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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刚刚保外就医的时候，去看望褚时健的人都要登记。现在这道手续免去了，但是能见到他的人越来越少———他已经习惯了深居简出的生活。
离开企业近十年，褚时健的名字依然会唤醒许多人对他那段近于传奇生涯的回忆。尽管他说“不想想过去，那是自找麻烦”，尽管他满足于站在连绵不绝的翠绿的哀牢山上眺望自己的桔园。
褚时健认为，企业领导者按规定到年龄要退休，可是按企业经营来说，“深深地懂得企业经营这个‘道’的人还不是很多，人才比较缺乏，真正能把一个难度大的企业搞好很不容易。我还是相信‘成败论英雄’。这样的情况，让他多干几年还是好。”他自认为“从当年来讲，我们是成功的”。但他否认了媒体屡次讨论的“褚时健复出”的事：“不可能，力不从心了。”
但他心里应该很清楚，自己在中国企业界乃至普通民众心里的影响并未消失。
他看上去和蔼但是虚弱，头发花白蓬乱。英雄暮年，让人唏嘘。坐在沙发上，褚时健开始抽烟———红河卷烟厂生产的极品“红河”，据说每包市价60元。他还是像以前一样用大拇指和食指夹烟，一根接着一根。褚时佐说，褚时健到玉溪卷烟厂后才学会抽烟，因为要经常品尝烟的好坏。
褚时健声音不高，语速缓慢，不时擦去眼角的泪水———风沙眼。“我今年77岁了，过去的事我根本不去想，不如意的东西越想越多，想它自己找麻烦不是？”对于目前与他背景相似的企业家（如郑俊怀等）相继出事，他并不大知道，甚至连伊利也没有听说过。“离开企业十几年了嘛，兴趣应该是减了。”而听到张瑞敏、倪润峰的名字，他会频频点头，表示知道。他觉得他们这一代企业家的共性是对事业的忠诚。
对于大家对自己的尊敬，褚时健说：“应该说这些事情，掌握规律后别人也能做到。这个我看得很平淡了，如果历史往后延长一点，还是有人会出来把它做好。”
关于褚时健，最普遍的评论是“如果当初给他多少多少钱，他还会那么做吗？”褚时健不同意这种说法。“那时候我们一年挣三四万元工资，干得还是很高兴，还在想企业下一个目标是什么。当时我们的动力主要是，哪个说中国人的企业做不过外国人？发几万元钱算个哪样？底下扫扫地都比那个多（笑）。现在年薪制，工资提高了几十倍，也还是有你说的问题存在。还是要靠法制，要有明确的规定，随意性大就麻烦了。”
“作为企业家，我对褚时健是尊敬的。但是他拿国家一分钱也是不对的。”对王石的看法，褚时健表示同意。
李经纬、郑俊怀等与褚时健背景相似，但他们的要求与褚已大有不同。褚时健不知道“管理层回购（MBO）”之类的概念。“哦，现在年薪不能满足了。”听完解释，他说。尽管如此，他还是认为企业家们拥有企业的股份并不是坏事：“那终究是社会的资本。你现在说资产流失，要是不改制过几年统统不在了，也没人说流失了。而且法制健全以后，遗产税可以拿走他40％、50％，最高可以到80％，请有能力的人来管理，这样就保证了社会公平，又没有浪费资源。”
按照民间的揣测，褚时健、倪润峰等企业家因为贡献与所得回报不成比例都会心理不平衡。“要长远些看，”褚时健说，“这中间有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和个人利益，这种情况只能把个人利益摆低一点。你想不通就是自己找包袱背。”
（ 责任编辑：任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