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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均GDP已经超过1000美元。这个曾经被拿破仑称为“睡狮”，并且提醒世界各国、最好不要让她醒过来的国家，正在越来越吸引世界的眼球，全球各大媒体充斥着对中国的关注。我当然不认为这是发达国家对中国进行“捧杀”的阴谋，但我们确实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
发展中的两重性
当前中国发展水平的一个两重性是：既不能过高估计中国的发展阶段，又必须看到，由于中国的后发优势，我们比历史上处于同一发展水平的国家，具有更好的发展条件，完全有可能发展得快一点。我以浙江达到人均3000美元进行的分析，可以表明这一点。
浙江人均生产总值，大致可以在2005年达到3000美元，与南非、巴西相当。这一发展水平意味着什么呢？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2002年世界发展指标，在对134个国家的排序中，人均国民收入在2500美元至5000美元之间，共有20个国家。通过对这组数据的分析，可以得出两个对浙江具有较高参考价值的结论。
一是人均3000美元并非是一个很难达到的发展水平。在这20个国家中，除巴西、阿根廷等外，都是人口较少的国家，如与中国一样从计划走向市场的匈牙利，长期处于战乱的黎巴嫩，存在着严重民族矛盾冲突的土耳其，刚刚从战争中走出来的克罗地亚，艰难地实现了种族和解的南非，他们仍能具有人均3000美元左右的发展水平，尤其是匈牙利达到了5000多美元。从这点看，我们应该戒骄戒奢，决不能因为达到人均1000美元或3000美元而沾沾自喜。
二是这组国家大多有一些较难解决的问题，多数经济发展较慢。只有马来西亚、智利等7国GDP增速较快，但也只有4%至6%左右，其余13个国家的GDP自1980年以来的增长速度都在3%以下。特别是这组国家有7个位于南美，其中阿根廷、巴西等5个国家，可以说是发展速度较慢的一组国家。1980年以来，平均每年的GDP年增长速度低于3%，这也就是一些学者认为患有“南美病”的国家。这就警示我们，必须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地做好各项工作。
幸福感和综合实力的差距
其实，我还想着重指出另外重要的一点，这就是我们当前的国民幸福感和综合实力，并没有达到发达国家人均收入在历史上同一发展水平时的状况。按照1990年美元计算，若干发达国家达到人均3000美元的年份是：荷兰1877年，英国1860年，美国1879年，法国1899年，德国1899年，意大利1935年，日本1957年。考虑到购买力平价因素，浙江现在的人均GDP，可能相当于这些国家人均1万美元时的发展水平，大概相当于这些国家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时的发展水平。在那个年代，原油三四美元1桶甚至更低，其他基础原材料价格也较低。而现在，原油涨了10倍多，达到40多美元一桶，典型地反映了世界能源原材料的涨价水平。当然，那个年代没有生物和微电子技术，更没有数码产品和互联网。但国民幸福感，主要是由住宅、汽车、家庭团聚、文化消费等因素决定的；区域综合实力的基础，也必须是由基础原材料构筑起来的大量基础设施所奠定的。
这就是说，以相同发展水平比较，我们今天所创造的GDP，只能购买较少的能源、原材料。因此，我们虽然也达到了发达国家历史上曾经达到过的发展水平，但只能享用较小的住宅、较少的汽车、比较不宜人的室内温度和不太明亮的灯光，以及其他较少的物质产品和服务。更严重的是，虽然党和政府作出了一系列积极努力，但人均收入差距、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仍将是一个扩大的趋势，这就更降低了全体国民平均的幸福感以及综合实力。
所以，切不可被人均GDP数据所迷惑，切不可高估我们的发展阶段。当世界各大媒体和大牌经济学家对中国的“阿谀奉承”之声一阵阵飘来的时候，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们与发达国家的巨大差距，看到中国长远发展的生态环境和资源制约，看到我们往后的发展道路将更为艰难。
知识优势带来的发展机遇
当然在另一方面，我们也存在着有利于加快经济社会发展的后发优势，这种后发优势其实是一种知识优势。我们可以现成地、低成本地使用发达国家的成功实践所证实的经济社会体制知识；可以在全球性的技术溢出平台上，几乎可以与发达国家工程师同步使用最新的科学技术和装备。这就使得我们能够在较低的人均GDP水平下，实现跨越式的经济社会发展。
以技术发展而言，在同一货币单位下，后期GDP比早期GDP具有更高的技术含量。换言之，同一水平的GDP，有更高的技术支撑，更加容易在短期内快速达到。如现在的笔记本电脑，综合性能约比1990年增强100倍，价格则只有1990年的约八分之一至十分之一。在浙江，一些古老的纺织、服装、皮毛、五金等产业，却是用现代化的装备进行生产，用现代管理理论、数字化的信息技术、高效率的贸易机制、高度组织化的物流体系组织联系起来的。这样再加上我们的低成本劳动力，难怪中国商品可以潮水般地长驱直入欧、美、日市场。
记得小平同志曾经提出过韬光养晦的战略思路，这一思路仍适用于当前的中国。在这个黄金发展期和社会风险多发期并存的发展阶段，既要实事求是地看到我们这一发展水平的“含金量”相对较低，也要看到我们具有发达国家早期发展时期所不具有的制度和技术知识支撑。不管是政府也好、企业也好，都应该清醒有为，抢抓机遇，把中国的现代化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作者为浙江省发展和改革研究所所长）
（ 责任编辑：魏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