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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逻辑上，“不排除”不属于内涵，而是外延，而且很可能还是外延的外延。在策略上，“不排除”其实是被“排除”在上中下三种选择之外的，虽然并未否决其备选的资格，但毕竟是被作为一种等而下之的甚至可能是迫不得已的选择来看待的。而在语言上，“不排除”说得好听一点是一种外交辞令，说白了也许就如同语言游戏。
证监会官员谢庚的一句“不排除采取一些必要的阶段性措施来保持市场的稳定”的表态，竟然引起市场那么迫切的期待，这是不是一种误会，实在值得怀疑。
谢庚的发言令市场喜出望外，同其本人不到半年前的一次讲话应该不无关系。据说那次他在回答“先救命还是先治病”的问题时，曾断然表示证监会不会救市。不过，后来他又痛斥不救市的说法是胡说八道。现在也许已无从考证究竟是媒体造了他的谣，还是其本人的原话存在容易引起误解的歧义，但无论如何，假如他原来或多或少表示过“跌倒油瓶也不扶”的意思的话，那么，现在对稳定市场所“必要的阶段性措施”所讲的“不排除”，毕竟是一个反差不小的转变，由此而引起市场的救市联想是不奇怪的。
令人奇怪的是，尽管“国九条”的实质就是要救市，并且证监会前主席周正庆也一再当着现任证监会主席尚福林的面公开阐述政策救市的必要性，但证监会的官员们却似乎特别忌讳“救市”这两个字。即使偶尔不得不涉及相关的内容，不是用“积极的政策”来代替，就是说一系列的官话套话来兜转。这样的结果，人们所期望的救市行动自然是离题万里，不着边际，这是用不着去想像的。股市之所以与一个又一个的转折机会失之交臂，其原因就是因为政策上该出手时不出手，而等到似乎想出手的时候，就又怕成为“马后炮”了。相比之下，谢庚此次敢于直面是否有必要“采取一些必要的阶段性措施来保持市场的稳定”的问题，诚可谓“够哥儿们”的了。也许正因为有这么一个比较，所以尽管谢庚其实并没有正面回答“要”还是“不要”，但一声“不排除”，就似乎已经给了黑暗中的人们以希望。
但“不排除”即使不无暗示的口气，但毕竟不等于承诺。不管人们怎么去联想，比如说把属于“国九条”题中应有之义的印花税改革也拿来凑数，或者把小额非流通股转让的暂停上升到“必要的阶段性措施”的高度，甚至不惜骇人听闻地把尚未成型的解决股权分置整体方案以顺应民意的名义提前到年内出台，但所有这些都改变不了一个事实：证监会其实并没有承诺什么。把没有的承诺当成承诺，是一种常识上的错误。
著名作家王蒙讲过这样一个故事，古时有两个人，一个说4乘7等于27，另一人说不对，应该是28.两人争得不亦乐乎，还闹上了官府。县令问明原委之后，把答27的傻瓜放了，却将答对28的聪明人痛打二十大板。聪明人呼冤，招来县官大人一顿教训：那家伙都混账到这种程度了，你还认真地与他争论不休，还打官司，难道不也是糊涂？打你是要你长点记性，不值得争论的事不要再去争论。
是的，假如证监会真的想拿出什么“必要的阶段性措施”，那么，行动就是了，就像当初成功狙击了国际游资的香港政府一样，做的永远比说的好。但是，假如证监会只不过是学会了用外交辞令应付投资者，那么，你与其为一个语言游戏而兴奋，还不如多想想怎样做好自己该做的事呢。无论如何，总不能指望将来去同哪一个失信的人打官司吧？要知道，没有人承诺，也就谈不上有人失信。
（ 责任编辑：杨茂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