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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永文：大家下午好，现在时间已经到了下午快五点钟了，大家今天坐了一天，听报告也好，讨论问题也好，已经很累了，我简短一点给大家介绍去年以来宏观调控和经济发展形势。由于今天上午国家发展改革委的曹玉书同志和能源局长徐锭明同志已经给大家做了全面介绍，我着重从去年宏观调控的一些情况给大家做一下说明。
我想介绍三个方面的情况，第一个是关于对2004年或者是2003年下半年以来中国宏观调控的一些基本情况以及我对这个问题的基本认识。2003年中国经济发展从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通货紧缩时期逐渐走出来了，通俗地讲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的上升期，有几个数据可以反应出来。第一2003年我们国家经历了非典型性肺炎的冲击，但是我们的经济发展依然保持了9.3％的经济增长速度。第二2003年一季度中国经济增长继续保持比较高的速度，达到了9.9％。现在初步预计2004年中国GDP增长估计在9.2％到9.3％，这在全球来讲都是非常高的增长速度了。更重要的是中国经济增长实际上是从1980年改革开放以来到现在已经连续保持了25年接近的9.4％以上的经济增长水平，这在全球都是没有过的。
另外中国2003年不仅是经济增长，而且民间投资都出现了非常良好的态势，经济效益也是多年来没有的好形势。2003年中国经济发展用三句话形容，经济增长比较快、经济效益比较好，经济活力比较强，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也出现了倾向性的问题，这些问题是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经济每进入到一个增长周期都要出现的问题。所以有人讲中国经济增长周期跟世界其他国家的经济增长周期是不一样的。不一样在哪里呢应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个方面我们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可以代表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来提出我们的一些公共发展方向，能够集中一些必要的资源和经济实力来建设一些大的事情。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各地政府、各个企业都有自己要求加快发展、不敢于落后的冲动，所以中国经济增长周期往往跟政治周期是相连的，也恰恰是由于这样一个问题，特别是在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各级政府代表和表现出来的市场经济发展的欲望是比较强烈的。由此导致了市场经济发展和政府协调之间的一些不相衬的问题。这样就带来了市场经济增长的背后是有行政推动的情况。恰恰由于这些问题导致了我们2003年下半年以来在经济运行当中出现了几个方面的情况。
第一，刚才徐局长也做了说明，就是乱占乱用耕地的现象比较突出。对于中国13亿人口来讲，必须要保持自己能够基本上解决人口吃饭问题。在这个前提下，中国的粮食耕地面积过去曾经有过说法，不能低于18亿到19亿亩。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每年粮食播种面积不应该低于16亿亩，但是最近几年来中国粮食播种面积连年下降，去年是14.91亿亩。第二是粮食总产量出现了急剧下降。2002年粮食总产量是9140亿斤，到2003年粮食产量降到了8614亿斤，同时单位面积产量也在下降。这个概念说出来大家可能不是很清楚，从目前中国人口需要、工业发展等等，每年粮食消耗量应该在9100亿吨左右，去年粮食产量是8614亿吨，差了1100亿斤的粮食缺口。由于前几年国家粮食增产很多，所以我们国家的粮食储备库存还是比较充足的，最高年份达到了5千亿斤粮食库存，经过这几年挖库存来弥补产区的缺口，到了2004年年底时我们国家的粮食库存下降到2900亿斤多一些。从我们国家粮食安全的警戒线来看中国粮食储备不能低于2300亿斤。在前几年粮食减产的情况下我们的粮食库存已经快跌到我们的最低警戒线了。所以中国粮食问题的严重性已经显现出来了。第二，我们国家经济过快的增长往往是固定资产投资的膨胀相联系的，2004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是27.7，我们增长9.3％的GDP用了29.7固定资产的投资增长才维持了这样一个总量膨胀的情况下。可能说这个数据大家还不是很清楚，再说一个概念，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率按照GDP的生产法来统计计算，2004年固定资产投资率是47.3％，如果按照支出法来计算，我们是43.7％，不管是47.3％也好还是43.7％也好，我们固定资产投资率都是全球最高的，高到什么程度？日本和韩国同样具有东方国家的一些储蓄和特点，日本韩国在经济高速起飞阶段固定资产投资率平均在25％左右，而且时间比较短。但是中国的子定估产投资率长期保持在40％左右，这是投资与消费的严重不合理。由于这种不合理会导致中国经济未来长期持续快速发展没有持续性。
人类生存与发展最基本的问题是要靠最终消费来支撑的。固定资产投资率高就说明我们最终的消费率地。所以经济的发展是缺乏长久的效率需求。更关键的问题是在这么高的固定资产投资率当中，我们的固定资产投资又主要反应在钢铁、水泥、电解铝、焦炭、电池等的盲目扩张上。到2004年底钢铁投资增长接近百分之百，水泥投资超过了百分之百。由此导致了投资结构严重不合理。大家说经济增长过快实际上具有中国的重化工工业发展阶段的显著特征，当然很多学者包括国际上的一些学者都在用美国、日本经济发展走过来的道路来评价中国的重化工业发展的问题，对此我跟徐局长一样有我个人不同的看法。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在这里再说了。总而言之去年我们经济运行当中反应出来的第二个特点就是固定资产投资需求膨胀，而且膨胀的很厉害。
第三个是货币信贷增长过快，贷款投向结构不合理。从去年4月份以来国内许多方面都说中国这一轮宏观调控经济过热问题主要反应在两个方面，第一粮食生产下降，第二固定资产投资需求膨胀，或者说部分行业投资过热，事实上我的感觉，我们这轮宏观调控所针对的问题，换句话讲引发这一轮经济运行出现一些不协调、不健康问题主要是货币信贷引起的。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我们的信贷膨胀实际上是在2002年底前就表现出来了。而且主要反应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为什么？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比率太高。不论是按照中国的标准还是按照世界的标准，四大银行按照当时的情况已经发展不下去了。
为了解决四大国有企业发展当中面临的问题，国家提出了要适时地推进四大国有银行上市，改变它的资本结构，促进它的合理发展。方向是对的，但是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同时都提出来都想力争用三年时间争取上市，要上市其中有几个硬条件是必须实现的，第一必须把不良贷款比率降到13％以下，而当时在大概24％左右，这是官方的统计数据还可能不是真实的。第二是要把资本充足率达到巴赛尔协议规定的8％以上，要想实现这个条件怎么办？就必须要不断地向社会投放贷款。通过做大分母的方式使不良贷款的比例下来，恰恰是因为商业银行这样的动机推动了这一轮宏观调控，银行向社会过渡投放贷款引起的部分行业和我们经济的局部领域过热的问题。如果没有这种商业银行自己主动寻找贷款机会的话，许多企业可能不会出现那样的一些投资中东的问题。当然钢铁的发展、水泥的发展确实有城市化加快、工业化加快、居民消费结构水平提高的客观需要，但这个需要的过程不会像这一次来的这么突飞猛进。
第三个问题，由于经济增长过快、固定资产投资过快，特别是部分高效能行业投资增长过快，导致煤电油运全面的供求紧张。这个供求紧张的状况是最近十几年来从来没有过的，煤炭紧张、电力紧张、石油、成本油供应紧张，铁路运输供应紧张。2004年全国拉闸限电达到了24个省市区，这些问题所反应出来的可能是一些表象性的问题，但是背后还有一些体制性的问题。2003年一季度中央破例用中央办公厅文件转发了发改委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和当前工作的建议，这是建国以来没有过的第一次，后来由于非典型肺炎的冲击，没有进行下去，后来到下半年就比较严重了。中央及时出台了一些调控措施，但是由于中央的经济体确实是庞大的，新一轮政府都要寻求一些政绩时就注定是停不了的，这种经济发展延续到了2004年上半年，这个时候很多问题表现的更加突出了。GDP达到了9.9％，过热行业的投资（钢铁、水泥的投资都超过了百分之百的增长数，电解铝下降了），面对这种情况中央感觉到不加大宏观调控是不行的，中央及时提出了如果任其经济发展中这些不健康、不稳定的因素继续发展下去，可能会带来几个问题。第一，使我们国家的资源、环境约束的矛盾更加突出，第二经济结构剧烈变动时期应该促进结构调整升级，恰恰由于这样的发展使我们产业结构升级出现了倒退。中国经济长期发展是工业比重过高，始终在50％多，这西方国家包括发展中国家都没有的。另外这一轮过高增长会带来1998、1997年大量的固定资产生产过剩。我们的企业资金获取主要是靠银行，就会形成银行的呆坏帐大量增加，最终可能会有一大批银行不仅是呆坏帐增加的的问题，入世已经三年了，外资银行已经进来了，这对我们潜在的冲击和影响是大家目前可能还意识不到的。针对这些情况中央采取了一系列的宏观调控措施。经过这几个月来的艰苦努力，取得了一些成效。
下面我想就宏观调控的问题谈一些个人的观点和认识，一个是关于宏观调控的着眼点，这也是网上许多经济学家争论的问题，中国这一轮宏观调控想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是不是要搞急刹车？或者是使我们国家的经济硬着陆或者是软着陆，我的观点在这一轮宏观调控一开始时中央就一再强调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把握好、利用好我们到2020年这一段难得的重要发展战略机遇期，使我们的经济能够在这个期间内保持平稳、快速、协调的发展。大家讲宏观调控，就是要熨平经济发展中的巨大波动，使得上下波动的线条能够是比较平和的直线，匀速发展，尽量延长经济增长的周期。从中国经济这几年的总结来看，似乎有点儿像毛泽东说文化大革命运动时讲，每隔七八年要来一次，我们的经济增长周期是每隔四五年就来一次。如果能够熨平的话，2005年到2020年都保持7％到8％的增长速度是不是就很好了？中央就是想达到这样的目的。关键的问题还是尽量通过宏观调控来保护好、引导、发挥好各方面加快发展的积极性，这是这次宏观调控的出发点。所以有人说准备硬着陆，不是这样的。中国这一轮经济发展不存在硬着陆、软着陆的问题。大家注意一下中央官方的声音，并没有讲过热，我们是讲局部性过热或者是区域性过热，而不存在全局的过热，不存在严重的通货膨胀的问题。我们就不存在所谓的硬着陆、软着陆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应该正确认识、理解的。
第二关于宏观调控的方式和手段，大家都认为这一轮更多还是运用了行政手段，事实上不是这样的。这一轮宏观调控一开始中央就开始考虑强调要多运用经济手段、多运用法律手段。但适当地也要辅助运用一些必要的行政手段。这里有几个问题，第一个，我们这一轮宏观调控比较见效的是从4月19号开始中央提出加强土地的管理，清理整顿土地市场秩序，停止半年审批农业用地转为非农用地。这个过程实际上是依法操作的过程。我曾经组织人专门研究了我们的土地管理法，当然中央的文件也是我们制定出来的。我看了土地管理法以后，发现规定其实挺细的，只是我们国家大的环境执法机构，要动用一亩农田都要经过国务院批准。江苏动用了基本农田7000多亩没有经过国务院同意，第二动用35亩以上农业用地也要经过国务院批注，但是事实上有几个是这样做的？没有的。我们是依据土地管理法进行土地调控的，所以应该运用法律手段。其次在这一轮宏观调控过程中对钢铁、水泥、电解铝的调控制定了一个临时的暂行市场准入标准。我们有，国外也有，对于一个企业的建设、一个重大项目的建设首先要明确它的技术标准、环保标准、质量标准等等。我到美国去考察，旧金山讲盖一座大楼，盖每一层时质量监督部门都来检查，质量不合格你是过不去的。还有比如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大家说最典型的是这一轮宏观调控暂停了很多项目建设，大家认为这都是行政手段，我承认这是行政手段，但它同时也是法律赋予下的行政手段。现在所有重大建设项目都是按照国务院规定的项目审批程序要经过国家发改委讨论、经过国务院审批才能够进行的。我们的投资体制现在看是不合理，但是在不合理的条件下作为国家规定性的东西在运作，在没改革之前就是一道法律程序。就应该按照这个法律程序来规范做这件事情，但是我们没有。当然现在国家也考虑到投资审批制度是不合理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经过十年左右的研究，去年出台了固定资产投资体制改革的方案。
经济手段大家就更清楚了，比方提高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实行差别的存款准备金率，提高商业银行的利率浮动比率，去年11月29号我们提出的商业银行存贷款利率的提高，这些都是金融手段，而不是行政手段。经过从4月9号开始到目前，宏观调控还是见到很大成效的。首先粮食产量得到了急剧的恢复，恢复粮食生产过程中中央采取了一系列的补贴，减免税等等，极大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使粮食产量从8460亿斤一下子增加到9400亿斤左右。总而言之建国以来一年当中粮食产量增长500到700亿斤，特别是700亿斤是从来没有的。有两个年份粮食产量一年增长了500亿斤，政策效益是很大的。政策用尽了，空间越来越小了，2005年会怎么样？第二个是投资需求过渡膨胀的势头得到了抑制，尽管抑制还不是很明显，因为我们搞的不是一刀切，是循序渐进合理的调制。还有是货币信贷的增持，经过控制取得了一定明显的成效，但是运行当中也存在了一些问题，主要是在各级商业银行在执行中央宏观调控当中搞了一刀切的问题，这是社会上反应比较普遍的。我们主要是想控制商业银行的中长期贷款，但是流动资金贷款下的很厉害，使得许多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资金需求受到了影响。我们从7月份也开始呼吁解决这个问题，到目前为止也解决了不少。其他的我就不细说了，总体来讲经济发展确实出现了一个积极的转变，根据目前的情况来看经济运行当中许多深层次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还面临着一些新的情况，时间关系我就不多说了。像就业压力很大、人口增长过快等等，这些都是深层次问题了，有些问题中央认为要通过加强改革、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来进一步解决这些问题，关键要建立一个合理的制约机制的问题，可能2005年宏观调控的重点是要推进一系列的深化改革的问题。而推进深化改革从我个人来看也是有些问题的，因为刚才楼部长已经介绍了关于财政改革的一些情况，我觉得目前中国的改革深入到今天，许多问题可能都归结到财政体制改革上，可能还有行政体制改革等等问题。到目前应该综合考虑、统筹协调各方面经济体制改革，不能像前几年这样各个领域经济体制改革单兵突进，导致相互之间的不协调。比如说前几年进行了几项大的改革，我个人感觉都不是成功的，因为没有协调和平衡的作用。比如拆分电信问题，拆分石油问题，电力体制改革、银行体制改革等等都不成功。它企图来反对垄断，推进竞争，但目前的改革是造成局部的垄断，没有真正地发挥应有的作用，达到优惠配合资源，促进经济活力的效果。时间关系我就跟大家介绍这么多了，谢谢大家。
（ 责任编辑：马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