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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中航油之后，中储棉也在期货市场上倒下了。发改委表示，中储棉此次经营进口棉花主要是企业经营行为，发放进口配额是给企业进口的机会，在配额量内进多少，何时进，按什么价进，均由企业自行决定。中储棉负责管理国家的棉花储备，其储备性业务由发展改革委指导，其经营性业务则自负盈亏。如此看来，中储棉巨亏，总经理雷香菊女士难免要成为饱受诟病的对象了。
不是因为高层刚愎自用
然而惩罚了“肇事”的高层管理人员，成功地建立起了郎咸平教授推崇的“国有企业职业经理人制度”，是否就能避免下一个“中储棉”的出现呢？
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的目的是，用合理的赏罚制度激励高管，尽量使代理人（高管）与委托人（国资委）的利益一致，从而正确引导高管的行为。雷香菊在中储棉面临什么样的激励机制尚不得知，陈久霖在中航油的薪酬设计最近广为传播，正好拿来研究研究，看看其中有什么大的纰漏。
前一段盛传陈久霖的年薪高达2350万人民币。其实并不确凿。假使陈的薪酬真是年薪制，那么他一意孤行投机期货失败，倒是很容易就解释了：普通高管十年才能赚的钱我都到手了，投机失败大不了走人，有什么好担忧的？事实上，陈的年薪不过60万新币左右（折合人民币不到300万），其余2000多万收入是按利润分成的：在公司年盈利1200万元新币以上，按比例提成；年利润低于1200万元新币，分成为零。结果，2002年中航油的净利润达到了惊人的5793万元新币（折合人民币约2.78亿元），超过计划近4600万元新币。分成加上年薪，这才有陈久霖年薪2350万人民币之说。可见，陈的收入与公司业绩是高度相关的，陈本人有很强的动机，要把中航油“作为第二生命”。
惩罚机制又如何呢？作为中航油主管，在此大厦将倾之际，非但高薪泡汤、事业受挫、名声大坏，可能一辈子都难东山再起，代价不可谓不大。甚至说，中国国企高管因为国内法制不健全，违规操作比比皆是，更容易在东窗事发之后被秋后算帐，比发达国家的高管们承担着更多的风险。所以，当前国企投机风险的结症，绝非一两个高管的“刚愎自用”。
国企董事会形同虚设
在笔者看来，第一个重要原因是国有企业的董事会制度形同虚设。普通上市公司，高管需对外公布重大交易的内容，按期公开财务数据。即使高管一叶障目，股东们和董事会眼睛会瞪得大大的。因此私人企业对风险的防范比较有效，倒不是投资不会失败，而是失败后可以及时止损。私有制企业身怀有效的董事会制度，生存尚且不易，国有企业在这个竞争年代中，若是不计垄断因素，胜算又有几何？
或许有人会说，国有企业也会开股东大会，出资人并不缺位。去年11月24日，中航油新加坡公司巨亏披露的前夕，中航油便宣布由于在其母公司中航油集团股东大会上大多数股东反对购买新加坡国家石油公司20.6％的股权，所以中航油新加坡公司决定放弃对新加坡的石油收购，及时制止了一笔不可能成功的收购计划。
但是，中航油是一家新加坡的上市公司，股东并不仅有中航油集团一家，为什么不让在董事会也有一席之地的海外投资者（尤其是我们希望籍以提升企业管理水平的战略投资者）了解情况呢？中航油在10月份就已经开始亏损，为什么海外投资者到12月1日才突然得到巨亏数亿美金的消息？很明显，中航油向散户隐瞒了巨亏信息。但是为什么它敢隐瞒呢？这里不得不谈导致国企投资失败的另一个重要原因：预期。
坏在对政府兜底的预期
虽然国企改革已经多年，但是政府各种各样的“救援”行动给国企领导人描绘了一幅美妙的前景，造就了一大批国企亏而不退，死而不僵。相反，他们总是翘首盼着政府的救济。
当然，政府这么做自然有社会稳定等长远的考虑，但客观上惯坏了国企高管。听听陈久霖怎么说吧：“如果国家出手，危机挺过去甚至赚了钱，为什么还需要披露呢？”这就是中航油集团不披露信息反而卖出股份补仓背后的真正原因。再看看中储棉在投资失败后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吧。据发展改革委有关司局介绍，在亏损发生后，中储棉曾希望有关部门按他们的成本价收储这批棉花。什么是成本价？就是他们购进棉花的价格！就是那个推动了纽约期货市场棉花价格连续拉出几个涨停板的买入价！或许事后旁人看来这样的逻辑荒谬无比，但它真真切切地扎根于国企高管的思维深处。
中航油事件中，国资委最终果断地否定了不计代价的拔刀相助，但在中储棉事件中，棉花最后的收购价定在了13100元/吨，虽然低于16000元/吨的估计成本价，却仍高于市场价。政府的这些行动，深刻地影响着国企高管的行为预期和行为选择——自负盈亏，实在是知易行难。
从中航油到中储棉，下一个轮到谁？在目的论占据哲学主导地位的中国，在成王败寇的传统逻辑下，这样的发问绝非危言耸听。倘若历史重来一次，陈久霖和雷香菊的投资各自获得巨大成功，却仍然因违规操作而被撤职处分、公开批评，那才是真正的国企之幸！
（ 责任编辑：周克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