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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普顿认为，安全、经济和人民关系是中美关系的“三条腿板凳”。现在，三条腿都长了，因而这个“三条腿板凳”也最牢固
长期以来，如何保护美国在华企业的知识产权一直是中美之间的一个热点问题。由于美国在国际贸易体系中的比较优势也很难维持，中美之间在知识产权上的分歧可能会演化为中美之间的贸易冲突。
蓝普顿认为在“9·11”后的时代里，美国对华外交政策出现了金字塔式结构，即安全问题处于最重要的位置，而经济问题和人权问题的地位相对下降。美国这种“金字塔”式外交还将在一定时期内存在，这也就决定了中美关系的大局将在一定时期维持稳定。
“新保守派”也开始谈论中国崛起的正面意义，这为人们增添了对中美关系未来走向的信心。
根据调查，在1997年时，美国在华企业的利润基本为零。但是，2003年美国在华企业的股本盈利从1999年的7.55亿美元上升到了24亿美元，翻了三倍多。
北京时间21日凌晨零时30分，小布什将正式担任美国第55届总统。与四年前的同一天相比，中美关系取得了长足进展。四年前，小布什把中国定义为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而如今，美国广泛承认中国是“崛起中的大国”。位于华盛顿的美国智库尼克松中心在一份研究报告中甚至把中国称为美国“反恐战争中的伙伴”。同样地，正式离任的美国国务卿鲍威尔也积极评价中美关系，并认为“中美关系是30年以来的最佳时期”。
但是，自从小布什连任竞选获胜以来，一些“新保守派”便又开始鼓吹“中国威胁论”。如以安全政策研究中心（CenterforSecurityPolicy）的弗兰克·加夫尼（FrankGaffney）为代表的“新保守派”在给小布什列出的“七大任务”中要求美国政府以强硬方式对待中国。
“新保守派”在小布什政府中强有力的影响以及这种危言耸听的言论，使许多分析人士对未来四年内的中美关系表示担心，他们担心中美关系会倒退到2001年的水平。那么，这种对中美关系的忧虑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状呢？它又在多大程度上预示着中美关系的未来四年呢？
美国两位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李侃如（KennethLiberthal）和蓝普顿（DavidLampton）日前在华盛顿“新闻俱乐部”（NationalPressClub）的中美关系论坛上总结了中美关系的现状。在肯定中美关系大局良好的同时，曾任克林顿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负责人的李侃如认为中美关系中主要存在三方面的分歧。
首先，中美在处理朝核危机问题上存在分歧，朝核危机的无限期拖延可能会对中美关系形成挑战。在朝核危机问题上，美国拒绝和朝鲜进行双边谈判，并威胁把朝核问题提交到联合国表决，并对朝鲜实施经济制裁。同时，美国坚持朝鲜必须全面解除核设施之后美国才有可能作出不侵犯朝鲜的承诺。而中国认为美国在朝鲜问题上“只用大棒，不用萝卜”，也不主张对朝鲜实施经济制裁。中国主张通过包括中国、美国、日本、俄罗斯、韩国和朝鲜在内“六方会谈”机制以对话的方式来解决朝核危机问题。虽然在中国的倡导之下，“六方会谈”已经举行了三次，但是朝核危机仍未消除。李侃如认为，朝核危机如果无限期拖延，甚至出现朝鲜半岛有核化的局面，不仅不利于中国的安全，而且会使中美两国在核扩散领域产生摩擦。
其次，李侃如认为在处理伊朗核危机问题上中美之间也存在分歧。长期以来，美国一直把伊朗列为大规模杀伤武器扩散的黑名单之首。因此，在伊朗核危机问题上，美国主张把问题提交到联合国进行表决，并对伊朗进行制裁。但是，与英国、德国和法国的立场相似，中国主张应该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框架下通过对话方式来解决伊朗问题。美国许多学者，特别是“新保守派”认为产生这种分歧的原因是伊朗是中国的第二大石油出口国。在过去的两年里，美国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已经先后举行了数次有关中国能源战略的听证会，主要是考察中国能源依赖进口可能在安全方面对美国带来的“挑战和威胁”。
最后，李侃如认为中美之间在知识产权问题上的分歧如果处理不好也会升级，进而影响中美关系。长期以来，如何保护美国在华企业的知识产权一直是中美之间的一个热点问题。由于美国在国际贸易体系中的比较优势也很难维持，中美之间在知识产权上的分歧可能会演化为中美之间的贸易冲突。
同样地，在正面评价中美关系的良好现状的同时，蓝普顿也指出了中美关系存在的主要分歧。
其中一个就是两国在看待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和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存在分歧。按美国统计，自2000年以来，中国一直是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国，根据美国官方统计，2003年美国与中国的贸易逆差达到了1240亿美元，而2004年前十个月就达到了1310亿美元。美国政府、媒体和学者纷纷要求中国实行货币浮动汇率制，并允许人民币升值，从而减轻贸易逆差的压力。然而，中国方面认为，美国的对华贸易逆差反映了美国的消费模式，即美国的消费者不喜欢储蓄，而倾向于超前消费。结果，美国不仅对中国有贸易逆差，而且对整个世界也有贸易逆差。相反，中国虽然对美国有着巨额贸易顺差，但是对东盟国家、日本、韩国都有贸易逆差。所以，在很大程度上，东南亚国家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转移到了中国，但是美国与整个东亚地区的贸易顺差却基本没变。
尽管李侃如和蓝普顿指出了中美关系中存在的种种分歧，但是他们都肯定了中美关系的良好现状，特别是“9·11”后中国在反恐领域给予美国的支持。这种支持首先表现在信息上对美国的支持，还表现在配合美国建立国际反恐机制，例如中国参与美国倡导的集装箱安全机制（ContainerSecu－rityInitiative）并且允许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在北京建立分部。此外，这种支持还表现在多边体系中，例如“9·11”后中国倡导“上海合作组织”（SCO）加强反恐功能，以及中国在联合国仲裁伊拉克问题方面给予了美国支持。最后，这种支持还表现援助阿富汗战后重建，例如中国向阿富汗提供了1.5亿美元的经济援助。
至于中美关系中的分歧，蓝普顿认为这种分歧符合大国关系的模式，即国际关系中大国之间存在既合作又竞争的关系。这些分歧的存在实际上指出了中美关系需要努力的方向，同时也说明了中美关系可以更好些。因而在指出这些分歧的同时，李侃如和蓝普顿都认为未来四年内美国对华政策的走向与过去四年变化不大。归根到底，这是由于中美关系中的结构性因素制约着中美关系的走向，也制约着“新保守派”施加影响的空间。
“9·11”后“安全第一法则”将会继续主导美国外交政策。中美关系的历史证明，凡是中国在安全问题上有助于美国时，中美之间的分歧就退居二线，中美关系的大局就好；相反，如果中美缺乏安全合作，那么中美之间的分歧就会凸显，中美关系就会像航行在大海之上的一艘大船，由于没有既定的方向，这艘船就会随着风浪摇曳不定。从前苏联垮台后到“9·11”，由于没有一个“既定方针”，中美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受历史事件驱动，呈现出很大的波动。“银河号事件”、中国前南斯拉夫使馆被炸和“海南撞机事件（EP-3）”使中美关系所产生的摇摆就证明了这一点。而“9·11”后，美国安全危机感上升，在反恐和安全领域中所提供的合作使中国再度成为美国的“伙伴”。结果，中美之间在“9·11”之后虽然存在种种分歧，但是两国在安全领域的合作成了压倒一切分歧的“王牌”。因此，蓝普顿认为在“9·11”后的时代里，美国对华外交政策出现了金字塔式结构，即安全问题处于最重要的位置，而经济问题和人权问题的地位相对下降。美国这种“金字塔”式外交还将在一定时期内存在，这也就决定了中美关系的大局将在一定时期维持稳定。
中美之间在国际贸易和资本市场的相互依赖日益加深。继欧盟之后，美国是中国的第二大出口市场，吸收中国出口的30%。而中国已经取代了墨西哥成为美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2003年美国与中国的双边贸易占了美国与全球贸易的9%。上世纪90年代，美国对华出口每年增长12%。中国加入WTO后，美国对中国的出口速度增长更快，2002年增长了15%，2003年增长了28%，2004年前10个月增长了31%。中国现在是美国的第六大出口市场，2003年吸收美国总出口的3.9%。
此外，截止到2004年10月，中国持有价值1746亿美元的美国国库债券，成为继日本之后美国的第二大债权国。而美国成为中国国际融资的最大资本市场，根据美国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听证会的有关资料显示，从2001年到2003年，95%的中国海外IPO在美国，而中国在美国资本市场融资62.5亿美元。最后，中国市场开始成为美国企业的主要利润来源。根据《中国经济季刊》（ChinaEconomicQuarterly）最近的一份调查显示，美国在华企业的利润大幅上涨。据《中国经济季刊》估计，如果把美国企业通过其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子公司对中国业务的盈利计算在内，那么美国企业在中国的总利润额从1999年的44亿美元上升到了82亿美元，几乎翻了两番。
中美两国的人与人的关系不断加强。首先，两国留学生的数量不断增加。在2002年到2003年度，64757名中国学生在美国留学，占了美国外国留学生总数的11%。同样地，根据中国教育部统计，2003年3693名美国学生在中国留学，这其中不包括在中国工作的美国人。其次，在两国之间旅游的人数不断增加。根据中国旅游管理局加拿大多伦多旅游办公室的统计表明，2003年822511名美国游客到过中国，占了中国总游客的7.2%。根据美国官方统计，2000年中国到美国的游客总数达到了249441,占美国吸收外国游客总数的5%。
正是基于以上三种结构性因素，蓝普顿提出了中美关系中的“三条腿板凳理论”。他认为，中美关系的“三条腿板凳”的三条腿分别是中美在安全领域的合作、中美在经济领域的合作，以及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联系。冷战时，安全这条腿长，而其他两条短；冷战结束后到“9·11”之前，经济合作和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这两条腿变长，但是安全这条腿减短。现在，三条腿都长了，因而这个“三条腿板凳”也最牢固。
除了中美关系结构性因素的制约以外，国际关系的现实也迫使小布什政府中的“新保守派”重新思量中美关系。一方面，伊拉克、阿富汗和全球反恐使美国三面受敌，结果军事实力过于铺张，反恐战争短期内不可能结束，因此美国仍需中国的合作。另一方面，中国崛起的趋势无法阻挡。用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亚洲中心主任、高级中国研究员伊丽莎白·伊考诺美(Eliza－bethEconomy)的话来讲，在中国扩大其国际影响的过程中，美国可以施加的影响是有限的，实际上中国并不需要美国的帮助来融入国际社会。因此“新保守派”也开始谈论中国崛起的正面意义，这为人们增添了对中美关系未来走向的信心。
“新保守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理查德·阿米提奇(RichardArmitage)在2004年12月10日接受美国公共广播电台（PBS）采访时，指出“中国的和平崛起将是21世纪前50年最具影响力的事件”，并认为中国中产阶层的壮大将意味着中国对其他国家产品需求的增加。因而，他指出“中美之间并非零和博弈”，因为国际经济体系把中美两国紧密联系在一起，所以中国的崛起会导致“水涨船高”，美国也将因此而受益。
“新保守派”公开谈论中国崛起为美国带来巨大机遇，这还是第一次。与其说这代表了“新保守派”对中国看法的转变，不如说是他们对事实的一种追认。所以，我们也可以断定，未来四年内中美关系中的结构性因素和美国面临的国际现实不仅为中美关系带来一定的稳定性，而且迫使美国政府中“新保守派”放弃或者改变他们为小布什制定的“中国任务”。
（ 责任编辑：马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