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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北大文博学院的王讯教授来说，南水北调工程对于他所处的考古行业是一个好消息，在他看来，只有大工程才能让国家出大量的金钱来抢救性挖掘文物，因此他认为南水北调对于中国考古事业来说是一件利大于弊的事情。
大型工程悖论
王讯回忆说，中国自建国以来、特别是文革以后，考古工作一直坐冷板凳，始终面临着经费稀少的问题，基本上处于配合国家大型工程的基本建设进行的状况。他举例说，三峡工程之后，许多考古人员都盼着国家的大型工程——南水北调、西气东输能给考古事业带来新的机遇。
大型工程似乎成了中国考古学界头上一片挥之不去的云彩，也造成了文物保护中的大型工程悖论。据一位业内专家透露，现在中国的许多文物发掘工作都属于抢救性发掘，“哪里建了一条高速公路了，修了一条铁路了，施工的时候挖到了一些文物，甚至已经破坏了，然后找一些文物专家去进行抢救性挖掘”。
在他看来，从每年高考中各大学考古系的招生情况就已经折射出考古行业是个非常清苦的所在。“北大、复旦这些高校的考古系往往都是本校招生分数最低的”。
谈起文物保护部门的清苦，几乎所有的文物单位都深有体会。法国文化部属下有两个有关遗产的管理局——博物馆事业管理局和建筑与文化遗产管理局，2003年仅建筑与文化遗产管理局的预算就达到51.14亿欧元（约合人民币480亿元左右）。地方政府支出的保护经费则比中央政府再要多出将近20％。而在我国，中央平均每年的文物保护资金预算约在25亿左右（包括国家文物局、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和财政部）。
利大还是弊大？
当然，对于大工程就有大机遇这种说法，也有人表示反对。著名考古专家罗哲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不认为这是文物部门的机会。考古绝不是靠南水北调来发财，这种看法是错误的。我们还有子孙后代，文物只要保护得当就不会消失，没有这个工程，我们可以慢慢开掘研究，可以更好地保护这些文物。抢救性保护永远只是一种无奈之举。”
在三峡工程蓄水前，一度有64支考古队在三峡库区参与抢救829处文物点，堪称全球最大的文物保护工程。据统计，这项工程的耗资超过了10亿元。
当时，与南水北调工程相似，三峡工程面对的最大问题也是同时间赛跑。最后不得已，三峡文物保护和抢救工作采取了“两重两利”方针，即“重点发掘，重点保护”“既要有利于文物保护，又要有利于重点建设”。
2000年6月，国务院三峡建设委员会审批通过《三峡工程淹没区及迁建区文物保护规划》，最终确定列入保护规划的文物保护点1087处，其中重庆库区占总量的60％，湖北库区占总量的31％。
事实上，在大量成功数据背后，三峡库区得到挖掘的文物仅仅占到了总量的8％，其余92％的非重点文物是不得不放弃的。一个显著的事例是，“世界第一古代水文站”白鹤梁得到了重点保护，而其它长江水文题刻却永沉水底。实际上，三峡库区著名的水文题刻还有4处。长江历史上最早的枯水题刻是重庆的灵石，始刻于东汉初年。灵石在清末民初还露出过江面，但此后就一直深藏水中。考古学家认为，灵石的具体位置在重庆朝天门码头十多米深的水下等待探明。此外，还有莲花石、龙床石、龙脊石3处枯水题刻也因蓄水而永沉水底。
（ 责任编辑：胡立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