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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笔本报记者梁文君 □采访本报记者吴浩涂远王秋君张华钰牛卫国白洁实习记者江溶全四清
此前东部先行的政策安排锁定了中部的低速发展曲线。但近来“中部崛起”的提法绝不单单是一种平衡之策，而更多地体现了中央已经认识到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并加以着手解决
以武汉为中心城市依托并规划沿长江产业带起锚，带动辐射其他五省进而共同推进中部崛起是最具倾向性的方案。中部崛起首当加速城市化进程，力促新型农业规模化，着力改造传统产业和资源的集约型开发
中部如果仅立足于为东部服务，跟着东部跑，并不利于中部发展。中部不可能向外向型发展。中部崛起要创造新的模式，重点以面向内陆型、内需型方向发展，中部一定要提防狭隘的出口导向型
中部崛起最要紧的还是要着力打造城市群，形成城市组合，实现各省相关产业链条的延伸和相关产业的集约开发，要清楚，中部崛起与否对中部各省是一盘棋
中部地区包括山西、河南、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六省。中部土地面积102万平方公里，占全国10．7％；拥有3．61亿人口，占全国28．1％；国内生产总值占全国23％，是中国主要的能源动力和原材料输出地区
位居中国版图中心的中部六省并没有翩翩起舞于中国经济的中央舞台。
在长期以来的制度和政策安排下，中部六省的经济发展速度与水平就如同一位不卑不亢的慢跑运动员的运动轨迹一般，记录下了一条低速爬坡的中部发展曲线。
如果不是“中部塌陷”论催生东西发展“断层”的惊呼；如果不是“中部崛起”论近两年疾走高端政界，中部，也还是那个中部，它在短期内还不会凸显于我们的视线之内并广为关注。
不过，足以令中部省份兴奋的是：2004年12月初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中部崛起”首次出现在2005年经济工作的六项任务当中。而在2004年3月召开的两会上，中国总理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中部崛起”成为继上世纪90年代初期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对外开放，五年前的“西部大开发”、两年前的“振兴东北”之后的第四轮冲击波。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宏观部主任袁纲明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中部崛起”的提法表明了中央决策层对中部发展的重视度有了明显的改变，我们的政府更加清晰地看到东、中、西部协调、和谐发展的必要性，而中部将要告别此前服从暂缓发展的阵痛期。但他同时认为，缩小或消除地区发展差距的倾斜性政策，中部有可能得不到，我们可以从5年来西部大开发的实践中加以断定。
梯度效应导致中部塌陷
关于中部地区的现状，主流的观点倾向于与国家近20年来实施的“非均衡发展战略”有关，是这种政策使中部成为“政策边缘化地区”，成为“压抑中部”。
当然，要研究中部，我们还必须把中部地区放到全国经济布局之中来看。当初中央确定率先发展东部沿海地区的战略，区位优势是东部的特质，所以提速快，比如深圳特区的窗口功能、比如上海内外资银行云集的金融中心功能，东部沿海地区的实验区功能，是以出口导向型为主调的，这其实就是珠三角、长三角发展提速的根本原因之所在。制造业、商贸业向东部集中，中央又把深交所、上交所等金融证券市场交到东部手上，于是中部的金融资本、人才也伴随着产业集群向东部迁移。有些中部省份抱怨银行把新增贷款大部分投向了东部发达地区，而中部财政则颇显吃力，试想，中部刚好能解决吃饱饭的条件，拿什么去进行新的投入和发展呢？袁纲明对记者说，其实，中部兼具两个方面的资源优势，区位和能源优势，并没有明显的劣势，中部是在中央明确提出梯度发展之后的90年代掉下来的，水陆交通、农业等基础产业优势没有发挥出来，结果是东部沿海地区尝试了扶持政策带来的硕果，而中部地区则承担了分步改革的成本。2004年宏观调控应不应该“一刀切”？最后结果还是力保东部，国家投资的基础设施项目还是向东部倾斜。
不可回避的现实是，中部地区由于农业比重很大，农村人口众多，由于靠农业发展的出路越来越窄，而制造业又没有出现由东部向中部转移的“梯度效应”，中部地区经济结构转型所面临的国内与国外的压力将会加大，中部“经济凹地”有可能会加深并成为全国投资的“谷底”。
此外，“中部塌陷”，还由于中部缺少大都市圈的带动。有专家分析认为，中部大都市难以形成的原因，一方面在于中部地区是全国主要的粮食生产基地，这种分工定位使得工业化、城市
化进程缓慢；另一方面又在于近年来中部地区内部的资源分化。
近两年来，随着长三角、珠三角、泛珠三角经济圈的形成，中部的湖南、安徽、江西等地频频抛出橄榄枝主动表示融入长三角经济圈、泛珠三角经济圈，中部更面临被裂解棋局的诱惑与困扰。
要说差距，其实，东部与中部之间存在一定差距是合理的、必然的。中国人民大学区域经济与城市管理研究所侯景新教授对记者说，关键是这种差距是否在合理限度的范围内。据媒体报道，本来，中部的武汉是天然的东西南北的交通、信息、产品、金融等经济生产要素和生产成果的汇集和扩散中心，是最有可能发育成为中部大都市的城市。但这几年，物流改变了武汉节点的地位。在2002年的两会期间，为了吸引中央关注，武汉市市长李宪生就曾问当时还是副总理的温家宝：“武汉在哪儿？”
其用意是武汉的作用在哪儿？武汉的地位何在？到了2004年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李宪生提交了一份报告，警告说“武汉正成为政策边缘化城市”。
而中部最具边缘化特色的省份——山西省的经济总量和人口在中部六省中是排在最后的。但是山西去年更新改造投资增长57％，在中部排第一位。太原海关有关人士对于2004年山西省对外贸易进口出现的前所未有的旺盛增长势头原因进行分析时指出，上半年钢铁行业的整体过热，对铁矿砂的需求大幅增长，刺激了山西铁矿砂进口量激增，再加上受需求的影响，全球铁矿砂价格大幅增长，进一步拉动了山西进口总额
的成倍增长。而另一方面山西省先进技术设备、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的引进比重仍然很低，而且进口总额远远落后于出口总额，进出口比例严重失调。尽管如此，在高新产品2004年出口排名中，山西在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当中名列倒数第三，排在后面的仅有宁夏和青海。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山西高速发展的对外贸易出口是过度依托焦炭、煤炭的出口，利用全球资源性产品价格大幅上涨换来的，这也就再一次凸显了山西外贸中商品结构的不合理性，从而显露出山西未来发展中的隐患与难题。
谁来引擎中部崛起
有分析人士指出，无论中部地区的中心城市或者城市集群中心最终圈定的是谁，中部要突破，必须尽快建立一个类似东部地区的中心。但南昌、武汉、长沙、郑州、合肥、太原6个省会城市中谁将会是中部地区的中心呢？
地区间竞争，实际上是城市的竞争，是增长极的较量。近年来，中部各省纷纷营造城市联合体，其中武汉城市圈人口最多、占地最广、对中部地区经济影响最大。
2004年底，国内某知名媒体曾向国内外一百多名企业家进行过一次问卷调查，他们对于未来“谁能成为中部经济崛起的支点”的问题给出了这样的回答：安徽（9％）、河南（24％）、湖北（30％）、湖南（13％）、江西（16％）、山西（8％）。湖北在中部六省崛起中被寄予较高的期望值。前不久，湖北社科院课题组的专家学者们提出了“构筑支撑中部崛起的长江产业带”的观点。他们认为，长江产业带是中部地区最发达、开发条件最优越的地区，建设长江产业带符合我国区域经济发展T字型的格局，是实现中部崛起的关键。湖北省社科院长江流域经济研究所所长郭庆汉研究员认为，中部地区长江沿岸地区区位优势得天独厚，资源优势突出，是中部地区最发达、开发条件最优越的地区。而长江沿岸地区包括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四省的沿江地区和洞庭湖、鄱阳湖沿岸地区，长江干流长度1300多公里，是连接东西，交汇南北之枢纽所在，腹地市场十分广阔。其次，长江产业带资源优势突出。该地区有长江最大支流汉江在内的上万条大中小河流，丰沛的水资源，还有该地区丰富的矿产、旅游资源等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优越的条件。再次，长江产业带地区城市密集，城市化水平较高，基本形成了武汉－鄂州－黄石沿江产
业带、长沙－株洲－湘潭城市群、南昌－九江工业走廊等，构筑支撑中部崛起的长江产业带。
在中部六省中，不仅是湖北提出引擎中部崛起，江西省、河南省亦高调提出要领跑中部六省。中共江西省委常委、南昌市委书记余欣荣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南昌面临的主要任务是：从全省而言，就是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实现江西在中部地区的崛起做“排头兵；就南昌自身而言，就是要围绕“一个目标，做好“两篇文章，实现“三个率先，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余欣荣认为，经济全球化促进了新一轮产业大转移，沿海制造业正出现“退沿进中的趋势，而中部地区至今尚处于群雄逐鹿的“争霸时期。中部广大地区之所以发展不够快，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就是“中部不‘中’，病在无峰。换言之，整个中部地区之所以经济不发达，是因为缺乏支撑整个经济圈的中心城市。在中部地区新的极点形成的过程中，就看谁能抓住机遇，乘势而上，苦干、巧干、实干，谁就可能成为类似于长三角、珠三角的上海、广州、深圳那样的一极，成为中部地区的“山峰。这个天时对南昌而言，十分难得！现在国内外一些大型制造业企业已经看好南昌，将南昌列为中国内陆的一个优先选择发展的地方。所以，南昌市委、市政府审时度势，明确提出要顺应产业大转移的趋势，迅速把南昌打造成中国现代制造业基地。
南昌市市长李豆罗告诉记者，南昌正以市场改革为取向，尽快做强做大汽车、医药和食品业、电子信息和家电、纺织服装、新材料等五大支柱产业，进一步加快产业聚集，加快培植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大企业、大集团，大力培育国家级品牌产品。
三农问题是中部崛起乃至中国发展的重要棋局。有专家认为，由于中部地区担负着国家粮食安全的重大责任，一些人认为中部发展不能操之过急，中部地区目前最紧要的是解决三农问题，因此有关方面还在论证，如何在工业化改造的过程中，处理好农业发展方面的问题。农业大省河南围绕“农”字抓产业已经成为中国的一个重要“粮仓”，要实现农业大省向农业强省转化，关键在于提速农业产业化进程，延伸产业链条，打造核心竞争力。推进粮食深加工拉动县域经济，从而实现基础农业的发展带动相关产业。
与此同时，值得一提的是，2004年山西省利用中央和省内各级财政资金12亿元，这是该省自共和国成立以来直接支持农业资金最多的一年。从2005年起该省提前全部免征农业税，以此来助推山西2000余万农民的收入增长步入快车道。
“中部崛起要看河南”——盘踞中原地带的河南省也不甘落后，河南作为中部的中心和主体构架，涉农产业迅速壮大，名牌战略取得成功，河南食品叫响全国、走向世界。同时，随着经济区联合与协作的加强，中原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河南工业经济也得到了较好、较快地发展。2004年河南工业增加值突破2000亿元大关，历时4年又翻了一番。2004年河南省财政收入达428．6亿元（不含基金收入），较上年增加111．3亿元，超过1994年全年财政收入，居中西部地区之首。
依托新型能源和工业基地，山西亦放言称雄中部地区。据统计，2004年山西全省GDP历史性地跨上3000亿元的台阶，财政总收入突破500亿元，增幅创全国第一；城乡居民收入大幅度增长；对外贸易即将突破50亿美元大关，进出口增速居中部六省的第一位。据太原海关预测，如果照这样的速度发展，山西省在一年内，对外贸易可以赶超河南、湖北，在两年内赶超安徽，成为中部六省对外贸易的龙头老大，两年后，山西省的对外贸易有望跃居全国十一二位。山西有望称雄中部的言论在三晋大地第一次被郑重其事地提出。其实，中部省份均放言能领跑中部崛起凸显了中部产业结构趋同、缺乏辐射带动能力的中心城市甚或多年来各省各自为战的现状与窘境。六省能否联动或各省能否加强互动走出中部塌陷区域已成为中部能否快速崛起的重要标杆。
中部要不要跟着东部跑
2004年6月，温家宝总理在武汉会议上强调，中部地区要充分发挥区位、资源和科教三大优势，努力建成粮食生产、能源供应和科教发展三大基地。
有专家预测，中央要扶持中部地区崛起，估计会在解决三农问题、推动中部的城市化、加快培育产业集群、改善武汉的交通物流设施以及财政和金融政策支持等方面入手。
中央提出促进中部崛起，肯定会有所动作，但具体政策绝对不会是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的政策。中国人民大学区域经济与城市管理研究所侯景新教授对记者说，中部崛起最要紧的还是要着力打造城市群，形成城市组合，实现各省相关产业链条的延伸和相关产业的集约开发，要清楚，中部崛起与否对中部各省是一盘棋。
山西省的经济在2004年出奇地争气。2004年，山西财政收入一年新增140多亿元，达到525亿元，这是一种令人吃惊的跳跃式发展。山西经济的奋力一跃似乎始终伴随着国际国内煤炭市场的复苏与兴盛。煤炭产业的景气让山西更多地对能源加以依赖和刻意眷顾，尽管山西一直试图摆脱这种局面，但是历史和现实似乎一直不允许山西这样做，山西对于其“新型能源和工业基地”的崭新定位中，煤炭、焦炭、钢铁等重工业依然是其首推和极力打造的主导产业。
项目是载体。据记者了解，自2004年以来，南昌的两个国家级开发区平均
每天进资达1600万元，投资3．6亿美元的格林柯尔－柯龙工业园等20多个特大项目及一批中小项目落户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使该区正在形成以光机电一体化、汽车制造、制冷、化工等为主导产业的格局；“南昌制造最具代表性的上市公司、全国轻卡三甲企业——江铃集团今年的销售收入将创纪录地突破100亿元。而另一家颇具影响的全国知名民营企业、制药业巨子——汇仁集团，也在迅速扩大产业规模。而山西对于未来的经济发展方向是：把优势做优，打造中国最大动力煤、焦煤生产基地；把特色做特，构建中国最大不锈钢和铝镁业生产基地；把产业做大，培育“中国玻璃器皿之都”等；把技术做高、把链条做深：打造“中国鲁尔”与“中国生态工业园”。这其中作为山西传统支柱产业的煤炭行业，山西以组建大集团、压减落后生产能力等方式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效。记者在河南中牟县城采访时看到，整洁的道路两旁，错落排列着郑州日产、郑州轻型汽车制造厂、河南红宇机械厂3家汽车生产企业和泰新内饰、国基贸易等十几家汽车配套企业。这里，是中部人心目中的“汽车城”。2003年，郑州日产实现利税44945万元。红宇机械厂和郑州轻型汽车厂效益也越来越好，都进入了“收获期”。2004年在遭遇行业低
迷的情况下依然走势良好。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一个不大出名的郑州日产凭借帕拉丁的市场风靡，不仅打响了郑州日产的知名度，而且为中国真正的SUV（运动型休闲车）开了话语权。
据了解，江西除了规划“昌九工业走廊之外，近年又在兼顾农业传统优势的同时提出了“工业化核心战略，亮出了打造省内的省（市）际“小时经济圈的发展思路，形成以南昌与赣州为核心的“都市经济圈，以全面拉动江西的全局发展。江西省社科院研究员汪玉奇分析认为，南昌要抓住增加投入和科技创新两大关键，不断优化工业发展环境，建设工业人才高地，提高工业核心竞争力，努力实现在中部的率先崛起。
湖南省则提出要在群雄并起的竞争大势中着力于突出比较优势，在中部崛起中找准定位、突出中心城市，以梯度崛起带动全面崛起，立足实际省情拓展湖南发展的战略空间，着力打造沿海产业转移的承接基地、农副产品供应基地、科教基地和休闲旅游大省。
据了解，去年4月，河南省的地方官员曾向中央建议，中部崛起需要中央给予多方面的政策支持，其中包括：对中部地区采取税收倾斜政策，中央和地方税收分成大部分留地方，解决中部地方政府财政供给不足的问题；由中部省份有实力的企业发起成立中部开发银行和中部发展银行；建设中部外向型出海口；以土地政策扶持中部的园区经济。但记者了解到，因落地权引发纷争的“东北振兴银行”目前尚待字闺中。2004年12月24日，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谢旭人表示，2005年将进一步发挥税收调节经济和调节分配的作用，积极支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认真研究支持中部崛起和循环经济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为各项税收改革的稳步实施创造条件。
据报道，安徽省省长王金山对中部省份如何对接东部有一番意味深长的肺腑之言。他说：“从2000年开始，安徽就提出了融入长三角经济区，但事实是除了一个‘15＋1’的旅游发展项目，长三角从来都没有将安徽纳入其发展规划。招商引资是谁都在用的手段，谁都在喊的口号，安徽省也通过这样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但我们的成绩，与临近的苏、浙、沪发达地区比较起来，落差是天上与地下那么大。虽然现在都在讨论统筹区域发展的问题，但如果不能缩小这个落差，安徽省在与苏、浙、沪经济对接过程中出现的‘不带你玩’问题始终无法解决，安徽会再一次丧失改变经济命运的机会。并不是安徽改变了‘融入长三角’的战略规划，而是希望更开放地去吸取能改善安徽经济结构的养分。”
中国正在进入重工业化时代，市场对原材料需求密度加大，中部如果仅立足于为东部服务，跟着东部跑，并不利于中部发展。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宏观部主任袁纲明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中部崛起要创造新的模式，重点向内陆型、内需型发展。中部的汽车业、制造业、新农业具有绝对优势。东部地区市场体制进入了成熟期，中部尚在成长期。中部改革要有更大的魄力，推行新型的所有制企业，推进城镇城市化发展，中部不可能向外向型发展，中部提出有利于发展面向国内纵深市场延伸，中部一定要提防狭隘的出口导向型，中部要想崛起，中央还得给政策。
在经历了2003年、2004年基础设施建设热、房地产热、城市化热进而推动的新一轮工业发展热之后；在经历了东部沿海地区“民工荒”、“电荒”、“煤荒”进而导致全国经济如紧绷着一根弦一般之后，中国主要的能源动力和原材料输出地区的中部，其承东启西、沟通南北的枢纽作用和巨大潜力是否应尽情释放？
中部崛起，时不我待。
安徽省省长王金山说，从2000年开始，安徽就提出了融入长三角经济区，但事实是除了一个“15＋1”的旅游发展项目外，长三角从来都没有将安徽纳入其发展规划。也正因如此，像安徽徽派古民居村落这样独具东方文化色彩的景点仅仅成了安徽与长三角之间经济往来的一个象征。
（ 责任编辑：马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