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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吴传震 栗源
银监会和审计署近日揭出四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诸多问题，这些问题是如何产生的？回顾AMC诞生至今的历史脉络，这个万亿规模的不良资产交易市场一直存在着“有价无市”和“有市无价”的病根，正是由此滋生出大量的灰色地带。
近日，舆论对中国四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AMC)的质疑和批评愈演愈烈。
2005年1月初，继银监会之后，国家审计署再次剑指AMC，宣布“查出AMC各类违规和管理不规范资金700多亿元，案件线索38件、涉案资金67亿元”，指出“AMC在不良资产的剥离、处置及内部管理存在诸多问题”。
但在众多批评声中，却甚少有人意识到，这不仅仅是AMC本身的问题，更应反思的是已规模庞大的不良资产交易市场之痼疾。
信达、华融、东方、长城四家AMC共同主导着价值两万亿的不良资产交易市场。这个市场出现自1999年开始的国有银行剥离不良资产行动——四大商业银行共剥离14000亿，到了2004年，建行、中行再次股改剥离约5000亿，其间交行剥离600亿。
和中国所有的改革一样，处理不良资产也需要摸着石头过河，问题是自1999年开始，摸了5年石头之后，一直困扰中国不良资产市场的两个根本矛盾并没有解决———“有价无市”和“有市无价”，这两者听似相对，实则相合。
由于中国的不良资产交易市场是横空出世，如何处理不良资产，以及处置给谁，一直是AMC的难题。最初，AMC拿着手中价值不菲的不良资产，少人问津，从而出现了第一个矛盾“有价无市”；后来虽然有外资前往，这个矛盾有所缓解，但依然没有更多买家出现在AMC面前，不能形成多层次的竞争局面。
同时，不良资产被冠以“不良”二字，并烙上伴随中国经济多年发展的体制烙印，因此如何评估这些资产的实际价值，确定这些资产的市场价格难如登天，市场中也没有一套成熟完善、获得各方接受的评估方法，从而出现了“有市无价”的矛盾。
伴随着这两个矛盾，滋生了大量的灰色地带，银监会和审计署所指问题均由此产生，比如收购不良资产把关不严、处置时弄虚作假等等。
缺乏竞争的买卖
为“解决银行的问题”而成立的AMC们，成立之初就发现中国的不良资产交易是一个“有市无价”的市场。
1999年国家开始金融改革，成立了信达、华融、东方和长城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收购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剥离出来的1.4万亿不良资产。
收购资金来自三方面：国家财政提供给AMC的400亿元资本金、央行的5700亿元再贷款以及AMC发行了8200亿元的金融债券。收购之后，AMC的首要任务就是“追企业的钱”，这是AMC成立的最主要的任务。
一位AMC的老员工回忆，当初成立时，除信达的人员较为整齐之外，其余三家AMC的工作人员都是临时从对应的三大银行中抽调而来的人员，对如何处置收购来的不良资产毫无经验，也并不清楚这些不良资产的价值。
“市场的规则、买家、经验，一片空白，什么都没有。”中国人民大学金融研究所副所长赵锡军回忆，当时完全是个新事物。
国家给AMC设立了一个10年的存续期，在这段时间里，AMC必须将手中的不良资产处置完。“这些贷款是四大国有银行许多信贷部门10多年形成的，涉及几万个案子。”赵锡军认为如果每个案子单个去做，必然是旷日持久，而且以当时每家AMC区区数百人的规模，不太现实。
正在AMC一筹莫展之际，一位名叫王都的华人出现在AMC面前，此前，他因成功参与了广信、粤海和海国投的不良资产处置，被华尔街誉为中国不良资产处置的“摇滚歌星(RockStar)”。
“2000年时，资产管理公司并没有明确的思路，只有信达知道做债转股。”王都回忆说。他开始给AMC介绍亚洲金融危机后东南亚等国的不良资产处置经验。
不久，一些密切关注中国金融改革的国际投行也发现了这个巨大的金矿，为了寻找了解中国情况的伙伴，它们纷纷寻求与王都的合作。随后两方一同向AMC展开了游说，劝其向外资打包出售不良资产。
王都及外资投行就这样成了中国不良资产交易市场的第一批买家，但中国国内的企业依然没有发现这是个发财的机会，从而这个市场从一开始就处于一个十分缺乏竞争的状态。
在外资投行游说的同时，AMC也试图自己寻求其他处置方式，但有时会受到国内社会环境的制约。一位东方资产管理公司的原高层回忆，2000年，东方的一位老总到中国一家大型矿业集团催收债权，结果被保卫人员请出门外。而国内司法环境也对AMC不利，一位资产管理公司的工作人员表示，一些地方政府往往会指令地方法院，影响诉讼的进程，即便判了AMC胜诉，往往也得不到执行。
一难一易，摸了一段时间石头之后，AMC相继引入外资处置不良资产，用俗话说就是，“利用外国人追债”。2001年6月，华融的老总杨凯生第一个吃螃蟹，华融向全世界宣布将打包出售不良资产。
经过争夺，2001年12月，王都所在的KTH基金公司和摩根士丹利、雷曼、所罗门、国际金融公司等外资组成的联合投标团以8.125％的折扣拿下了华融4个资产包，价值108亿的不良资产，随后，高盛也拿了一个资产包，由于是第一次，该资产包被业界命名为“华融1”。
联合投标团拿到不良资产包后，处置颇为顺利，这些不良资产的债务人纷纷找到具体负责处置这批不良资产的凯利公司，主动要求还款。王都估计，“华融1”里面，债务人主动还钱的占了一半以上。杨凯生得知这种情况后，向同行抱怨———“为什么华融收就那么难，老外就这么容易？”
在“华融1”做成之后，信达、东方、长城、华融陆续将多笔不良资产打包给外资投行，一些商业银行也开始加入这个行列，尽管《商业银行法》规定商业银行不能买卖资产，但通过变通的方式，建行、中行等开始试点。
在与外资合作的过程中，AMC获得了一些经验，同时也自己处置不良资产。2004年底，据银监会统计，不包括债转股，AMC共处置了6750亿元不良资产。根据普华永道的统计，其中外资投行共买了价值60.16亿美元的不良资产，约占总量的十分之一。
但发展到今天，这个市场还是只有供应商(AMC)和一级批发商(外资投行)，缺少二级批发商和终端销售商，即便在一级批发商内部，也无法形成有效的竞争。有价无市的局面并没有根本改变。
评估体系的缺失
在不良资产市场发展的过程中，一些问题逐渐暴露出来，并引起了监管部门的关注。
首先备受争议的就是当年吃螃蟹的“华融1”，起因是KTH和摩根士丹利合作的破裂，并发生法律纠纷。对当时的情形，业界人士评价摩根士丹利是“大佬耍混”，因此曾一度垄断中国不良资产处置市场的王都，将一些内幕公之于众。媒体跟进之后，引发了对AMC贱卖的讨论。
但在AMC和银行等金融机构内部，对此有不同看法。
“这是一种交易，交易总是有赔有赚。”建行的资产保全部的一位工作人员表示。
“贱卖这种说法从宏观面上是不成立的，因为外资占的比例较小。”信达债权部副部长曲合磊说。他介绍，当初AMC成立时，正值国企解困的攻坚阶段，因此AMC又带有另一项使命———“盘活国有企业”。
是否因为AMC带了这个使命，就应该成为国有资产保全的最终责任人，暂且不论，但这个话题却牵扯出不良资产处置环节中的诸多问题。对此银监会和审计署已有定论：AMC处置资产过程不透明，内部交易和关联交易问题较多，评估随意性大，存在假招标和假拍卖等问题。
这些现象源自不良资产市场的不完善，最根本的问题是，发展了5年的这个市场，竟没有一套完善的评估不良资产的办法，从而长期处于一种“有市无价”的状态，即市场的各方主体无法将不良资产的市场价值弄清楚。
“市场能否健康发展，关键在于是否有一套相对完善的评估不良资产价值的体系，”一位投行人士说，“现在实际上没有，不良资产市场中的买家都只有自己的一套土方法。”
王都介绍，许多来中国不良资产市场淘金的国际投行起初也没有评估不良资产价值的方法，现在业界通行的资产评估表，其原始模型是王都和其妻子在飞机上临时随手画出来的。
虽然每家AMC都有自己的评估部，但这些资产时间久远，以AMC的人力即便辅以电子化的手段，评估起来也如同盲人摸象，从而导致对资产的评估往往通过主观的判断和把握。“平均每个业务骨干要处理上千笔贷款，是否弄清楚资产的情况，只能说自认为弄清楚了，到哪一个程度则难以评价。”曲合磊说。
不仅卖家有这方面的困难，不良资产的买家也有类似的困惑，薛杰从东方资产管理公司辞职之后，也下海参与不良资产处置。他在评估资产的过程，根据自己的经验，形成了一套评估方法，但问及究竟把握有多大，他表示：“我的方法只能说是靠谱，最低价是不会错，其他就难说了。”
有意思的是，虽然卖家和买家们缺乏一套系统的评价指标来评定资产的价值，但市场的反应往往能证明不良资产的实际价值。
2002年，长城向高盛协议转让两包价值40多亿元的不良资产，高盛出价2.1亿元。双方签订协议之后，出售底价被长城各地办事处获悉，处置价格如此之低，超出办事处的预期，从而长城各地的办事处纷纷抢先处置资产，处置价格都高出长城总部开给高盛的价格，结果等到交割时，名单上长城原有的资产已经出去了一大半，最后不了了之。
另一笔同样开花没有结果的是2002年建行出售35亿的不良资产给摩根，这一次是银监会发挥了作用。
2002年7月，建行将江浙一带的价值35亿的不良资产打包出售，资产包中有债务也有房地产，约占50％以上，被外资普遍认为是优质资产，摩根士丹利联合投标团通过协议拿到整个资产包，报价是7个亿。到2003年7月，建行召开发布会，然后向国家有关部门报批。谁知到2003年底，35亿的资产处置了不到五分之一，就已经回收3个亿，按此比例，最终至少回收15个亿，如果将资产交给摩根士丹利，建行将会少赚8个亿，银监会了解情况之后，没有批准这笔交易。
与这两笔交易相比，2004年信达将569亿不良资产打包出售给银建，后者是信达占23％股份(第一大股东)的香港上市公司，引发了业界更激烈的议论。
2004年7月，信达以1.5％的折扣将资产卖给银建，消息传出之后，银建的股票飞涨，不料2004年12月，银建又将这笔资产以2％的折扣卖给其第二大股东花旗银行，银建的股票随之暴跌。业内人士评价，一涨一跌说明了市场对这笔资产价值的认定。
为了修正这种有市无价的状况带来的负面影响，AMC聘用了一些安永、普华等国际会计师事务所主持拍卖。但有关人士认为，这几大会计师事务所由于与各家外资投行有长久的客户关系，有可能会操纵形成外资的价格联盟。
这个市场不神秘
在银监会和审计署指出的问题中，有一类是属于剥离过程中的问题。其中，认为AMC在不良资产收购时把关不严，造成相当一部分金融债权难以落实。一些银行为甩掉包袱、逃避责任，借剥离贷款掩盖以前年度违规经营造成的损失。
一家资产管理公司的人员表示，这种情况的确普遍存在。不良资产剥离时，银行处于强势地位，AMC都是接过再说。然后就发现有些不良资产无法确权，没有法律文件证明。还有一些档案资料不全，甚至有些银行提供了假资料，并将属于损失类的不良资产剥离给AMC，这种现象在第二次剥离时比较严重，因为国家规定，要“追究银行具体人员的责任”。
据内部人士透露，此次银监会和审计署相继发力之后，AMC必将引来一个调整期。但如何调整？中国不良资产交易市场的问题将如何解决？
没有足够多的不良资产处置机构，没有中小处置机构，不良资产处置的渠道太窄，这就是中国不良资产交易市场的现实，解决的方法就是必须吸引更多的机构进入这个市场。“要破除市场的原始局面。”赵锡军说。
王都在与摩根士丹利发生纠纷之后，曾专门撰文痛斥中国不良资产市场的弊病。他认为国内对不良资产的处置存在诸多误解，认为这个行业很神秘，认为不良资产处置专业性很强，所需资金量大，只有国际投行才能做得了。
而根据他的经验，外资投行并没有适合中国不良资产市场的先进经验，摩根士丹利当初派到中国的管理人员没有一位从事过不良资产处置。王都称，在处置“华融1”时，外资投行也没有付款，实际是空手套白狼。中国的金融界只不过被摩根士丹利这张“百万英镑”骗了。
不良资产是一个信息严重不对称的行业，赚钱主要是靠信息不对称赚钱。谁能获得更多的信息，将决定谁能获得更大的价值，从这个角度上讲，最能获得信息的应该是国内的企业，而不是外资投行。“可惜的是中国人不知道这是赚钱的机会。”王都说。
他认为，政府和媒体应该破除不良资产交易的神秘面纱。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许多外资投行进入泰国、印尼的不良资产交易市场，泰国人也没有看到这个机会，现在中国人应该看到，这样才有更多的买家加入到这个市场来，形成多层次竞争的格局。
在国内的经济发达地区，不良资产多层次竞争的苗头已经出现。2004年建行拍卖时国内惟一举牌的浙江中能集团方面介绍，现在在浙江，特别是涉及房地产项目的不良资产，市场竞争已经十分激烈。
通过多层次的竞争和严格规范的招标拍卖制度，市场最终会给AMC手中的不良资产定价，解决评估方法上的缺陷。
而一位资产管理公司的内部人员表示，与美国甚至东欧等国家相比，我国有关不良资产处置的法律还不健全。例如，美国处理不良资产的法律规定，只有联邦法庭，有权受理涉及不良资产的官司。中国是否可学习国外经验，将涉及不良资产的诉讼归到最高法院或类似机构，以减轻各地方政府对司法系统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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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审计出700多亿元违规资金
据第一财经日报2005年1月20日报道，国家审计署人士透露，作为去年国家审计署的审计重点，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AMC)现已被查出各类违规和管理不规范问题资金700多亿元，发现案件线索38件、涉案资金67亿元。据悉，银监会、央行及审计署等部门将成立清查小组，专门处理四大AMC涉及的700多亿元资金问题。
在今年1月上旬召开的全国审计工作会议上，国家审计署署长李金华通报了对四家AMC的审计结果。李金华在报告中表示，四家AMC存在三方面重大问题：一是不良资产收购把关不严，造成相当一部分金融债权难以落实。一些银行为甩掉包袱、逃避责任，借剥离贷款掩盖以前年度违规经营造成的损失。二是弄虚作假，暗箱操作，低价处置债权，造成国有资产流失。三是一些AMC财务管理松弛，虚报、挪用回收资金的情况时有发生，甚至采取虚报冒领、截留收入、虚列费用等手段，将资金用于发高额工资及奖金补贴等。
（ 责任编辑：铭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