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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社会广泛关注的《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即所谓“36条”，终于在1月12日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获得原则通过。
从1980年8月，中央转发《进一步做好城镇劳动就业工作》对个体经济的肯定，到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明确：“坚持多种经济形式和经营方式的共同发展，是我们长期的方针”，以及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和十六届三种全会对非公经济地位的逐步提高，和与之同步的对1982年宪法的四个宪法修正案的改进，非公经济尤其是民营经济的“正身”之路可谓漫长。
“36条”能否如各界预期，彻底消除对非公经济的歧视，真正实现“非禁即入”，关键还在于，文件能否在具体细则上有所突破，能否在自上而下的贯彻中得到真正落实。
1月18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高尚全、副会长石小敏，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会长保育均和“36条”起草组成员、国家发改委体改司副司长徐善长共聚“21世纪北京圆桌”第33期，就“36条”能为非公经济提供的“正身”之可能，深入讨论。
本报记者 王梓 主持
非公经济迎来“36条”
《21世纪》：国务院常务会议刚刚原则通过《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即“36条”，那么，何以有此文件呢？
保育均：2003年下半年开始，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就非公经济的发展问题在全国几个省市做了一些调研，并于2003年年底写了一个报告给国务院，厉以宁同志作为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同时给总理写了一封信。去年2月，总理在信上的批示说，要出台一个关于非公经济的总体性文件。两会之后，文件的起草工作正式开始，起草过程中征求了各方的意见。去年7月24日，曾培炎副总理参加的青岛会议上，国务院充分听取了私营企业的意见，温总理又做了一个批示在会上传达，又一次指出私营经济的重要性，提出非公经济应该与公有制经济一视同仁。
这说明非公经济当时还面临一些发展的阻力：第一，不能做到一视同仁、平等竞争；第二，在金融方面，民营企业融资困难还很大；第三，得不到平等的社会服务；第四，私营企业的权益保护不够；第五，政府对其规范和监督还不够；最后，就是政府职能转变还不够，提供公共服务的职能还没有充分发挥。所以，“36条”是针对民营经济发展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障碍出台的，是落实十六大有关决议的一个具体的行动。
高尚全：很多人将“36条”的出台误解为对宏观调控中民营企业损失的一种安抚。其实宏观调控并不是对民营经济的调控，不过民营经济中一些诸如“铁本”的典型事件使得我们感觉好像民营企业在调控中受到的影响比较大。“36条”自始至终得到温总理的直接关注，体现了我国一以贯之的对民营企业的重视。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是既定的方针，在十五大、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的文件上已经体现得很清楚，现在进一步贯彻落实，是十分必要的。
《21世纪》：对“非公经济”的范畴，我们怎么界定？
保育均：“非公经济”这个词在文件上是1991年统战部、工商联开始用的，主要是为了在概念上涵盖外资领域。“中小企业”是另一个概念，我国私营企业雇佣人数在8个人以上的中小企业大概是370多万家，雇佣8个人以下的个体工商户有3000多万家，按照我们刚刚拿到的工商联的统计数据，我国目前国有企业是105万户，集体企业163万户，公司制企业116万户，外商投资企业23万户，私营企业301万户，个体户2353万户。
石小敏：所谓的“非公经济”主要还是指民营经济。历来对民营经济的理解有广狭之分。狭义上理解，过去工商部门做企业登记，在法律组织形式上分了几类，国有企业、集体经济、个体经济等等，但没有民营经济，过去在统计上也没有民营经济的范畴，所以狭义的民营经济相当于国内的个体私营经济。广义上理解，民营经济不是和国有经济而是跟国营经济直接对应的一个概念。
国营即“官营”，“官营”的概念源于汉代的《盐铁论》。中国的计划经济存在国营、国有两层含义。1994年的时候把国营这个词废弃不用了，转而只提国有经济。当时正是产权改革兴起、股份制改革实验走向高潮的时候，从强调产权这个角度把国营经济叫做国有经济。但是，弃国营而用国有，实际上掩盖了传统计划经济的一个更为本质的特征——行政配置资源，它的一个极端表现就是行政性垄断，行政性垄断程度比较高的部门，比如金融系统、资本市场，关键性资源都是自上而下分配为主的。资本市场现在得病了，病根就是90年代自上而下分配上市资源时种下的。
凡是市场配置资源为主的就是民营经济，凡是行政配置资源为主的则更接近官营。民营的含义有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面。我国修宪保护私产、接受ＷＴＯ的原则来构筑更加完备的市场经济体系，这是宏观层面。中观的意义在于一个行业的改革是走向行政垄断还是市场竞争，有人说股市得了“艾滋病”，银行得了“败血病”，这些是中国很大的包袱。
微观看就是民营。温州人被称为中国的犹太人，创造了最有活力的经济；外资在我们的进出口中已经半壁天下而有余；第三种就是新型国有企业或新型公有企业。那些指1980年代才发展起来的，从小就生长在竞争性行业和竞争性领域的，在改革开放中发展起来的企业，比如ＴＣＬ、海尔、联想等。这三类企业，如果再加上广大的个体户，构成了浩浩荡荡的民营经济。
浙江的国有经济质量比较好，浙江的国有银行也比较好，民营经济和国营经济这个对立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把民营和国有对立起来就常常不得要领。
假如没有非公经济
《21世纪》：我们怎么评价非公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当中的地位和作用？
高尚全：我们对民营经济作用的认识是不断加深的，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第一个阶段的认识是，非公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补充；第二个阶段的认识是把非公经济作为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也是对非公有制经济认识的一个飞跃；第三阶段是十六大提出的两个“毫不动摇”，其中之一就是要毫不动摇地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到十六届三中全会又进一步，提出非公有制经济是促进社会生产力的“重要力量”，这又是一个飞跃。“重要力量”就说明它所起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起草过程中，原来的提法是“重要力量和生力军”，我觉得“生力军”是相对于“主力军”国有经济的，而我国的民营经济在ＧＤＰ贡献率上，特别是在扩大就业方面都有重要的作用。从改革来看，我国现在增量改革发展较快，存量改革发展比较缓慢，增量改革的发展推动了存量改革，而增量改革的发展主要是靠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来推动的，民营经济反过来也推动了存量国有经济的改革。所以说，非公有制经济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同时也促进了改革本身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这种作用一定要真正认识，不能以为可有可无，否则对贯彻“36条”一定不利。“36条”的真正贯彻落实，会推动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为整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为我们小康社会的实现提供一个更好的基础。
徐善长：我提供一些数字来说非公经济的作用，第一就是民营经济已经发展成我们国民经济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按照目前的数字，非公经济占我国ＧＤＰ的30％－40％，估计保主席那边统计的数字还要大一些。
保育均：我们的统计是占47％。2003年私营企业上交税金增长了46．8％，国有经济上涨了9．9％。在40个重点工业中非国有经济完成工业总产值比重超过50％的行业达到29个，在21个行业非公经济比重达到70％以上。民营经济包括集体经济在内，在商贸、餐饮的传统服务业上占到了主体地位。就业方面，截至2004年6月，私营企业就业人数4714万，包括个体户是9000万。
徐善长：从1992年以来，个体、私营企业平均每年净增就业岗位500万－600万个，占全社会就业岗位的四分之三，在2004年社会新增的就业岗位中，有90％是非公经济提供的。
其次，民营经济已经成为支撑区域经济的主体，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判断。尤其是在地、市、县一级，经济的主体就是私营经济。比如说浙江温州，非公经济占85％左右，甚至在辽宁营口都占到72％，另外，非公经济在广东1500个乡当中，年产值120亿元的有120个。
再次，非公经济在对外开放中的地位日渐突出。最近两年私营企业出口增长非常迅速，2003年全国非公企业进出口总额593亿美元，其中出口347．4亿，同比增长了149．7％。
还有，非公经济是提高产业竞争力的重要途径。我们国家非公经济比重比较高的行业，都是产业优势比较显著的一些行业，比如说，我国服装出口占全球服装贸易额的五分之一，非公经济生产量占到全国服装产量的95％。2004年全国纺织品出口总额近1000亿美元，接近全国出口总额的20％，而绝大多数纺织产品都是非公企业制造的。这些我们有比较优势，现在贸易讲比较优势。
最后，非公经济是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力量。体制外的力量对我们体制内的改革有很大的促进作用，无论是现代企业制度还是现代市场体系的建立、对外开放，非公经济都起到了非常大的促进作用。
保育均：假如没有非公经济，中国经济将是什么局面？不可想象。中国传统体制改革就是存量改革，如果没有非公经济，国有企业改革不可能这么顺利，我觉得这个道理讲得还不够。东北国有企业改革为什么难？就是因为私营企业太少了。而浙江、广东、上海、江苏、山东、福建几个省市国有企业改制之所以比较顺当，就是因为私营企业比较多。根据去年的数据，上海有公有制企业12．4258万户，下降了7．31％，私营企业是38．4927万户，与广东省接近，国有企业资本是11869亿，私有企业是5681亿。
2004年2月份，国资委在上海开了一个国资研讨会，研究地方国有资产增长情况。结果发现，中国地方国有资产增长最快的是广东，保有量也最多，是8000亿，第二个是上海6000亿，第三个是江苏，第四个是山东，第五是浙江。可以看出，哪个地方私营经济发展快，哪个地方的国有资产增长就快，这两个是统一的。而且，社会最安定、和谐的地方，也是非公经济发展比较快的地方。
我还要强调的是，在国有资产改制过程中，国资流失的问题不能嫁祸给民营企业。现在，国有资产流失成了攻击非公经济的一个主要口实，实际上这两者是没有关系的。国企改革中国资确实是流失的，流失的原因，一是法制不健全；二是操作不规范，内部人控制；三是地方政府官员“同意”。国资流失的这个帐算不到私营企业头上。
对私企参与国企改革，当地的党政领导心态一定要平和，企业干部的“马桶心态”也要不得。
石小敏：真正国有资产和国民财富的最大流失不是因为民营经济流出去的，是在国有企业制度缺失或有制度不能执行的过程中流出去的，更大的比例在于“坐失”。
体制“不平等”桎梏
《21世纪》：改革开放以来，非公企业都有了哪些变化？
徐善长：非公经济最近几年呈现出几个比较新的特点。一是在产业结构方面，非公经济在行业分布上从以制造、建筑、运输、商贸和服务业等领域为主，已经开始向基础设施、公共事业等领域拓展。近几年在重化工、基础设施、冶金、汽车、电力等行业已经出现了投资规模在几亿、几十亿、上百亿的非公企业。钢铁产量超过100万吨的非公企业已经有10家。全国有30多家非公企业从事汽车整体生产。非公经济发展的档次已经逐步高级化了。
第二，在组织结构方面，非公经济在规模结构上已经涌现出一批资本密集、技术密集的大企业、大集团。我2001年跟着吴敬琏到浙江搞调研，那个时候户均资产是76万元，今天是118万。这个规模和原来已经是不可同日而语了。
全国非公企业注册资金在100万到500万的是45万户，500万到1000万的是9万户，1000万以上的是5．5万户，一亿元以上的是1200户。
第三，在企业制度方面，非公企业从以个人家族企业为主已经向多元投资主体的公司制企业发展。2003年，我国300万户非公企业中有限责任公司达到230万户，到2003年底全国有近200家由私营企业控股的上市公司，占全部上市公司的16％。
第四，在区域和空间布局方面，非公经济在沿海地区率先发展，且比重大，到现在中西部地区发展正在加速，比重在提高。在产业布局上，早先以小规模分散化经营为主，现在已经在部分地区形成一批以专业化、规模经营为特征的产业集群。这两年中西部非公经济发展超过全国非公经济发展的平均速度。浙江提出一个口号：小商品大市场，小企业大生产，小买卖大发展。浙江省目前产值超过亿元的区块经济519个，超过10亿元的147个，超过50亿元的29个，超过100亿元的3个，有些产业集群成为我国的重要的生产基地。
第五，就是市场结构，非公经济以前是国内市场为主，现在开始向国际市场迅速发展。
《21世纪》：非公经济的快速发展也使得体制性束缚的解决更加紧迫，目前我国的非公经济发展存在哪些体制性的障碍？
石小敏：总体来讲，非公企业的发展环境已经由人为的歧视逐渐形成一个相对平等竞争框架，但至今仍给人一种“后娘养的”感觉。从竞争的不平等角度来看，民营经济没有像外资那样的优惠政策，很多资本不得不以“假外资”的身份来享受外资的优惠，跟国有经济相比在身份上有很大的差别，也不像国有企业在一些垄断行业中享受着保护与特权。民营经济的发展不得不借助社会的力量，通过一些合理但不合法的形式发展，比如说浙江的地下钱庄、民间信贷。民营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在与外资的竞争中没有“后方”支撑，长期以来无后方作战。民营企业在国际国内市场与外资企业竞争时得到的金融支持与法律保护是很弱的。
徐善长：我觉得现在非公经济发展还面临一些制约因素，即制约非公经济发展的一些体制障碍难以在短时间内得到根本性解决。具体讲有这几个方面：第一就是垄断行业的进入问题。垄断行业的改革已经迈出很大的步伐，但是按照市场经济体制要求还远不够，比如说民航、电力、电信、石油、石化及其他资源垄断性的行业，还有广播电视，它们的改革还是比较滞后的。虽然法律上没有禁止非公经济进入，但是非公经济真正要进入还是非常难。
第二个体制性障碍，是金融体制改革有待于进一步到位。目前非公经济在市场要素使用方面处于不平等的地位，比如，我们全社会贷款的70％左右都贷给了国有企业，贷给非公经济的比重是非常少的。而国有企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比非公经济要低。非公企业虽然上市的有一两百家，但是相对一千多家的上市公司而言，比重还是比较低的。中小企业的发展需要民营化的、中小型的金融机构来给予资金上的支持，国外都是这样的，我们不能因为发展中可能出现风险就因噎废食。
第三个体制性障碍，就是财税体制改革比较滞后。我们的公共财政体制很不完善，不少地方政府用于公共服务的资金不足。现在的分税制造成了行业和区域税制的差别，造成现行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税率偏高等问题。
第四，就是应对国际贸易争端的措施缺失。现在国际上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倾向，而我们的非公经济要走出去，还面临着解决国际贸易争端的机制缺失问题。
第五，土地调控的杠杆作用还需要充分发挥。
第六就是市场准入限制仍然比较多。
如何打破“玻璃门”
《21世纪》：“36条”中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要为非公有制经济创造平等竞争、一视同仁的法治环境、政策环境和市场环境，那么，这一点如何做到呢？
石小敏：国内的市场环境怎么才能够改进呢？最重要的途径就是公有经济与非公经济，内资企业与外资企业一律平等，法律只有对所有主体都平等才能真正实施，过多的政策的区别对待必然会给执法者提供寻租空间。但现在这种政策上的平等还没有实现，特别是税制、土地政策，劳动力等关乎国家协调统筹发展的重大问题上。
保育均：十六大以来，各个省、市、自治区毫无例外的为发展非公经济出台了不少优惠政策，但是落实得并不多。什么道理？就是不平等，始终觉得非公经济是体制外的，就像赵太爷对阿Ｑ的态度，“你怎么会姓赵！——你哪里配姓赵！”这种心态显然要不得。
高尚全：要做到真正的平等竞争、一视同仁是不容易的。我们在十五大报告起草的时候提出几个重要概念，第一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共同发展，是社会初级阶段重要的经济支柱；第二是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应该而且必须多元化，不能单元化；第三是非公有制是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第四是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第五是国有经济减少一些不影响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第六是各类经济都一视同仁，平等竞争。但是从十五大至今，还没有真正实现，还有法律、政策和市场整合上的歧视。
要真正做到一视同仁，第一，要有一个法律的环节，要清理一下我们的法律法规，清理一下过去对非公有制经济有没有一视同仁，有没有平等竞争，有没有歧视。第二要清理我们过去的政策，清理对对非公有制经济的有歧视的政策。第三个要清理市场的环境，看看过去在市场整合和市场管理上对非公有制经济有没有歧视，以及为什么没有做到真正的一视同仁。
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决议很重要，其中提到，凡是法律不禁止的领域，非公有制经济都可以进入，包括公用事业和基础设施领域。这体现了一种市场经济的理念。市场经济就是坚持法律不禁止的领域都可进入，鼓励创新。而计划经济的理念，是任何事情都要经过批准才能干，这样就抑制了人们的创新。市场经济之所以能够优化资源配置，就因为有个创新的环节。如果什么都要经过批准才能干，就没有创新的条件。比如在法律上开药店需要批准，因为人命关天，但如开饭馆就用不着审批，只要照章纳税，不违反法律就可以了。我们办任何事，都要层层审批，一个项目几十个图章下来影响了创新，也滋生了腐败。如果不需要审批，送礼都不用了！送给谁呢？所以，我觉得只要法律不禁止的都可以进入，这一条很重要。
这次“36条”提到，非公经济不仅可以进入到基础设施、公用事业等领域，还可以进入到垄断行业。但是要注意防止明宽暗紧，要真正地落实市场准入。但这是难度很大的，因为涉及到部门的利益。取消了审批，审批部门就没有饭吃了，当然会极力反对。
《21世纪》：《意见》明确提出“鼓励和支持非公有资本进入基础设施、垄断行业、公用事业以及法律法规未禁止的其他行业和领域”，但实际上，非公经济进入这些领域却要遇到所谓的“玻璃门”，对此，该如何破除呢？
保育均：“玻璃门”的问题确实值得重视。既得利益者打着公共利益的旗号，排斥了新进来的非公经济。非公经济碰到一些既得利益部门，就会撞到“玻璃门”。
石小敏：这需要对行业准入政策彻底清理。政策如果需要行政部门层层贯彻执行的，最后落实效果一定很差，这是事实。有一个办法就是把社会健康的，优秀的企业引入到政策讨论和政策如何落实的过程中去，加大参与度。可以把民营行业的代表请来，讨论到底是文件的不衔接，还是底下官员有自己的私利或者怠工不作为？
徐善长：实际上现在对垄断行业的认识不太一样了，原来我们说自然垄断的业务是需要垄断经营的，是不能放开的。比如说铁路网、城市公用事业网是不能放开的。但是今天一些事实表明，大的垄断行业，完全分拆到一般意义上的企业状态，又不一定能够形成规模效益，这是由它的外部性决定的。
石小敏：前几年汽车是垄断的，垄断在“生孩子的权利”上，结果我们的家用轿车这一块补贴了很多钱，十几年时间里发展特别慢。跟家用汽车相比较的是农用车，国家没投钱，结果年产量达到了三百万辆，甚至更多。现在整个汽车行业开放了，所有的中小汽车企业国家都跟外资合资了，老百姓很快走入了汽车时代。
很多竞争性行业是同时让民营经济成长，国营可以干民营也可以干，比如彩电这样的家电行业，我们就炼出了像长虹这样的有竞争力的企业，奶业也出现了伊利、蒙牛这样的企业。
徐善长：现在的国有经济比重很高，非公经济之所以进入不了，就是因为门槛太高。城市公用事业也是垄断行业，但是这是个特殊的垄断行业——管网式垄断，但它是和社会公益有关的，有外部性，所以这个行业进入的门槛不是这么高，但要形成市场化的价格机制。
保育均：在市场准入这个问题上，与其说意识形态问题，还不如说是利益问题。对利益部门和非公经济发展而言，“既生瑜何生亮”？现在有些意识形态讲出来冠冕堂皇，实际上掩盖的是一些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
民营经济问题不是要求再来一套优惠的政策，而是真正在市场经济中大家作为平等主体来平等的竞争。一些地方的领导同志一听说发展私营经济，就给优惠政策，这么做绝不牢靠，新的优惠政策会带出大量的新问题来。
在私营企业当中的人和权力离得近，可以得到别人得不到的土地、贷款和上市资格，迅速暴富，这些都不是市场经济的模式，最后只能走到权贵资本主义。私营企业内部的两极分化比整个社会两极分化厉害，有的是身价十几个亿，有的是负资产几百万，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对资源占有的不平等，权力参与了资源配置。这是很危险的。
《21世纪》：“36条”也提到了要加大对非公经济的财政金融支持。融资问题一直是非公经济发展的瓶颈，如何才能实现这种支持呢？
保育均：这就是谁适应谁的问题了。是落后的金融体制把先进生产力往后拉，还是先进生产力把落后的金融体制往前赶。按照十六大的文件创新的原则，应该是改革落后的金融体制，而不是民营企业慢下来发展来适应落后的金融体制。金融体制要加快改革。
金融改革的趋势是市场化，实现市场化首先就要打破垄断。地方商业银行和城市信用社要大量吸收民间资本进入。如果说组建民间商业银行步子太大了，那么应该先把城市信用社和农村信用社改造成民间投资或者民间控股的、按照现代公司治理制度关系的金融机构。现在要组建民间商业银行是幼稚可笑的，比较可行的是建立区域的商业银行。
另一方面，一定要尽快构建社会信用体系，现在中国信用体系混乱，无信用可言。构建信用体系不能再拖了，拖得越久损失越大。
徐善长：现在，中、农、工、建分别搞自己的征信体系，成本一点不少，各个系统互相并不兼容。在工行出了事没有问题，可以到建行继续贷款，这是很难理解的。
高尚全：中小型企业发展需要资金上的支持，资金上的支持就包括银行贷款、企业发债权和发展民营银行，还可以建立中小企业基金。中小型企业基金包括担保基金等，将来对中小型企业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36条”落实是关键
《21世纪》：“36”条即将出台，但是，非公经济的问题积弊已久，文件实施成功的几率有多大？会不会在落实中扭曲？
石小敏：在政策上，切实让各种不同类型的企业一律平等，就是真正支持民营企业。我们知道中央有很多好的想法，但是落实不了，关键原因就在于这些政策要依靠政府的部门去落实，而政府的部门又没积极性。
保育均：从“36条”第一条来看，这次把非公经济提到能不能建设小康社会、能否贯彻新的科学发展观的这个高度，很有新意。离开非公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不完整，就不可能以人为本，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就不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问题恰恰就在于，我们把巩固和发展公有经济与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经济的发展分割、对立起来，而这个文件就是把它们统一成一个大目标，统一到科学发展观。
高尚全：落实“36条”，我觉得，第一，要真正地落实市场准入，防止明宽暗紧；第二，要拓宽融资渠道，扩大对财政税收和金融的支持力度；第三，非公经济可以去参与金融机构的改组改制。总之，要防止相关部门的部门利益参与其中，要从我们整个国家的利益的角度来考虑。
政府职能要真正转变。我们过去的机构是遵循一个“管”的理念，什么都要审批，机构很庞大。现在市场经济是用不着管的，就要改革垄断部门对利益的态度，政府自身需要转变职能，真正地为市场主体服务，为经济主体营造良好的环境，而不是搞审批。
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权益也需要维护。保护私有财产写进了宪法，但对怎么保护还要具体化，也就是合法权益的具体化。而“36条”的具体化，如果只是定了原则却没有具体措施，可能人家还是不会放心，怕政策会改变。
徐善长：我觉得，还要促进非公经济发展的法律法规的进一步完善。有些法律法规对私营企业不利，一些制约民营经济发展的法律法规和行政规章有待废止。比如说《私营企业暂行条例》、《私营企业暂行条例试行办法》，《企业技术开发费，税前扣除管理办法》等，这些都是应该废止的。
与宪法修正案不适应的，或者不符合宪法修正案要求的法律法规要进行修订，比如《担保法》、《土地管理法》、《城市拆迁管理条例》、《公司法》、《证券法》、《破产法》，另外还要进一步完善《合同法》、《个人独资企业法》、《合资企业法》、《票据法》，为非公经济的经营活动提供有效的法律保障。
其次，一些和非公经济发展相配套的法律法规要尽快出台和完善。比如大家比较关注的《国有资产法》，这牵涉到非公企业怎么参与到国有企业改制、改造的问题。还有《税务法》、《物权法》也需要完善。
第三，非公经济发展的社会服务体系有待进一步健全。由于时间短，资产少，经营范围有限，所以非公经济的社会服务体系不够。各类组织的市场竞争机制有待完善，许多行业组织没有建立，存在市场秩序混乱，服务机构可信度较差，质次价高等现象。
高尚全：为了问题的根本解决，我提出民本经济的概念，老百姓是创造财富的主体，只有民富才能国强，老百姓富了国家才能强。我提过，人民是创造财富的主体，政府是创造环境的主体。但是过去我们的政府是创造财富的主体，人民是为这个主体服务，这样的经济就没有活力。我国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多元化的主体应当有多元化经济的形式。国有经济主要是解决国民经济命脉的问题，可以把握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一些关键领域和关键行业。
国有经济不能一统天下，什么都管。把老百姓、纳税人的钱集中到财政，财政再去投入到国有经济，结果是不行的。过去计划经济政府作为创造财富的主体，老百姓是被动的。政府作为主体，管理的部门很庞大，企业没有权利，一切都由政府来管理。如果将来民本经济作为主体，那么政府去操作，去收税，收了税以后再为老百姓提供公共产品，这样社会就稳定了。
我国要实现以民为本，民有民营民享的经济。这样的经济有其内在的动力。过去政府作为主体时没这种动力，因为人民是被动的。民本经济则是带有创新的动力，自己创事业，就有动力。
徐善长：从长远来看，可以相信随着我们法律法规不断的完善，政策不断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不断的完善，非公经济会有很好的发展。
首先，我国有一个比较完善的现代市场体系，促进非公经济可以平等地参与国内外市场竞争。
第二，我国多层次的资本市场的逐步确立，将会给我们非公企业提供多元化的融资渠道。随着劳动力市场的逐步完善，有利于健全非公企业的就业机制。随着土地市场的日益规范，非公经济将通过公开透明的市场获得土地资源。
第三，随着我国宏观调控体系不断完善和政府管理体系日益健全，定会引导非公经济健康有序的发展。
第四个是政府管理体制的健全，比如说以《行政许可法》为代表的法律法规的贯彻实施，为政府服务非公经济创下了新的方式。
另外，政府对投资体制改革，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和产权保护体系的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基本确立，按劳分配为主、按要素分配为辅的收入分配体制的建立，都将极大地调动非公经济创业和投资的积极性。
（ 责任编辑：刘研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