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送GP到6666 随时随地查行情
近段时间，关于李达昌被捕的事件，在媒体和网络都讨论的热火朝天。李达昌之所以受到如此关注，一是因为他是一位学者型高官，曾是四川省人民政府副省长，但此前在西南财大任教；二是他在位时就主动请辞，愿到学校教书，回到西南财大任经济学院和财政税务学院的博士生导师。
对于李达昌的被捕，笔者在《中国青年报》发表《从李达昌被捕看“知易行难”》文章，表明了惋惜之情，也分析了学者型高官落马的原因。但近些天，笔者却发现，不知从何时起，李达昌被戴上了“贪官”的帽子。如人民网上一篇广为流传的《贪官李达昌“洗脚”难上岸》的文章称：现在看来，这都是李大官人苦心积虑、精心策划的一场骗局，所有“宣传效果”都是虚张声势铺排渲染出来的，是一个掩耳盗铃的“人造景观”。与一群贪官们沆瀣一气，挪用一亿元公款，给国家造成了难以估计的损失。当年红极一时的政坛明星李达昌机关算尽，躲进大学殿堂仍然逃不脱“伸手必被捉”的“腐败宿命”。这告诉我们一个道理：贪官即使“洗腿”也难以堂堂正正地上岸，出水更看两脚泥，“腐”的前因早晚会换来“败”的后果。” “贪官”在当前的语境下，是有特定含义的，这个词语对于老百姓理解而言，通常是指那些有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等等贪图钱财利益的官员。但是，这个词语并不包括那些滥用权力和玩忽职守但没有获取钱财的官员，这些官员可以称之为“渎职官员”，从广义上讲也可称之为“腐败官员”，但不是“贪官”，因为他们的行为与贪图钱财没有直接因果关系。我们看到，在《刑法》中“贪污贿赂罪”这些惩治“贪官”的罪名放在第八章，那些惩治滥用权力和玩忽职守的官员的罪名却放在了第九章的“渎职罪”中，说明两种行为毕竟还是有区别的。
李达昌有无贪污受贿行为，我不得而之。但从目前的报道来看，李达昌涉嫌的犯罪事实是：1997年1月左右，财政部拨了1亿元的专款给中国进出口银行，由中国进出口银行向中国四川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中川国际)提供了5年期1000万美元的专项贷款。财政部明确要求，这笔资金应用于解决乌干达欧文电站赔偿风险准备金。这笔钱到中川国际账上后，李达昌利用手中职权，多次批准挪用，并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这是一种滥用职权的行为，而这一行为完全有可能是为了公家的利益(即将本应用于特定用途的公款挪着其他公共事业，当然这只是猜测，报道中并没有详细阐明)，事实上最高人民检察院也仅仅是以涉嫌滥用职权罪对李达昌进行立案侦查的。而且至少报道中并没有提到，李达昌是在涉嫌滥用职权过程中，有收受贿赂或贪污等贪图钱财的行为，因此，称李达昌“贪官”是一种偏离报道本身、先入为主的说法。
这种先入为主的说法，极易引发“媒体审判”，干扰公众的视线，影响公正的侦查与审判。现在，我们从大量的网友留言中，已经看到这种说法正在以讹传讹，网友对于“贪官”李达昌义愤填膺，认为一个学者也如此不清廉。而实际上应当说，一个学者也不能约束好自己的行为，不遵守法律，滥用职权，给国家带来重大损失。
由此，必须引发我们对于媒体评论公正性的思考。媒体言论是公民言论自由的体现，必须予以保障，这是一个法治社会的底线。但是，媒体言论必须受到限制，不能无限度地侵犯其他公民的合法权利。在我看来，公正的评论必须坚守两条底线，首先是必须保证要根据新闻报道的原意来进行评论，不能超越报道的本身，自己虚构事实进行评论；其次，在对媒体报道中有关事件和人物进行评论时，可以批评、反驳，不能有辱人格，使用侮辱性的言语。
当然，我们也有权利怀疑李达昌在涉嫌滥用职权过程中，有收受贿赂或贪污等贪图钱财的行为，要求有关部门在查处其时不要忘记查查其有无“贪官”行径，这是公民在行使合理怀疑权。但无论如何，在新闻报道都没有报道其有“贪官”行径前，就评论其是“贪官”是极不妥当的的做法。这一事件本身必须引起公众、媒体和评论人的注意和反思。
（ 责任编辑：杨茂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