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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一场高层人事变更在一日之间降临四川第二大城市绵阳。
2004年12月29日，才上任9个月的四川省绵阳市委书记黄学玖突遭解职。据了解，黄在离职之后，已开始接受有关部门调查。而该省官方媒体《四川日报》在次日仅登载了一则不到50字的简短消息：省委决定，谭力同志任中共绵阳市委委员、常委、书记；黄学玖同志不再担任中共绵阳市委书记、常委、委员。
黄的突然去职引起了外界的高度关注。此次人事调整恰好处于一个敏感时期：对于绵阳乃至四川省的工业经济都有着不小影响的长虹集团正身陷“Ａｐｅｘ Ｄｉｇｉｔａｌ巨额欠款”泥潭，难以自拔。黄学玖作为长虹集团所在地的最高领导，以及他从政前的长虹背景，让外界产生了诸多联想。
黄的突然离开与长虹是否有着某种联系？
车祸事件
能够确定的一个事实是：导致黄学玖突然去职的直接原因和长虹并无过多关联。据绵阳当地政界知情人士介绍，去年9月的一场鲜为人知的交通肇事事件才是导致黄离职的导火索。
据了解，当时，黄学玖与几位朋友前往该市游仙区的一家餐馆吃饭。饭后，黄亲自驾车返回市委。而当车行至该市文联大厦附近时，因车速过快发生交通意外。两位行人被黄所驾驶的沃尔沃轿车撞伤，其中一人经抢救无效死亡。而黄学玖为躲避责任，找了一个人顶替，并拿出7万元给死者家属欲了结此事。虽此事被黄学玖刻意隐瞒，秘而不宣，但事件最终还是被四川省委高层知晓。
2004年12月29日，黄学玖在参加完绵阳市工商联的一个会议后，被省委紧急召到成都，就此事接受调查。四川省省委随后召开省委常委会议，决定免去其职务。当日下午，四川省广安市市委书记谭力被紧急召往成都，受命接替黄学玖职务。次日一早，即由省委组织部官员陪同，前往绵阳就职。
该人士表示：“这次人事调整很特殊，在一日之间即告完成。绵阳政界人士都深感突然。”
而绵阳新任市委书记谭力在1月5日召开的绵阳市领导干部大会上的发言也印证了该次人事调整的特殊之处。据绵阳当地媒体报道，谭力在会上坦言：“我得知这个任命非常突然，头天组织上找我谈话，第二天我就走马上任。”
黄学玖其人
55岁的黄学玖在绵阳企业界和政界已经营多年。在绵阳的近40年中，他从国营长虹机器厂的一个车工一路走到绵阳市委书记高位。
在步入政坛之前，黄学玖的命运是与长虹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曾历任国营长虹机器厂雷达车间副主任、副厂长、高级经济师等数职。在1991年11月担任绵阳市副市长之前，他在长虹工作时间长达21年，其中有6年的时间在担任长虹副厂长一职。在跨入政界后，黄学玖十多年间的仕途坦荡：从副市长、常务副市长、绵阳市市长一路上升，2004年3月被任命为绵阳市市委书记。
而绵阳政界对黄学玖的评价也多有分歧。
据了解黄学玖的人士介绍，黄性格直率，行事直截了当，“喜怒好恶溢于言表，批评起下属来也不留情面”。
在黄学玖担任市长期间，绵阳在市政建设方面有着较大的发展。“在他市长任内，除了全国精神文明城市这一称号未获得外，其他的包括全国卫生城市、优秀旅游城市等一系列称号都拿到了手。”同时，在绵阳创建科技城、推动国企改制、进行绵阳工业结构调整等方面也有一定建树。据知情人士介绍，在他就任绵阳市市委书记之后，还曾因为地方教育工作推进不力，撤过一些地方官员的职。
此前，在2003年中国城市竞争力研究会发布的“2002中国城市首脑风云排行榜”上，黄学玖还被评为“最有雄心的市长”。
但在这位“最有雄心的市长”的身上，似乎又有着难以解读的悖论。
有一个值得关注的事实：在去年9月到11月，受四川省委派遣，省委巡视组赴四川省内各地进行巡视工作。而负责绵阳地区的第二巡视组在对该市进行了3个多月的巡视后，向包括黄学玖在内的绵阳当地政府进行了巡视情况通报。
在通报中，巡视组措辞严厉地提出，在绵阳党风廉政建设和干部队伍中存在着六大突出问题：一些领导干部收送现金、有价证券的现象比较普遍，有的还比较严重；群众对一些领导干部子女出国留学、配偶子女违规经商办企业的问题反映突出；个别领导干部与私营企业老板关系不正常；一些重点工程建设项目缺乏科学论证和民主决策，监督管理不力；干部任用中存在一些不正常的现象；经济发展的软环境方面有待改善。并要求绵阳市市委、市政府领导高度重视，并妥善处理。
一位绵阳政界人士认为，如果说要追溯黄学玖离职更深层次的原因，“这份巡视通报或能说明问题的根源所在”。该人士虽未向记者讲述其中的详由，但他表示，对这份报告所反映的问题他个人也“深有体会”。在黄学玖去职之后，有熟知绵阳政界的人士就认为，在某种程度上，这份巡视通报所反映的问题针对的就是黄学玖。有消息说，早在上任四川省委主要领导当政四川期间，对绵阳的类似问题便有所警觉。
政商长虹
虽然黄学玖的去职与身处危机的长虹并无直接联系，但由于绵阳地方政府与长虹的关系以及黄学玖的长虹背景，在外界的解读中，仍将两者联系在了一起。
一直以来，绵阳市地方政府都是长虹的大股东。长虹的发展与当地政府的倾力扶持密不可分。长虹的两任高管王金城、黄学玖都先后走上绵阳市政坛高层。而现任长虹董事长赵勇更是在政界与长虹之间穿插游走。政治因子已经深入长虹骨髓，绝不是仅仅用“政府——企业”这一对应模式所能概括的，其中蕴涵着复杂的政商关系。
中国社科院政府政策系博士赵国鸿认为，绵阳市政府与长虹之间所产生的政商关系曾在ＴＣＬ、春兰等大型企业身上也发生过。但在长虹的企业改革和发展问题上，当地政府不如ＴＣＬ和春兰的所在地政府做得好。 在他看来，在产权制度改革等方面的保守措施，影响到了长虹的长远发展，当地政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一个显见的事实是，自1994年到1997年增长高潮期后，长虹身上的光芒开始消淡，其利润总额和每股盈利开始走入下降通道。其利润总额从1998年的23亿元的巅峰期一路跌到七八亿元的水平。而进入2004年以后，长虹的状况已经步入历史最低谷。市场占有率下降、经济效益大幅滑坡，再加上高达近5亿美元的Ａｐｅｘ Ｄｉｇｉｔａｌ巨额欠款事发，长虹已步入最为关键的节点上。
而这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对长虹依赖度甚高的绵阳经济发展受到巨大影响。绵阳官方统计数据表明，长虹效益的下滑已经给绵阳带来巨大的发展压力。2004年9月份，该市的ＧＤＰ增长仅为11．6％，位居全省末尾。作为地方主政官员，黄学玖自然也明白绵阳与长虹之间“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关系。但受制于长久以来形成的对应模式和利益联系，这一深层次问题已不是黄学玖等数任领导能够轻易解决的。
有外界分析表示，黄学玖的离职表明“政府正在对官员如何参与长虹业务方面进行重新评估”。虽绵阳当地政界人士并不认可这一推断，但“长虹在未来发展上确已面临着重新构建政商关系的问题。”而这一问题的解决将有赖四川省政府与黄学玖的继任者们的态度与胆识。
（本报记者党鹏对此文亦有贡献）
（ 责任编辑：胡立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