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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王羚发自北京
“2003年对经济产生较大影响的是非典，去年是经济过热，现在经济基本稳定下来了，今年就该把金融市场改革的问题提上日程了，应该在金融改革的问题上真正‘有所作为’，在实质性问题上将改革推向深入。”
作为长期关注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为人熟知的经济学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就金融资本市场和银行体制改革的问题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第一财经日报》：中国在很多层面的改革都已经到了攻坚阶段，2005年您认为在哪一方面的改革最应该深入？
樊纲：在所有的改革中，我认为最应该强调的就是金融市场的改革。尤其是中国的资本市场已到了该做点实质性事情的时候了。
像国有股流通的问题就不能再拖，需要采取一些实质性的步骤来加以解决，哪怕是先试点。可以让地方的一些上市公司通过地方政府与股民的交易或谈判来找出一些可行的方法，以实现非流通股的流通、减持。
现在国有企业实行的是国家所有、地方政府分级行使所有权的制度，因此可以根据各地上市公司的不同情况，用多种办法来应对1000多家上市公司的国有股流通问题或是非流通股的流通问题。
所以我强调，要用分头试错的办法来分散风险，而不需要找出一种办法大家照搬。
我之所以强调国有股流通和非流通股的流通问题，是因为它对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资本市场促进资本效率的机制就是市场上股价可以上下波动，在股市波动的前提下可以进行“恶性收购”。你的利润率低，股价下滑，有人就来收购你，就可以把你的管理层剔掉，进行重组。
现在我们70％的股不可以流通，资本市场最基本的功能就无法实现。往往是等到这70％的股都吃光、造净、亏损严重之后才可以重组。现在中国的上市公司空壳化率很高，就是因为资本市场促进资本效率提高的功能没有得到发挥，资本市场促进效率低的企业去改进效率的基本功能不起作用。
如果上市公司还在这样有基本制度缺陷的股市里，它的效率没法改进。因此造成没上市的企业资本效率低，上了市还要低。
《第一财经日报》：明年中国会加快建立现代银行制度。有人认为，国有银行上市是银行体制改革的有效手段。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樊纲：明年银行体制改革的确应该加速。但需要强调的是，中国的银行体制改革不仅是几个大银行的事情，而是中国整个银行制度的问题。尤其是在中小的、民营的、地方金融机构这方面要加大发展的力度。
宏观调控刚一开始暴露的问题是，地方的、中小的、民营的企业受到了很大的冲击。
经济发生波动时一般来说首先受到冲击的就是中小企业，但是中国的情况特别严重。因为没有地方的、中小的、民营的金融机构为其服务，中小企业就特别容易受到冲击。
宏观调控之后，随着银根进一步紧缩，地方企业、民营企业得不到贷款，导致体外循环的资金越来越多，很多是通过事实上存在的、非正规的金融机构来满足融资需要。
所以，中国目前最大的问题还不是那几个大银行，而是大面积的地方的、中小的、民营的企业得不到融资。
这导致整个经济的发展缺乏活力，资本的效率也难以提高。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发展地方的、民营的、中小的金融机构已经是刻不容缓，已经是中国经济能不能持续发展的一个关键点。希望今年政府在这方面的政策能有所推进。
（ 责任编辑：谢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