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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难的关键教训因此在于亚洲国家应该发展起与其经济发展水平相协调的公共事务能力，包括对灾害的迅速反应能力。这种能力其实决定于国家权力的权力意志、整合能力和价值追求。
2005年的序幕在全球悲情中拉开。去年12月26日印尼苏门答腊岛附近海域大地震及其引发的海啸，让印尼、斯里兰卡、印度、泰国、马尔代夫等东南亚和南亚国家遭遇了惨重损失。目前统计的罹难人数已近15万，其中包括18个国家的公民。
历史上还没有哪次自然灾难如此紧密地将全球人类联系在一起。灾难发生当天恰好是圣诞假日，全球其他地区的很多游客正在一些重灾区如泰国普吉岛、马尔代夫等
旅游盛地度假。罹难的国外游客中大部分为西方人，亦有10余名中国人，包括3名内地公民。有更多与死神擦肩而过的全球游客见证了巨浪奔袭而来之时的恐怖与惨烈，并通过DV等声像技术和新闻传播网络将之传遍全球，使得此次灾难为全球人类“感同身受”，成为真正的全球性事件。
大灾难之后的全球性赈灾激发了世界各地人民之间的同情、体恤与团结。全球募集的捐助很短的时间内达到历史水平的30亿美元规模。东盟国家亦及时反省，积极着手建构地区赈灾、防灾合作系统。由于印度洋过往很少发生大规模海啸及其他区域性自然灾害，并未建立一套有效的地区性灾害预警系统，教训沉痛。1月6日，印尼首都雅加达召开东盟地震和海啸灾后问题领导人特别会议，就国际社会协助受灾国赈灾、重建和加强本地区防灾合作等问题交换意见，我国总理温家宝应邀与会。在经历2003年SARS事件、2004年禽流感事件和此次大灾难之后，可以期待亚太地区的合作在区域性灾害的考验之下逐渐成熟起来。
更可期待的是灾害的考验将提供亚洲国家治理模式的转型契机。灾难往往发于偶然，很难绝对避免；但是发生频率、损失大小和影响程度，却与该国的综合发展水平大有关系。按国际红十字会的评估，遭遇相同程度的灾难，发展中国家的平均伤亡数要大大高于发达国家。不过只将这种差距理解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恐怕会南辕北辙。在不平等的国际政经体系中，发展中国家的人均GDP其实很难赶上发达国家，如果再将防灾能力寄托于经济数字的增长，而忽视公共防灾系统的投入，很难说财富宫殿的基础不是一地沙泥。
灾难的关键教训因此在于亚洲国家应该发展起与其经济发展水平相协调的公共事务能力，包括对灾害的迅速反应能力。这种能力其实决定于国家权力的权力意志、整合能力和价值追求。
美国遭遇9·11恐怖袭击之后的反应体现了这种能力，即它既体现出强大的整合能力，使国家与社会在挑战之前空前团结，坚决打击其挑战者；也体现出国家对其公民利益和安全的坚决捍卫，在美国社会激发出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这些公共能力的形成，其实也是民主政治发展的核心关怀。
亚洲国家面临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发展公共能力的挑战。一是如何保持国家的统一与社会的团结，走出无法整合分裂与冲突因素的困境，以使国家在灾难挑战之前合力以应；二是如何践行国家权力以民为本的民主政治原则，保护公民权利、利益与安全，关心民众疾苦，并以这种“仁政”的价值追求为基础进行制度建设。正如甘阳在本报“中国共识”年终特刊的专访中所指出，良好的国家制度建设的背后必须有一套仁政的价值理念来支撑（2004年12月30日第3版）。
灾难对亚洲国家的教益就在于，必须为经济增长的诉求找到仁政的价值基础，从此出发建构一套保护公民利益与安全的防灾赈灾系统，发展避免社会一盘散沙的制度整合能力，以减少灾难和损失。在这方面可以看到经受了SARS考验的中国的进步。无论是从近日温总理含泪抚恤铜川矿难的遇难者后代，再下矿井与矿工共进午餐，要求抓好安全生产，还是从中国政府急速启动应急机制，外交部、商务部、国防部、卫生部等部门联席互动，展开对印度洋大灾难的受灾国的人道主义援助，都可以看到这种以人为本、以民为本的价值理念的巨大能量和潜力。
逝者长已矣，来者犹可追。以民为本的仁政和在此基础上的社会团结，才是每个现代国家最终战胜挑战、弥平创伤、政通人和的依托所在。
（ 责任编辑： 杨茂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