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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是河南省的省会，从某种意义上讲，郑州代表着河南的实力，无论从政治、经济、还是文化，郑州都是一个应该给河南人以希望和骄傲城市。
如此赋予一个城市以责任和功能，会有对郑州不公之嫌，但只要你有一天是省会，就一定会有人把这个责任给你，除非你不做省会。
可惜的是，这个角色郑州没有扮的十分成功。
相对于洛阳、开封、安阳，郑州没有他们历史的辉煌；尽管郑州的辖区有新郑和荥阳支撑着历史，但新郑历史的辉煌已远远盖过郑州。比较而言，夏、商、管、郑、韩的都邑，除了商早期曾在郑州市区外，其余都把辉煌留给了新郑、荥阳，甚至刚刚寻到踪迹的阳城。但无论如何，郑州人还在努力为自己的历史“包袱”进行研究并加码，因为谁都知道，郑州在努力使自己成为中国第八大古都。
比较而言，郑州是河南城市里最幸运的了。在他还是一个小县城时，一条铁路改变了他。而在中国早期的铁路成为一个大十字在郑州交叉时，郑州在很短的时间就击败了新乡和开封，一跃成为河南的省会。
没有办法，就像运河成就了开封一样，铁路成就了郑州。
如果说郑州的殷商文化特性和安阳相比太显得小巫见大巫，就以为郑州缺少了文化资源，那就错了。郑州在中国铁路史或工人革命史的地位，在全国也是首屈一指的。如果我们有这么一个感觉一定不会错很远，在民国时代，郑州应该就是一个彰显工业的好地方，二七大罢工给人一种在那个时代郑州的工业就很发达的印象。但可惜的是，很多时候郑州总是甘愿把自己定位于一个“大货场”（物流、交通枢纽），而不愿像遥相呼应的武汉那样以教育和制造业打造自己的城市实力。
尽管郑州基本上是一个移民城市，但计划经济时代的移民一定程度削弱了作为移民城市的活力。郑州人比较平和，郑州人不管来自天南地北，都学会了说“中”。从某一天开始，郑州人成了河南的表率，而这种“表率”，又总会成为其他城市诟病他的理由。
的确，作为省会城市，郑州对省内的其他地市缺乏辐射和带动，使边远的地市难以有十足的认同。尽管郑州享受到了其他城市所无法享用的资源，但他还是没有成为实实在在引领河南经济发展的火车头，也使河南人缺少了对外骄傲的资本。
而郑州的张金柱事件，反而无端的成为外省人攻击我们吏治腐败的口实，当“张金柱”成为中国黑警官的代名词时，我们忽然为我们创造这个名词而感到悲哀，因为我们不知道，这种为数不多的反面标签，正成为河南人为之在网上张口莫辩的尴尬之一。这需要多少个伟大的任长霞来抹平我们对外的印象？
号称“商都”的郑州，经商环境却不尽人意，甚至有点令人惊心。让我们看看郑州的纺织大世界的小业主曾经有怎样的遭遇吧。上世纪九十年代末，郑州纺织大世界曾试图托起郑州人纺织之都的梦想。然而，这个当时还偏远的、交通被一度的“挖沟”所困扰的纺织城，生意的萧条折磨着这里的小业主。而更加折磨他们的是，连连亏本的业主们还得照样交纳工商税收治安等各项税费，经营不善的业主们将铺面租出去，也未必够交纳各种政府费用。于是你看到了也许是中国最奇特的旺铺租赁方式，一张张无人经营的铺面的玻璃门上贴上类似的招租纸片：“免费租用，租户只用交纳工商税费即可。” 这一定是这些小业主心中流着血写出的广告。你可以看到他们合理的无奈和迷惘（因为如果不按期交纳税费，他们当初购买铺位的5-10万元本金就被抵扣了，而这些钱也许是他从亲朋好友那里筹措的），他们好象已经习惯了这种命运。
作为一个省城，政府的行为准则必起到上行下效的结果。城市的文明和软环境在目前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已成为一个城市形象的硬指标。郑州纺织大世界让我想起了和其对立的一种想法。那是我多年前采访深圳市工商部门的一个官员，这个官员对税务部门大加挞伐，他说：“税务部门不要杀鸡取卵，要培植税源！”而那个时候，深圳的税务部门的大厅里已挂上了“向纳税致敬”的横额。而郑州，“坚决打击偷税漏税”的这种有罪推定的宣传标语还在迎风飘扬。同样，在深圳的政府部门为某地人提出将在闹市设置“禁讨区”而作出“此提议没有法律依据，不予采纳时”，我们伟大的省会郑州却在表彰城市管理者将乞讨者“软性劝离”并大张旗鼓的要在闹市区设置“禁讨区”。当我们对文明社会还缺乏理解，对弱者还缺乏其码的关爱，当我们还停留在城市的“强势管理者”这个层面上时，我们已失掉了一个城市的当代品性。而衡量一个城市的文明程度，并非仅仅是高楼大厦。而郑州所缺乏的，恰恰是需要体现出他的城市文明。当一个城市的软环境无法提升时，任何的发展都是枉谈。这需要政府的觉悟，也同样需要市民的觉悟。郑州，恰恰是需要给整个河南城市作个榜样。当纽约市民为警察无权驱赶一个乞丐而感受文明的喜悦时，我们难道还能为在乞丐面前表现出来的那一丝可怜的优越和高贵而沾沾自喜吗？
一个没有悲悯感的城市，也一定是一个没有灵魂的城市。
（ 责任编辑：魏喆 ）
来源：[搜狐社区]
