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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兆吉/文
2004年11月，中国航油（新加坡）股份有限公司（China Aviation Oil）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因为衍生产品交易而导致巨额亏损达5.5亿美元，目前已宣布寻求法院的破产保护，震动了金融市场。新加坡的投资者更将此事件称为自巴林银行事件后最大的金融丑闻，即中国版“巴林事件”。
金融灾难之祸首
20世纪90年代以来，金融衍生市场风起云涌，几乎全球每一场经济风暴和金融危机都与金融衍生交易有着密切关系。媒体评论“金融衍生工具是20世纪人类最富争议的金融创新”。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米勒教授则把衍生工具比作大马力汽车，善于驾驶则效率很高，但如果由醉酒少年驾驶并高速行驶，危险性自然很大，就像人们不能把交通事故归罪于汽车本身一样，衍生市场交易中出现的问题，也不能归结为衍生市场本身。
从制度上说，巴林银行完全符合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的标准，在金融衍生交易过程中也有过优良的业绩表现，利森1993年就曾为该银行赚取过上亿美金。然而，内部监控不严使利森集前台交易与后台财务处理、监控于一身，最终导致了灭顶之灾。
在中航油事件中，也出现了类似情形。为了不断获取超常发展速度，中航油开始进行大量的石油实业投资和资本运作。2003年，该公司称来自投资的回报已占公司税前盈利的68%，这种偏离主业的趋势在2004年初进一步升级。中航油大举进入石油衍生市场，并在关键时刻错误预测了石油走势，大量的做空操作遂使其成为持续数月高油价的牺牲品，并最终成了申请法院破产保护的对象。
金融衍生市场离不开投机者，然而，如果投机者占了市场参与者的多数，或者投机者都采取不负责任的非理性行为，那么，衍生市场对本国经济的发展就只能起消极的负面作用。
试点经验堪鉴
发展金融衍生产品是中国经济国际化的客观要求，是适应国际金融全球化的必然选择。但是，中国以前发展金融衍生产品交易试点的经验教训表明，发展金融衍生产品市场应该稳健审慎。
20世纪90年代的金融衍生产品交易试点过程中投机猖獗，并直接导致了试点的中止。其主要原因一方面在于市场制度，即规则不健全、监管不到位，从而为过度投机提供了一定条件；另一方面，则源于中国参与投资机构的特殊性。中国参与衍生交易的机构身份比较复杂，有国有企业、股份制企业、集体企业等。它们所运用的资金绝大部分是国有资产、集体资产。
由于中国现代企业制度发展滞后，管盈不管亏成为一种常态，盈利时资产使用人、交易操作者都可从中获得好处，而亏损时则损失最终由国家、集体承担。衍生交易在一定程度上异化为公有资产重新分配的赌博，因而导致公有资产流失严重。
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国债期货交易后期，即使提高交易保证金、严格限制持仓量，并实行涨跌停板制度，仍难以遏制机构投机者的疯狂态势，致使我国国债期货交易价格上涨到了不可思议的高位。我国企业在参与国际市场衍生交易时，上述情况也时有发生。中航油事件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监管难题求新解
由于衍生产品利润高，风险大，市场竞争一度出现混乱，为了有效规范市场，2004年2月4日，中国银监会发布了《金融机构衍生产品交易业务管理暂行办法》，这是中国第一部针对金融衍生产品的专门法规。该办法已于同年3月1日起正式施行。
新《办法》第一次对金融衍生产品的管理进行了统一规范，其中外资银行也在规范之列，而在此以前，中国对金融衍生产品的管理规定散见于各类业务管理规定之中，不利于风险控制。
2004年下半年，依照《办法》规定，经中国银监会批准，中国民生银行和招商银行等先后获得金融衍生产品经营资格，准许开办金融衍生产品交易业务。这是我国金融衍生产品经营的一个里程碑，由此也标志着我国的金融衍生产品交易专门监管的正式启动。
今后一段时期，对金融衍生产品的监管将出现如下四个趋势：国际监管和国际间合作将加强，非官方的行业自律重要性将继续增强，企业内部的风险控制要求将上升，企业经营金融衍生产品业务和风险管理的透明度要求将提高。未来对金融衍生产品的监管将会是事前监管和事后监管、官方监管和行业自律、国内监管安排和国际合作、内部控制和外部监管的彼此协调发展。
我国目前实行的是以中国人民银行为监管中心，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分业监管的金融监管体制。由于当前银行、保险与证券等行业的混业经营趋势逐步加强，这使得原来以机构类型确定监管对象和领域的监管模式难以有效发挥作用。
另外，综合化经营的金融集团（如光大集团、中信集团等）的成立，集团控股下的银行、证券、保险之间的业务往来，已经造成了混业经营的既成事实。这样，如果继续实行分业监管，就会产生较高的协调成本，更导致监管重复或监管缺位。
因此，从未来发展角度看，中国金融业的混业经营已是大势所趋，对金融业的统一综合监管将是我国的必然趋势。
（ 责任编辑：马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