美学者讲，我们南美经济落后有很多原因，有人说是当年殖民地土地的掠夺，有人说是北美的打压，有人说是当地文化水平不高，后来发现文化思维太落后，文化思维的落后带来一个结果，有一些文化人在报纸上写文章的人不多，控制了话语权，这样的人整个思维一般说来总是反的，总是反市场总是反成功，造成南美文化思维的落后，对整个民族的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阻碍，因为整个话语权都在他们那儿。我们应该有一个很好的借鉴。
怎么建立一个文化体系？传统文化当中确实有一些非体系化的很随和的东西，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可以想象新文化形态，比如中国传统文化优秀的东西总是非极端的，总是以民生和实实在在的社会发展和社会的人际关系作为自己思考座标的，这样的东西有可能在这个基础上来建立我们新的文化思维，现在一定要提防极端主义、极端的民族主义，这样的东西明显影响了我们正常的新的文化建立，这样打破之后才能达成建设性的文化，一点可以明确，文化体系破坏机制远远超过创新机制。所谓新的文化建立都是做附属。
秦朔：一个小时的时间很快过去，我们从六位嘉宾当中可以看到思想界、文化界深刻的见解，在我们提到和谐的时候，我们要做到和而不同，不是追求强制的一律，而是和而不同。这场论坛到此结束，感谢在座的听众，感谢六位嘉宾。
主持人：感谢第一场论坛的嘉宾，感谢第一场论坛的主持人秦朔先生。
（ 责任编辑：魏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